宋代地痞無賴圖片素材

『壹』 什麼是地痞流氓

地痞多指舊時地方上的痞子、壞人。也指個人沒有文化，沒有素養的人是貶義詞。痞子思路簡單、目的直接。流氓

指不務正業、經常尋釁鬧事、文化素質較低的人，也指那些對他人不尊重、對他人有下流語言或動作或思想流氓的人。流氓是陰險的、手段多端的。

『貳』 想我大宋經濟文化多麼發達，宋朝有臉嗎

宋代有臉嗎？真宗怒曰：當然！想想大宋經濟文化有多發達

如今歷史影視劇常常披著歷史外衣，實際上是在兜售宮斗劇、言情劇。但是在我們「有悠久歷史」的國家裡，很多人喜歡歷史。有些影視劇中的面具都被摘掉了。作為中國歷史上「統一的朝代」的宋朝尤為特殊，從上到下都覺得它「軟」，尤其是在需要「硬」時，更是拿不住。

社會現在需要的不是宋朝，更需要的是漢唐精神的回歸。有了自信就有了兼容並包的胸懷，有了比別人強而不自戀，有了比別人弱而學習的勇氣！並非漫遊在「詩賦」的海洋里裝腔作勢式虛情假意。

『叄』 流氓與地痞的差別是什麼

新華字典對流氓和痞子的註解是這樣的，流氓：指無固定工作、經常尋釁鬧事的人。痞子：流里流氣的人；嚴格的說，痞子不應屬於流氓范疇之內，這是兩種從思想到行事截然不同的人，不可混為一談。

1、流氓

指不務正業、經常尋釁鬧事、文化素質較低的人，也指那些對他人不尊重、對他人有下流語言或動作或思想流氓的人。流氓是陰險的、手段多端的。

2、地痞

多指舊時地方上的痞子、壞人。也指個人沒有文化，沒有素養的人是貶義詞。痞子思路簡單、目的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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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地痞流氓的七大作惡手段

1、硬詐

所謂硬詐，就是沒有任何理由，我就仗著我是地痞流氓，你就得給我錢，不給我錢，我就搗亂，讓你生活工作天天不得安寧。

2、拆梢

北方話又叫敲竹杠。鎮江話叫釘釘子，杭州話比較有意思，叫刨黃瓜。以一些非法的舉動，恐嚇的手段，一般都是一些地痞流氓，滿身都是文身的，脖子上有金燦燦的狗鏈子的，手裡拿著砍刀的，橫行霸道敲詐勒索。

3、吃講茶

吃講茶現在已經變成了鄉村自治的一種形式，在蘇州地區很流行。在古代，則是地痞流氓之間發生矛盾的一種調處的手段。地痞流氓之間也有地盤和利益之爭，一旦發生矛盾無法解決，就相約到茶館喝茶講理判斷是非曲直，一旦無法解決還是要動槍動棒。

4、擺丹老

地痞流氓強行向別人借錢，你是不給也得給，不給就搗亂就砍人。當然，借錢也是個好聽的理由，事實上，這些錢當然是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

5、收水打單

收水其實就是按年結算收取保護費。打單就是地痞流氓選擇商店、居民或富家，以紅紙寫一封信，上面寫上借條，向你借銀兩若干，限於三日之內送至某處的字樣。若不給或報警，那就要使用齷齪手段去害人。

6、索陋規

基本上也屬於收保護費。往往是在春節等節日，在一些娛樂場所，收取賞金，不給那就要砸場子。

7、好買賣

這個是涉及色情及人的隱私的事情。一般是地痞流氓暗中觀察監視，反響哪家有婦女出軌或者和別人有私情，就告訴婦女的丈夫，並強制要求僱傭自己去現場捉姦。一旦事情辦成，那麼就要大筆金銀伺候，否則不僅要大打出手，事主本人還要身敗名裂。

『肆』 誰知道水滸傳的主要故事情節（詳細）以及人物個性

明代長篇小說。關於它的作者，明人記載不一。郎瑛《七修類稿》中說：「《三國》、《宋江》二書，乃杭人羅本貫中所編。予意舊必有本，故曰編。《宋江》又曰錢塘施耐庵的本。」高儒《百川書志》載：「《忠義水滸傳》一百卷。錢塘施耐庵的本，羅貫中編次。」李贄《忠義水滸傳敘》中提到作者時，說是「施、羅二公」。此外，田汝成《西湖游覽志餘》和王圻《稗史匯編》都記羅貫中作。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則說是「武林施某所編」,「世傳施號耐庵」。綜上所說,明人大致有三種說法：施耐庵作、羅貫中作和施、羅合作。現在學術界大都認為施耐庵作。施耐庵生平不詳,一般認為是元末明初人。吳梅《顧曲麈談》記施耐庵即元末劇作家施惠,不甚可靠。自20世紀20年代以來,江蘇興化地區陸續發現了一些有關施耐庵的材料,如《施氏族譜》、《施氏長門譜》和《興化縣續志》所載的《施耐庵墓誌》和《施耐庵傳》等。但這些材料相互矛盾處不少，且有明顯不可信處，因此對於這些材料的真偽問題，學術界意見頗不一致，多數研究者持懷疑態度，尚待進一步研究。施耐庵畫像

《水滸傳》的成書 《水滸傳》的成書，取材於北宋末年宋江起義的故事。據《東都事略·侯蒙傳》:「江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京東官軍數萬無敢抗者。」又據《宋史·徽宗本紀》:「淮南盜宋江等犯淮陽軍,遣將討捕，又犯京東、河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張叔夜招降之。」《宋史·張叔夜傳》：「宋江起河朔，轉略十郡，官軍莫敢嬰其鋒。聲言將至,叔夜使間者覘所向,賊徑趨海瀕，劫鉅舟十餘,載擄獲。於是募死士得千人,設伏近城，而出輕兵距海誘之戰，先匿壯卒海旁，伺兵合，舉火焚其舟,賊聞之皆無鬥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賊,江乃降。」此外,李□的《十朝綱要》,宋代陳均《九朝編年備要》和徐夢莘的《三朝北盟會編》，也都有類似的記載。還有的記載說宋江投降後曾參加過征方臘之役。從這些記載里，可以知道這支起義軍，人數不多（但也決不止36人），戰鬥力很強，在群眾中甚有影響，曾經給宋王朝造成一定的威脅。宋江等起義的年代大約在宣和元年(1119)至宣和三年(1121)，前後三年多。

宋代說書伎藝興盛，在民間流傳的宋江等36人故事，很快就被說書人采來作為創作話本的素材,南宋羅燁《醉翁談錄》記有小說篇目《青面獸》、《花和尚》和《武行者》，這當是說的楊志、魯智深、武松的故事，此外，《石頭孫立》一篇可能也是水滸故事。這是有關《水滸傳》話本的最早記載。南宋末有龔開的《宋江三十六人贊並序》，序里說：「宋江事見於街談巷語。」並說在龔開之前有畫院待詔李嵩，曾畫過宋江等人像。但龔開的贊並未說故事內容。現在看到的最早寫水滸故事的作品，是《大宋宣和遺事》（見《宣和遺事》），它或出於元人，或為宋人舊本而元時又有增益。有的研究者認為它是說書藝人的底本。它所記水滸故事梗概，從楊志賣刀殺人起，經智取生辰綱、宋江殺惜、九天玄女授天書,直到受招安平方臘止,順序和現在的《水滸傳》基本一致。這時的水滸故事已由許多分散獨立的單篇，發展為系統連貫的整體。元代雜劇盛行，有大量的水滸戲出現，元雜劇和《大宋宣和遺事》所記水滸的人物姓名大致相同，但聚義地點不同,雜劇說的是梁山泊,《遺事》說的是太行山;雜劇中已有「一百八個頭領」之語,《遺事》只提到了36將的綽號姓名；《遺事》中寫李逵位列第14，燕青位列第28，雜劇中李逵是第13頭領，燕青是第15頭領。凡此種種，可見在《水滸傳》成書以前，水滸故事在流傳中內容細節上頗有異同。這或者同在不同地區流傳也有關系。施耐庵正是把這些在不同地區流傳的故事，匯集起來，經過選擇、加工、再創作，才寫成這部優秀的古典名著《水滸傳》。

《水滸傳》的思想內容 《水滸傳》以它傑出的藝術描寫手段，揭示了中國封建社會中農民起義的發生、發展和失敗過程的一些本質方面。《水滸傳》的社會意義首先在於深刻揭露了封建社會的黑暗和腐朽，及統治階級的罪惡，說明造成農民起義的根本原因是「官逼民反」。作品開頭寫了一個一向被人厭棄的破落戶子弟高俅,靠踢球被端王看中,後來這位端王作了皇帝（徽宗），高俅一直被提拔到殿帥府太尉，而這位皇帝也不過是個專會串瓦走舍的浮浪紈□兒。他的親信大臣還有蔡京、童貫和楊戩等，他們構成了一個最高統治集團，蔡、高等人以他們的親屬門客為黨羽心腹，如梁世傑、蔡九知府、慕容知府、高廉、賀太守之流，在他們的下面，則是一些貪官污吏、土豪惡霸，從上到下，狼狽為□，殘害忠良，欺壓良善，對人民進行殘酷的剝削和壓迫，形成了一個統治網。《水滸傳》在揭露這些貪官污吏、土豪惡霸如何欺壓人民的罪行時，首先敘述了高俅迫害王進的故事，因為王進的父親早年比武時，一棒打翻了高俅，高俅任殿帥府太尉後,到任的第一天就官報私仇,無端責罰王進，害得王進連夜奉母逃走。作者還寫了高俅為了讓兒子霸佔林沖的妻子，千方百計謀害林沖。高俅作為那個統治集團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他身上體現了兇殘、陰險的權□特點，也體現了封建統治階級的丑惡和腐朽的本質。此外，《水滸傳》中還寫了地主惡霸的種種作惡行為，如鄭屠霸佔金翠蓮，西門慶害死武大，毛太公勾結官府構陷獵戶解珍、解寶。

總之，《水滸傳》描寫了封建統治階級中自上到下的對人民的壓迫者。而受壓迫的人中還有正直的上層人物，如柴進、楊志等。有壓迫就有反抗，《水滸傳》寫林沖被逼上樑山就具有典型意義，說明了「亂由上作」的道理。《水滸傳》寫晁蓋等劫取北京留守梁世傑的不義之財，也具有典型意義，它表現了人民對貪官污吏剝削行為的反抗和打擊。由這種反抗，也使晁蓋等人走上造反的道路。「智取生辰綱」中白勝唱的一首山歌：「赤日炎炎似火燒，野田禾稻半枯焦，農夫心內似湯煮，公子王孫把扇搖。」更是唱出了歷代被壓迫人民的不平，反映了階級之間的尖銳矛盾。

《水滸傳》寫英雄們走上反抗的道路，各有不同的原因和不同的情況，但是在逼上樑山這一點上，許多人是共同的。如阮氏三雄的造反是由於生活不下去，他們不滿官府的剝削，積極參加劫取「生辰綱」的行動，從而上了梁山。解珍、解寶是由於受地主的掠奪和迫害起而反抗的。魯智深是個軍官,他嫉惡如仇,好打不平，因此造成和官府的矛盾，結果被逼上山落草。武松出身城市貧民，為打不平和報殺兄之仇，屢遭陷害，終於造反，勇猛地向統治階級進行沖擊。他是從血的教訓中覺醒過來的。林沖原是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是個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家庭出身和官場生活，養成了他奉公守法，安分守己的性格，但他畢竟也被逼上樑山，這說明在階級矛盾十分尖銳復雜，政治極端黑暗的情況下，統治階級內部必然發生分化，其中的一些人因受到當權派的排擠打擊，起而反抗，也會投身於農民起義的洪流。怒殺西門慶 選自明代崇禎袁無涯刻本《水滸全傳》插圖吳用智取生辰綱 選自明代崇禎刻本《英雄譜》插圖

《水滸傳》反映農民起義發生發展的規律，是循序漸進，步步深入，而終於全面展開的。英雄們的起義行動，是由小到大，由個人反抗，到集體行動，由無組織到有組織，由小山頭到大山頭，最後匯成一股浩浩盪盪的起義巨流。魯智深、武松等人的斗爭活動，開始多半是出於被迫，或是抱打不平，或是出於個人報復性的反抗，後來上了二龍山落草，接著又參加梁山起義。「智取生辰綱」最初就是有組織的反抗行動，但晁蓋等上樑山後，就更大規模地反抗政府了。起義的武裝，也是由小股發展到大股，最後都匯合到聲勢浩大的梁山泊。

《水滸傳》作者施耐庵對於這些英雄人物，予以充分的肯定和熱情的謳歌，歌頌了這些人物的反抗精神、正義行動，也歌頌了他們超群的武藝和高尚的品格。一些出身下層的英雄人物，如李逵、三阮、武松、石秀等，對統治階級的剝削壓迫感受最深，因此當他們一旦造反後,他們的反抗性也最強,什麼統治階級的法度條例，對他們毫無約束，象李逵連皇帝也不放在眼裡。他們為了起義的正義事業，赴湯蹈火在所不辭，作者對這些英雄人物的贊揚，完全是出自內心的熱愛。作品歌頌這樣一批被統治階級視為所謂「殺人放火」的強盜、朝廷的叛逆，一些所謂「不赦」的罪人，把他們寫得如此光輝動人，可敬可愛，這顯示了作者的膽識和正義感情。與此相反，作者對於統治階級的人物，則將他們寫得丑惡不堪，和梁山英雄形成鮮明的對比。從而啟發人們去愛什麼人，恨什麼人。金聖嘆評論《水滸傳》「無美不歸綠林，無惡不歸朝廷。」不管金聖嘆主觀動機如何，這句話卻確實說明了施耐庵的思想傾向和《水滸傳》的深刻社會意義。

中國歷史上發生過無數次的農民起義，中國的農民富有武裝斗爭的傳統和經驗，但用文學形式來歌頌農民戰爭,並且真實生動地作全面的藝術再現的,只有《水滸傳》。《水滸傳》在記敘歌頌起義軍的武裝斗爭時，還比較重視戰爭經驗的總結，起義軍戰勝敵人，不僅憑勇敢,還靠智慧。《水滸傳》中這方面的事例很多,「三打祝家莊」是一個較為突出的例子，毛澤東曾經贊揚「三打祝家莊」是合乎辯證法的最好的事例。梁山起義軍在這次戰役中能夠重視調查研究,對敵分化瓦解,並採取打入內部里應外合的辦法，終於取得了戰爭的勝利。《水滸傳》中有關戰爭的描寫，可與《三國志演義》相媲美。清代劉鑾的《五石瓠》里說：明末農民起義軍的張獻忠「日使人說《三國》、《水滸》諸書，凡埋伏攻襲皆效之」。

《水滸傳》中所描寫的起義軍的政治主張，雖然說得不十分明確,卻可以看到他們有著「八方共域,異姓一家」,不管什麼出身「都一般兒哥弟稱呼,不分貴賤」的理想。聯繫到他們「殺富濟貧」的行動，表現了人民反對封建經濟的貧富懸殊和政治上的等級貴賤之分，反對封建社會的階級剝削和政治壓迫，這是對封建地主階級統治思想的宣戰，反映了廣大受壓迫人民的願望。

《水滸傳》中用以組織群眾和團結群眾的思想基礎是「忠義」。這里所說的義，它在某種程度上注入了被壓迫階級的思想感情和道德觀念，這一點，有些地主階級的知識分子是有所覺察的。明人郎瑛就說過：「逆料當時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江必有之。」這實際上是說《水滸傳》所說的義不完全同於歷來統治階級所說的義。在中國封建社會里，下層人民也常講義，他們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免受暴力的欺凌，自然產生一種團結禦侮的願望，這種願望，在為生活所迫、流落他鄉異地的一些遊民身上，反映得尤為強烈，他們最講朋友之間的義氣。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進而至於「濟困扶危」、「殺富濟貧」，都是「義」的表現。因此，《水滸傳》中所寫的義，在特定的環境中,具有反封建反壓迫的性質,而不同於儒家的綱常倫理中的「義」。但是「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所以《水滸傳》里的「義」，還不能取代舊的倫常觀念的地位和作用。《水滸傳》里的「忠」,有忠於梁山事業的內容,但它又有忠君思想，在許多場合里，「忠孝」這種封建倫理大節被放在首位，而把「義」置於次要地位，這就是江湖義氣沒有突破封建道德的表現，梁山泊一些斗爭性最強、革命最堅決的人物，最終也不免在講義氣的情況下跟著宋江接受招安,義氣服從了忠君,就是《水滸傳》所寫的「義」本身存在嚴重缺陷的證明。

《水滸傳》作者歌頌梁山義軍，卻又反對方臘起義，實際說明他同情、歌頌的是一種不徹底的農民起義，也就是不去推翻封建王朝的起義，不「僭號稱王」的起義。所以，《水滸傳》中出現了「替天行道」的口號。「替天行道」固然有其反抗的意義，但是由於遵奉天命，這就不能突破君主觀念，因為在封建社會里，正是統治階級借天命來欺騙人民,所謂「奉天承運」,「天命所歸」，歷來帝王正是借天命來統治萬民的。《水滸傳》中「替天行道」的意義,說的是朝廷無道時,由這些好漢來「替天行道」,而朝廷昏暗的原因,則是「□臣蒙蔽了聖聰」，因而他們造反便是只反貪官，不反皇帝，所以最終又不得不歸服天子腳下，而「替天行道」的大旗，也終於換成「順天」、「保國」了。這也是《水滸》英雄們最終走上悲劇結局的原因之一。

在《水滸傳》的描寫中，可以看出作為梁山泊領袖的宋江，他的思想和行動，關系著整個梁山事業的興衰和存亡。宋江出身於小地主家庭,「自幼曾攻經史」,養成「忠孝」觀念，後來在縣里作了押司,「刀筆精通,吏道純熟」,對於衙門里公事和官府的應酬,十分熟悉。他雖為官府中人,卻又喜歡結交江湖上好漢,對下層人民也富有同情心，「濟人貧苦,□人之急，扶人之困」,在江湖上享有「及時雨」的美名。這樣的一種特殊經歷，形成了他思想性格的兩面性,一方面他要作個忠臣孝子;另一方面，在同江湖人士的接觸中，使他較多地了解下層人民的苦難和願望，又成為仗義扶危、同情勞動人民對官府的反抗行為的人物。總之，宋江在上樑山之前，他對人民的造反，只是抱著同情態度，或在某種情況下在行動上作一點有限的支持。從他思想上說，他是不願投身到造反行列里去，他後來上樑山是由多種原因造成的。他是一個廣有謀略的人物,決不甘心長久屈居下僚,他原本希望靠著他的才能將來能夠「為國立功」，作出一番事業來。「博得個封妻蔭子」，以圖日後「名垂青史」。而當時朝政黑暗，□臣當道，一些才能之士無法施展自己的抱負。恰在這時宋江又犯了殺人罪,流配到江州,又因醉後題了反詩，被江州知府拿住，問成死罪，靠了梁山好漢的搭救，才得保全性命，只有在這時，宋江才上了梁山。

宋江有組織才能，善於團結人，再加上他在江湖上的聲譽，前後有大批好漢隨他上山,壯大了山寨力量,給山寨事業帶來了一番興旺發達的氣象。梁山起義軍在他的領導和指揮之下，接連打了許多勝仗，給予一些貪官污吏以嚴重的打擊和懲罰,並且震動了朝廷,這些勝利都是和宋江的功勞分不開的。但由於他忠孝觀念根深柢固，雖造了反而這種觀念並未改變，這就伏下了他日後接受招安的契機。他上了梁山後口口聲聲說皇帝是「至聖至明」,只是「□臣當道,讒佞專權。」他反復申言：「小可宋江怎敢背負朝廷」，「只被濫官污吏逼得如此」。因此他是「權借水泊棲身」，「專等朝廷招安」。他在與官軍對陣中，總是想到如何為日後的招安預留地步。這樣，梁山起義軍的力量越強大,梁山的事業越興旺,也就越為宋江的受招安積累資本。他終於在兩贏童貫、三敗高俅，打得朝廷軍隊大敗虧輸之後，光榮體面地受了招安，而把梁山起義事業斷送。宋江投降之後，又奉朝廷之命去鎮壓方臘起義軍,正如魯迅說的:「替國家打別的強盜——不『替天行道』的強盜去了。」這是對《水滸》的最尖銳的批評，也揭示了作者思想的嚴重局限。火燒草料場 選自明代崇禎袁無涯刻本《水滸全傳》插圖

《水滸傳》全書可分前後兩大部分，前半寫各路英雄紛紛上樑山大聚義，打官軍，受招安。後半有五個部分組成，即征遼、平田虎、平王慶、平方臘及結局。其中田虎、王慶兩部分是後來加的，今所見較早的百回本，征遼之後緊接平方臘。但有的研究者認為，征遼也可能是插增的，因為第一，征遼的事不同於受招安和平方臘，歷史上無跡可尋。其次，和平田虎、王慶一樣，征遼中梁山一百單八人無一死亡。這個看法尚有爭論。從思想內容來說，《水滸傳》前半是寫人民反官府，是反映階級矛盾的,後半則是寫忠臣反□臣,是反映統治階級內部的忠□矛盾。作者寫了宋江的受招安，固然是表現出嚴重的思想局限,但也反映了民族愛國思想,魯迅說：「其中招安之說,乃是宋末到元初的思想,因為當時社會擾亂，官兵壓制平民，民之和平者忍受之，不和平者便分離而為盜……但一到外寇進來,官兵又不能抵抗的時候,人民因為仇視外族，便想用較勝於官兵的盜來抵抗他。」這話是有根據的，水滸故事流傳的時間正是民族矛盾尖銳的時代,《水滸傳》的後半部分寫宋江等人受招安,和這一背景不無關系。而征遼部分的出現，則是這一思想的繼續和發展。至於忠臣反□臣，也是和這一思想有關的。在小說結尾寫「史官有唐律二首哀輓」宋江等梁山人物，其中說：「不須出處求真跡，卻喜忠良作話頭。」《水滸傳》的作者是把宋江作為忠臣來描寫的。第85回遼國歐陽侍郎招降宋江，吳用向宋江獻策：要富貴，投降遼國；要忠義,報效宋朝。宋江說：「吾輩當盡忠報國,死而後已。」這里的「盡忠報國」實際上就是具體歷史條件下的民族立場。

宋江投降之後，「水滸」英雄始終受□臣排擠、打擊和陷害,最後宋江等被□臣害死。這樣的悲劇結局,對於揭露統治者的罪惡,和作者對受招安者的鑒戒來說,也是有其積極意義的。

總之，《水滸傳》通過藝術形象表現的「官逼民反」的現象，深刻地反映了歷史的真實本質，它所表現的梁山泊英雄轟轟烈烈的大起義，有力地沖擊封建地主階級的統治，在文學史上是罕見的。它描寫的梁山義軍受招安後盡管講忠義，打外敵，平內亂，還是不見容於當權執政者，還是落得悲慘的結局，也深刻地傳達了一種歷史教訓。

《水滸傳》的藝術特色 《水滸傳》作者以其高度的藝術表現力，生動豐富的文學語言，敘述了許多引人入勝的故事，塑造了眾多可愛的個性鮮明的英雄形象。

《水滸傳》繼承與發展了中國古代小說與講史話本的傳統特色。故事極富傳奇性,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起伏跌宕,變化莫測。每一故事的高潮,都緊扣讀者的心弦。如「拳打鎮關西」、「智取生辰綱」、「宋江殺惜」、「武松打虎」、「血濺鴛鴦樓」、「江州劫法場」、「三打祝家莊」等等,數百年來一直膾炙人口。但《水滸傳》並不是單純為了追求故事情節的離奇而迎合群眾的，而是緊緊圍繞著「官逼民反」這一思想，把故事情節和人物性格融合在一起。武松、林沖、盧俊義三人都武藝高強，是梁山第一等好漢，三人都受過官府的陷害，被充過軍，而武松和林沖、盧俊義的表現卻大不相同。林沖、盧俊義在充軍的路上受差人任意擺布，忍氣吞聲，有時還向差人乞憐哀告。兩人又都是受騙被捆在樹上低頭受死。武松則相反，第一次充軍孟州，一路上反而是兩個差人服侍他。二次充軍恩州，押解他的兩個差人被人收買，再加蔣門神的兩個徒弟，合謀在半路上害死他，四個帶刀的兇手，對付他一個帶枷的犯人，反被他輕而易舉地給收拾了。他還不解恨,一口氣奔回孟州,殺了張都監、張團練和蔣門神等，才算出了一口惡氣。林沖、盧俊義不是武藝不精，原因在於,他們一個是北京首富,一個是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都是有身分有地位的人，各有家室，不幸遭受冤枉,只希望服刑期滿,重振家聲。兩人又是懂法度的人，又存有幻想，在公人面前是懷怒未發，忍一口氣。而武松，無家室之累，久走江湖，養成強悍的性格，無所顧忌，也就無所畏懼，加上他受欺被誣,不斷被人暗算,所以報復心強，手段也狠。林沖、盧俊義和武松,表現截然不同,但他們二人也有些不同，林沖的反抗性還較盧俊義為強。

又如魯智深、武松、李逵三人，他們都是性情剛直，好打不平，不畏強暴，不避危難；但他們又各有其特點，魯智深是軍官出身，閱歷較深，富有正義感，痛惡社會的不平，他雖然性格急躁，行動莽撞，但在斗爭中有時又很細心機智。拳打鎮關西，沒想到三拳把他打死了，他立刻想到要為此吃官司坐牢，自己單身一人無人送飯，於是假裝氣忿，「指著鄭屠屍道：『你詐死，灑家和你慢慢理會。』一頭罵，一頭大踏步去了。」這樣便脫身而去了。在大相國寺菜園子里，幾個潑皮要算計他，故意跪在糞窖邊不起來，引起他的疑心，走到跟前沒等潑皮上身，一腳一個把兩個為頭的踢到糞坑裡去了。這些都說明他是個粗中有細的人。武松性情剛強，好打那些不明道理的人，死也不怕。在行動上有時表現得粗魯蠻橫，象是有意的尋釁生事，如快活林對蔣門神；有時是裝出假象迷惑與麻痹對手，如十字坡對孫二娘。他為了替兄報仇,考慮得極為周密,從調查情況入手,到殺嫂逼取口供,殺西門慶，自首縣衙，一步步按著他的安排都作到了。這又說明他很有心計。而李逵則和兩人大不相同，憨直、剛強、粗心、大膽，極忠於梁山事業，反抗性最強，打起仗來，赤膊上陣，勇猛無比。他是個真正的粗人，一味蠻干，不計後果，又有幾分天真，好管閑事，又常常惹出事端，在江州因奪魚和張順撕打，被張順騙到水裡，淹得他兩眼發白；去薊州搬取公孫勝，路上偷吃酒肉，受到戴宗的懲治；斧劈羅真人,被真人罰到薊州大牢里受苦；打死殷天錫,連累柴進坐牢，差點送了性命。作者對這個人物的性格特點把握得十分准確和細致。《水滸傳》對這些英雄人物個性特點的描繪，真正作到毫發不失，這就更加強了這些形象的動人力量。武松醉打蔣門神 選自明代萬曆容與堂刻本《忠義水滸傳》插圖

《水滸傳》的語言是以口語為基礎，經過加工提煉而創造的文學語言。其語言特色是明快、洗煉、准確、生動。無論是作者的描述語言,還是作品人物的語言,許多地方都維妙維肖，有濃厚的生活氣息。寫景、狀物、敘事、表情,極為靈動傳神。《水滸傳》敘事,善於白描，簡潔明快，沒有滯拙的敘事和冗長繁瑣的景物描寫。偶有寫景文字,又極精彩。如武松不聽酒家勸告,乘著酒興單身上山，看了廟門上的告示,才知真的有虎,他稍為猶豫了一下，還是硬著頭皮上了崗子。這里作者只用了兩句話襯托此時的氣氛和心情：「回頭看那日色時，漸漸地墜下去了」,武松「踉踉蹌蹌直奔過亂樹林來」,既寫出了老虎活動的時間，又寫出了老虎出沒的環境。兩句話就把一種恐怖悲涼的氣氛和心情和盤托出，讓人感到此時此地不知什麼時候會突然跳出一隻活老虎來。《水滸傳》的敘事，要言不繁，恰到好處,而又繪聲繪色,鮮明生動。「武松打虎」是歷來傳誦的好文章，寫得極為傳神，寫人虎相搏，寫老虎一撲、一掀、一剪三般拿人的本事，和聲震山崗的吼聲，一隻活生生的真老虎就躍然紙上。幾經搏鬥，老虎威風漸減，最後如何被武松按住，如何掙扎，如何被武松打死，寫得活靈活現，十分逼真。通過這些描寫也就更好地突出了武松的英雄形象。

《水滸傳》人物語言的性格化，達到了很高的水平，通過人物的語言不僅表現了人物的性格特點，而且對其出身、地位以及所受文化教養而形成的思想習慣有時也能准確地表現出來，所謂「人有其性情。……人有其聲口。」如李逵第一次見宋江，就問戴宗：「哥哥，這黑漢子是誰？」戴宗責備他粗魯，他不服，等戴宗向他介紹了情況，他還說：「莫不是山東及時雨黑宋江！」他心裡怎麼想，口裡就怎麼說，他是個粗人，見人不懂得什麼客套和應酬之事，不受禮節的約束，他剛上樑山便大發狂言：「便造反怕怎地,晁蓋哥哥便作大宋皇帝,宋江哥哥便作小宋皇帝……殺去東京，奪了鳥位。」象大宋皇帝、小宋皇帝等話，只有李逵才說得出，是極富個性化的語言。其他如阮小七的心直性急，吳用的足智多謀，宋江的謙虛下人，通過他們的對話，無不令人如聞其聲，如見其人。魯迅曾經指出：「《水滸》和《紅樓夢》的有些地方，是能使讀者由說話看出人來的。」

《水滸傳》的版本 《水滸傳》的版本比較復雜，大致可分簡本繁本兩個系統。簡本文字簡略，細節描寫少。繁本描繪細致生動，文學性較強。就內容來說，簡本包括大聚義、受招安、征遼、平田虎、平王慶、平方臘直至宋江被害。繁本無平田虎和平王慶故事。簡本和繁本的先後問題，歷來意見不同，或認為簡本在先，或認為繁本在先，而簡本是由繁本刪節而成，迄無定論。

現知和現存《水滸傳》較早刻本都系明刊本。正德、嘉靖間人李開先《詞謔》記有20冊本的《水滸傳》，有的研究者認為「二十冊」即「二十卷」。一般認為，嘉靖時郭勛刊刻的武定板《水滸傳》比較接近於原本，但郭勛原刊本已無存，有的研究者認為今殘存 5回的嘉靖刊本《忠義水滸傳》即郭本，並且由此認為郭本是20卷本。明嘉靖年間高儒《百川書志》所錄《忠義水滸傳》為100卷，今天所能見的比較早而又比較完整的100回本是天都外臣序本，序文撰於萬曆己丑(1589)。天都外臣序本從郭本出，不過分卷不同，郭本是20卷100回,天都外臣序本是100卷100回。這個本子於排座次之後緊接受招安、征遼、平方臘，而無平田虎、王慶故事。萬曆年間又出現了楊定見的120回本，主要是根據100回本，又插增平田虎、平王慶的故事（文字和繁本不同，或是吸收簡本而加以潤色）。明末金聖嘆(見金人瑞)刪去了排座次以後的部分,添了個盧俊義的噩夢作為結尾,夢中一百單八人全部被殺。又把原來的第一回改為楔子，作成70回本。這個本子，入清以來最為流行。今存較早的簡本有明刊《新刊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慶忠義水滸全傳》和明刊《忠義水滸志傳評林》，惟都為殘本。清刊本10卷 115回《忠義水滸傳》是今存比較齊全的簡本。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陸續整理出版過 70回本及120回本、100回本等繁本，並影印過100回本，及排印過幾種繁本。還影印過簡本《水滸志傳評林》。

《水滸傳》

中國明代長篇小說。又題為《忠義水滸傳》，通行本簡稱《水滸》。一般認為是施耐庵著。

《水滸傳》是民間無名作者同文人作家集體創作的成果，其成書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流傳演變過程。《水滸傳》描寫的以宋江為首的農民起義發生在宋徽宗宣和年間(1119～1126)，因聲勢極盛，便在民間產生許多奇聞異說，流傳中不斷得到無名作者的加工增飾。施耐庵就是在長期民間傳說、民間說話藝術和元雜劇水滸戲的基礎上加工寫定成書的。

『伍』 宋朝為什麼民間地痞流氓肆意橫行能誕生出高衙內、西門慶、殷天錫、牛二、鎮關西這種人物

宋代社會風氣追求簡約，到處歌舞昇平，從上到下崇尚雅趣，刑罰不那麼苛刻嚴酷，所以混混橫行天下。

『陸』 宋朝或唐朝斷案有名的官員（除狄仁傑和宋慈外）的介紹。

包拯（公元999－公元1062年），字希仁，廬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出身於官僚家庭。生於北宋咸平二年(999年)。天聖朝進士。累遷監察御史，建議練兵選將、充實邊備。奉使契丹還，歷任三司戶部判官，京東、陝西、河北路轉運使。入朝擔任三司戶部副使，請求朝廷准許解鹽通商買賣。改知諫院，多次論劾權幸大臣。授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移知瀛、揚諸州，再召入朝，歷權知開封府、權御史中丞、三司使等職。嘉裕六年（1061年），任樞密副使。後卒於位，謚號「孝肅」。包拯做官以斷獄英明剛直而著稱於世。知廬州時，執法不避親黨。在開封時，開官府正門，使訟者得以直至堂前自訴曲直，杜絕奸吏。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為之斂手，京師有「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之語。後世則把他當作清官的化身——包青天。

生平事跡
包拯，生於北宋咸平二年(999年)。（在《鍘包勉》和《包公賠情》等 戲曲里，說包拯從小受父母遺棄，由包拯大嫂帶養成人，這不符合歷史實際。事實上，包拯的幼少年時代，深受父母寵愛和教養。）
官場生涯
包拯長大後，也極為孝順父母。與包拯同時代的歐陽修，曾經彈 劾包拯「素少學問」。這里的「學問」，主要不是指讀書和文化水平，而是指不懂人情世故。歐陽修其實不是貶低包拯，而是認為包拯「少有孝行，聞於鄉里；晚有直節，著在朝廷」，應該給他以 更合適、恰當的官職。 包拯的青少年時代，也曾刻苦讀書，所以在他二十九歲時，終於考中了進士甲科。按照宋朝規定，考取進士之後，便可以做官。包拯被派到建昌縣(今江西永修)任職。但包拯認為父母親年事已高，應該盡孝奉養雙親，因而請求回到安徽，在和州(今安徽和縣)做官。但是，父母親希望兒子在自己身邊，包拯便決定辭職回家，在家孝敬父母多年，直到雙親去世，包拯守喪期滿，仍不想離開故土。當時，這種封建孝道，受到家鄉人的稱道。近年，安徽合肥發現了一塊包拯為父親包令儀立的神道碑。碑上陰刻篆書「宋故贈刑部侍郎包公神道碑」十二字。這既是包拯留下的珍貴文物，又是他力盡孝道的見證。
由於家鄉父老的勸告，包拯才離開家鄉，離開父母靈地，到天長縣(今安徽天長)任知縣。這時，包拯已是四十歲左右的中年人。康定元年(1040年)，包拯又出知端州(今廣東肇慶)。端州出產一種有名的硯台，叫端硯。端硯每年要向朝廷進貢。由於當地官吏和豪紳等層層加碼剋扣，端硯的產量雖多，卻變成了百姓的沉重負擔。包拯下令豪強官吏，不得貪污，只能按規定數量，向朝廷進貢。而他自己，直到離開端州，也不曾想要一方端硯。
或許由於包拯這種鐵面無私的性格，被大臣們賞識，所以朝廷於慶歷三年(1043年)將包拯調到首都開封。這是自從進京考試之後，包拯第二次來到京城。包拯被任命為監察御史。當時，監察御史雖然沒有多大實權，但對包拯來講，卻十分重要。這是因為，從此包拯可以直接參與朝政，並且可以對於朝廷各個方面，尤其是用人等方面，提出看法和建議。實際上，包拯在任監察御史期間，確實對北宋的內政外交，提出過許多批評和改進辦法，並且還曾出使契丹(遼國)，出色地完成了任務。
慶歷六年(1046年)夏，包拯調任為三司戶部判官。當時的三司是中央財政機構，戶部掌管全國戶口、兩稅等，戶部判官協助三司使的工作。不久，包拯先後擔任京東、陝西、河北轉運使，轉運使負責一路（相當於省）的財政、監察等行政事務。在地方，包拯十分重視體察民情，要求朝廷讓百姓休養生息而安居樂業．兩年之後，包拯被召回開封，提升為戶部副使。在此期間，他曾前往河北解決軍糧問題，又曾到陝西解決運城(今屬山西)鹽業問題。在河北，他奏請用作養馬的田地，還給地方和農民。在運城，他改革鹽稅法令，以便利於商販經營鹽業。
出色的工作，利國利民的成效，使包拯在皇祜二年(1050年)被擢升為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天章閣是存放朝廷圖書文獻的地方，待制之銜，有名而無權。包拯又叫包待制，不過是對他的尊稱。然而，知諫院即兼任諫官之職，卻十分重要。諫官的任務是向皇帝進諫朝政的弊端，它可以涉及朝政的所有方面．在包拯兼任諫官期間，不但對橫行不法的權臣屢次抨擊，而且對時政的許多方面，提出了革新建議。可惜的是，兩年之後，包拯改命為龍圖閣直學士，這也是個虛銜(從此人們又稱他為包龍圖)，並且又一次離開京城，到河北、廬州、池州(今安徽貴池)，江寧(今江蘇江寧)等地任地方官。直到至和三年(1056年)才回到京城，任開封府尹。嘉祜四年(1059年)，包拯以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等官職，上升為當時重臣。第二年升任三司使和樞密副使，相當於副宰相之職。但是，年過六旬的包拯，這時已經夕陽西下。嘉祜七年(1062年)五月二十五日，包拯病死在開封。仁宗皇帝到包拯家中向包拯最後一別，追認他為禮部尚書，賜謚「孝肅」，所以包拯死後又叫包孝肅。 他晚年在家裡立了一塊石碑，上刻《戒廉家訓》道："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贓者……非吾子若孫也。"他的事跡長期流傳民間，過去小說、戲曲多取為題材。元雜劇已有《陳州糶米》等作品。以後流傳日廣，形成豐富的傳說。遺著有《包孝肅奏議》。
主張改革
包拯所處的仁宗時代，已經不象宋初那樣生氣勃勃，冗官、冗兵和冗費成為當時的三大災害，老百姓的負擔加重，各地出現了士兵暴動和農民起義。面對這樣的形勢，包拯從憂國憂民出發，主張對時政進行整頓和改革。應當說，包拯的改革主張，其目的是為了鞏固宋朝的封建專制統治，但從客觀效果上看，卻有利於當時的下層人民．包拯之所以為天下百姓所愛戴，原因就在這里。
北宋龐大的官僚機構，冗官成災，包拯認為必須加以整頓和革新。他不但主張用人要用忠直的君子，不能用姦邪的小人，而且建議提拔「奮不顧身，孜孜於國」的素有才能，公直廉明之人」。他不但七次彈劾「苛政暴斂」的轉運使王逵，而且不畏風險，力主將皇帝的親戚，「凡庸之人」張堯佐免去要職。在包拯看來，「在政府無所建明」的平庸之輩，不論其官職有多大，都必須下台。他曾建議改革選人、用人制度。他主張官員年到七十歲必須離職。他揭露不願離職的官僚，是不知廉駐，「貪冒相尚，但顧子孫之計」。他主張不能任意封官許願，即使是恩賜即由父親的功勞而錄用的子孫，也要通過考試。這些，都是為了解決冗官問題。包拯其實並不反對范仲淹主持的慶歷新政。新政失敗，許多官員受到處分，包拯全力為這些敢作敢為的官員嗚不平，主張起用他們。
在經濟方面，包拯一方面主張壓縮開支，另一方面又主張不能苛剝平民。當時有一種政策，由政府向城鎮百姓強行購買國家需要的物資，價格比市場價格低。這就成了剝削民眾的一種手段。包拯堅決反對這種害民政策。他列舉陝西強購軍用物資的危害，「前後人戶破藹家產不少」，因而要求廢除這種辦法。包拯建議，國家急需物資應該「置場收買」，以公平的價格，自由收購。這一建議，無論對減輕百姓負擔，還是對商品流通和商品生產，都是有利的。前面提到的運城解鹽問題，也是由於包拯極力支持改革，使解鹽的生產與銷售，由原來官方壟斷，改革為允許商人買賣。這一改革，不僅解除了百姓為政府搬運官鹽之苦，而且同樣有利於食鹽的流通．沈括稱贊這種「通商法」，「行之幾十年，至今以為利，」此外，包拯還曾主張方田均稅，即丈量地主豪強的土地，防止他們漏稅逃役。他還曾鼓勵民間采礦煉鐵等等。可見，包拯的經濟思想和經濟改革，目的在於「寬國利民」。
在宋朝的國防和對外政策方面，包拯同樣主張民富國強，改善邊防措施，維護國家的獨立和尊嚴。他在出使遼國時，遼國刁難他，他義正詞嚴地據理力爭，不卑不亢。回國後，他立即將在遼國的所見所聞，報告朝廷。他說，遼國在山西北部集結兵馬，聚集糧草，其意圖不可不防。他建議，一定要加強山西宋遼邊境的 代州(代縣)、應州(應縣)、雁門關一帶的戰備，以前，遼國蠶食 邊境領土，是由於邊防之臣膽小怕事，不敢對抗，如今應該下令邊臣，讓其嚴加防守，不能丟失一寸土地．另外，原來這里的守將，在軍事上是外行，現在必須派懂得軍事的人去領導指揮。朝廷採納了包拯的意見，加強河北，山西的防衛．更重要的是，包拯對宋代的冗兵之害，提出了裁減「老病冗弱」的主張，以利於訓練及加強戰鬥力。同時，他還提出加強邊境民間義勇的訓練。宋朝將士經常調動，以防武將專權，但造成了兵不知將，將不知兵弊病。包拯認為要改變這種政策，使將官有職有權，不要輕易調動。可貴的是，包拯建議加強國防與軍事力量，以不增加百姓 負擔為前提。當時中原地區，尤其是河北、山西的農民，苦於運送軍糧，包拯曾提出，在豐收之年，可以購買當地農民糧食，儲備起來，作今後軍糧，減少運輸困難。 包拯之主張改革朝政以利國利民，是有其思想基礎的。他始終認為，普通百姓是國家的根本，只有老百姓日子好過了，不受 貪官酷吏欺壓了，國家才能富強和太平無事。如果過分榨取，使天下蒼生處於水深火熱之中，那麼，不但國家不能富強，而且會造成官逼民反，動搖封建統治．他之所以主張改革，成為我國歷史上著名的「清官」，其思想淵源就在於此．盡管包拯的出發點和動機，是為了宋朝天下的長治久安，而不是全然為了天下百姓，但比起對被剝削者盡情欺壓的「貪官」來，無論對社會，還是對人民，總要好得多．那種認為清官比貪官更狡猾，對老百姓更有害的觀點，顯然是錯誤的。
剛正不阿
一個人的功過歷史，要用自己的行動來譜寫。一旦自己的行為被實踐證明對社會、對人民有功有利，那麼，人民終究會給他以恰當的評價．這評價，恐怕不會以一些暫時的貶斥而消失。名垂青史的包青天為人民所歌頌與懷念，正是由於包拯一生的實踐，有利於社會與人民。這實踐，不僅是由於他為當時的人民做了好事，而且也由於他個人的道德品質，確實有不少同時代人，甚至後來人難以企及之處。
首先，他為人剛直，既不兩面三刀，更不會搞陰謀．他從不趨炎附勢，看顏色行事，更不說大話，假話。即使是在皇帝面前， 他也是直言不諱，不怕冒犯皇帝．為了立太子的事，包拯曾冒死 直諫，公開對皇帝說，我已經老了，而且沒有兒子，如果認為我說得不對，也不要緊，反正不是為了自己想陞官發財．幸而宋仁宗倒也過得去，沒有處理包拯，反而說，可以慢慢商量。包拯又說，宮內的親信宦官，權力太大，待遇太多，應該精簡人員和開支．這當然要得罪皇帝的親信左右，招來不測之禍。還好，皇帝說，「忠鯁之言，固苦口而逆耳，整有所益也，設或無益，亦無所害又何必拒而責之。」包拯總算碰上了一位比較開明的宋仁宗。 否則，早巳人頭落地了。這種剛正不阿的大無畏氣概，使當時的 老百姓和一些有正義感的臣僚，對包拯都很欽佩。歐陽修就欽佩 包拯「天姿峭直」。是的，忠直的包拯，有時甚至不顧有關規定和 禮節，當面斥問宰相或其他大臣．弄得大臣們下不來台。歐陽修不贊成包拯這種作法，認為包拯剛直有餘，「思慮不熟」。其實，因循守舊、無所視事的宋仁宗時代，倒是十分需要象包拯這樣的人。這對於糾正時弊，總有好處。至於方式方法，是次要的了。可惜宋仁宗終究認為包拯不夠理想，沒有提拔他當參知政事(即副宰相)的要職。 包拯剛直，卻並不主觀武斷．他既善於調查研究，又樂於聽取別人的意見．他的臉上很少有笑容，但當別人指出他的錯誤時，卻能虛心接受。所以司馬光稱道他「剛而不復，此人所難也」。
其次，他大公無私，不謀私利。他一生儉朴，即使是當了官，有了地位，衣食住行及生活習慣，也和普通老百姓差不多。包拯 曾經寫過一則家訓，刻在家中壁上．家訓的全文是：「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贓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歿之後不得葬於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也就是說，包拯嚴厲要求後代不貪不好，不要欺負百姓，如果有人不如此做，那麼，就不是包家子孫，死了之後也不得葬在包家祖墳。這一著名的家訓，體現了包拯不謀一家一族之利的高尚情操。 這種情操，並不是包拯故意做出來，以示自己清高，而是他一生的行動准則．早在廬州家鄉做官時，包拯就以無私而遠近聞名．包拯作了父母官，他的親戚鄉里都很高興，認為從此有了靠山．然而，鐵面無私的包拯秉公辦事，即使是自己的親戚犯了法，他也是執法如山．這樣，包青天的名聲大震，包拯死後，其威名傳播四方，有一個官員，是少數民族，歸顧了宋朝。這個官員對宋神宗說，他聽說包拯是忠臣，我沒有別的要求，請准許我改姓包．宋神宗同意了，將他改姓名為包順，傳說邊境士兵搶了一位婦女。那位婦女急了，說自己是包拯的孫女。那婦女病了，有一個巫女聽說之後，裝模作樣地折騰一番，便大罵是誰欺侮了我的孫女，並且要限十天之內將那婦女放了。人們認為那巫女真的是包拯的化身，叩頭跪拜之後，立即將那婦女放了。
維護法制
在小說、戲曲中，黑包公是法律與正義的典型形象。這是由歷史上的包拯演化、創作出來的藝術形象。不過，歷史上的包拯 確實愛民如子，不畏權貴，執法嚴明，因而博得當時和後代人民 的頌揚，把他作為受苦受難的救世主。包拯嚴明法紀，當然是為了統治階級的根本利益，維持封建秩序。他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群眾的領袖，反抗封建統治的先鋒。但是，在封建社會里，統治階級中有遠見的官僚士大夫，都能認識到，對於人民群眾，應該愛護，不要對他們橫征暴虐，更不能不依王法辦事，對百姓任意欺壓。否則，其結果必然反過來動搖甚至摧毀封建王朝的統治，因而從根本上來說，暴政顯然不如仁政．包拯就是這樣的人．他 之所以為人們千古傳頌，也由於他的法律思想和執法行動，符合人民群眾的要求與願望．比起貪贓枉法來，兩袖清風，依法辦事 總要好一些，對廣大人民有利些。
盡管宋初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制度，但是，一個被欺壓的普通百姓，要想告狀還是難於上青天。不但手續很多，而且根本見不到官員的面．這樣，官吏豪強狼狽為奸，既可以敲詐勒索，又可以將法律作兒戲。
包拯在開封府任職時，作出了新的規定：大開正門，凡是告狀的，都可以進去直接見官，直接面陳案情，任何人不得阻攔刁難．不要以為這是一件小事．無論從有助於百姓申冤上講，還是從有助於審理案件上講，這是一項十分重要的改革。這改革，在我國法律史上，既有一定地位和作用，又有進步意義。 包拯辦案，有兩個特點，一是不怕權勢，二是為民申冤。兩者結合起來，便是包公。 不怕權勢，敢於頂風辦事，在宋代不是容易的事。那錯綜復雜的關系，早巳用一根既得利益即特權的繩索，把官僚、貴族、豪紳、惡霸們聯系在一起。要沖破這個已經編織好的、保護地主貴族利益的網路，談何容易。但是，包拯迎難而上，以不怕身敗名裂的勇氣，使得「貴戚宦官為之斂手，聞者皆憚之」。 這里舉一個突出的例子。
開封城裡有一條惠民河，河的兩岸，既有平民住著，也有達官貴人的住宅。包拯任開封府尹時，天下大雨，河水泛濫，淹沒街道，使許多平民無家可歸．是什麼原因造成了泛濫成災呢？包拯經過調查，了解到河塞不通，不能排水的原因，在於大官僚和貴族們在河上築起了堤壩，將壩內的水面據為已有，種花養魚，並且同自己的住宅連在了一塊，成了水上花園．因此，要為民造福，要疏通惠民河，只有將這些堤壩挖掉，挖掉堤壩，沖走水上花園，貴族們能答應嗎?包拯畫了地圖，拿 了有關證據，下令將所有堤壩與花園拆毀。有人自恃權大位顯，告到宋仁宗那裡。包拯拿出證據，證明他們非法建造水上花園。這樣，惠民河疏通了。宋仁宗也只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不能為皇親貴戚們說話了。 包拯不畏權勢，反對以權代法，客觀上維護了人民的利益．也還有另一種情況，那就是社會上的一批無賴，偷盜者，這些人雖無權勢，卻同樣危害人民。包拯對他們也毫不留情。
有一次，開封的一條小街上發生火災。有些無賴竟然戲弄起包拯來。他們追到包拯面前，問包拯：救火是到甜水巷取水，還是到苦水巷取水？包拯一看是些地痞流氓，現在要來破壞救火工作，下令把他們統統殺了。
早在天長縣時，包拯就處理過一件偷牛案．有一個無賴，將農家的牛舌割掉了．農民告到官府，包拯對那農民說，你回家把牛宰殺吃了。那農民真的回家把牛殺了。宋代法律規定，擅殺耕牛是犯法的。因此，那個無賴到縣里，控告那農民殺牛。包拯大怒，立即審問那無賴，你為什麼把人家的牛舌割了。無賴只得招供，並且暗自吃驚：你包拯怎麼會知道是我作案的?其實，包 拯是依推理法作出的判斷：既然有人要害別人，那麼別人犯法，那人一定要乘機告狀，所以包拯叫農人乾脆把牛殺了，以引誘割牛舌者來告狀。
打擊權貴與罪犯，維護平民利益，直接替民做主，減輕農民負擔。包拯任監察御史時，曾出現過一件怪事；轉運使王逵，向皇帝告狀，告的是陳州(今屬河南省)地方官任中師苛剝農民，多收錢糧。在當時人心目中，任中師廉潔，王逵貪卑，這是否是惡人先告狀？所以要派人去調查。許多人都畏懼王逵的權勢，不願前往。包拯為弄清真相，為民除害，毅然來到陳州，經過調查，並且掌握了證據，包拯回到首都，向皇帝報告，向農民任意搜括，引起農民不滿與無法生活的，正是王逵。包拯要求將王逵撤職，將多收錢糧還給農民。戲曲《陳州放糧》，就是依據包拯這一事跡，加以渲染、虛構而成的。 包拯辦案，不徇私，不舞弊，所以當時的天下百姓，男女老少都知道包公。首都的群眾更把包公傳為救世主。他們說：「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關節就是打通關節，如果你找不到打通關節的路，也不要著急，因為有包拯替我們做主。 不過，包拯是人而不是神。盡管他辦案注重調查研究，重證據，但他也有失誤的時候。在開封府時，有一個囚犯買通了執法吏人。吏人欺騙了包拯，讓囚犯從輕發落了。這說明包拯也可能犯錯誤，並且勇於改正錯誤。
歷史上的包拯，不愧為值得肯定與歌頌的政治家、改革家與律專家。他為民請命的一生，將永遠使人懷念。

『柒』 《水滸傳》中的牛二隻是個潑皮無賴而已，為何開封府都奈何不了他

牛二在水滸傳只是個潑皮無賴，說開封府都搞不定他，個人覺得是開玩笑的，因為宋朝雖然是重文輕武，但是你一個沒有背景的小嘍啰，敢跟官方叫板，那簡直就是欠收拾了，所以這里只是作者誇張的寫法而已，真實情況是開封府要收拾他，那是分分鍾鍾的事情了。

最後牛二當街去敲詐勒索，那絕對是挑釁政府，挑釁開封府，還有我們要搞清楚一點，牛二是沒有背景的，也沒有後台的，他敢這樣囂張，要知道高俅的手下都不敢隨便在開封府管轄范圍當街就調戲良家婦女。所以說開封府搞不定牛二簡直就是笑話了。

宋代開封社會的治安是相當不錯的，這一點從宋徽宗和李師師的故事就能夠看出來了，宋徽宗是中國古代最風流的皇帝之一，也是經常出入青樓妓院的皇帝之一，你想想，一個皇帝敢在晚上的時候跑到青樓去玩耍，開封的治安得多好。

『捌』 一代梟雄劉邦，就是一個地痞流氓。他做過哪些無賴的事

劉邦作為一代梟雄，其實也是一個地痞流氓，他在早年的時候，經常去蹭人家的狗肉吃，後來就交了一個狗肉朋友。在呂雉的父親舉辦宴會的時候，劉邦也去蹭吃蹭喝，還謊報禮錢，最後還因此抱得美人歸，娶了呂後。

當時劉邦雖然身上一點錢都沒有，但是他去了之後，直接讓傳話的人說他「賀錢萬」，然後就大搖大擺的坐在堂上，當時呂雉的父親看到劉邦以後，覺得他氣宇軒昂，而且還讓縣令做媒人把自己的女兒嫁給了劉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