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進化論到底是什麼
達爾文的進化論已經創立140餘年了，在其誕生之初，是作為一種假說被提出來的。除達爾文本人從對一些植物，動物形態的觀察得出的推論外，並沒有什麼化石證據。達爾文在《物種起源》書中論及化石時，標題為「不完美的地質記錄」。他承認在當時的化石研究中並未有證據顯示有物種間過渡類型的存在，並指出這可能是最易於檢驗而又具有殺傷力的反進化論的理由。他看到了進化論的先天缺陷，並希望後人能予以驗證。但是時至今日，進化論已成為一個公理；一個信仰；甚至一個宗教。不能討論，更不能批判，只能無條件接受，否則就將招致無情的圍剿，甚至被貼上「偽科學」，「反科學」的標簽而斷送自己的研究前程。在當今任何一本生物學雜志上，已經找不到任何質疑進化論的論文了。SCOTT和COLE在八十年代初，檢索了當時的4000多種學術刊物，未發現任何一篇反進化論的論文，在68種與生物起源有關的學術期刊中，也未發現任何一篇是質疑進化論的。GEORGE W. GILCHRIST在1997年調查了世界上最大的五種期刊數據索引，也未發現反進化論或非進化論的論文。進化論者自豪地宣稱，進化論對神創論已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似乎進化論的合理性及不言自明性又得到了一次證明。
事實真的如此嗎？進化論已是絕對的真理了嗎？其實不然，SCOTT和COLE的工作還發現，在1985年提交的135000篇論文中，確有18篇論文是反進化論的和非進化論的。而這18篇論文無一例外地遭到拒絕發表。進化論並非無懈可擊，而是它的維護者不允許任何針對它的挑戰。這更加給人一種印象：進化論並非確立於自身學說的科學性和完美程度，而是確立於眾多崇拜者的信仰。進化論並非KARL POPPER意義上的「經驗科學」(EMPIRICAL SCIENCE)，而是一個假說，信仰和並不完美的證據的雜合體。
事實上，我們今天科學研究所發現的東西，已經足以讓人們重新考慮進化論的正確性了。但這些事實要麼被迴避，要麼被抹殺，人們在思維定式的驅使下，自覺或不自覺地成為盛行理論的衛道士，而喪失了獨立思考的能力。這是不符合理性的科學精神的。一個真正的科學家，應正視舊理論的缺陷及其面臨的挑戰，並勇於擺脫束縛。只有這樣，科學才能向前發展，人類才能向前推動。
達爾文在《物種起源》中，曾這樣說明進化論的先驅、法國傑出的博物學家拉馬克〔拉馬克（1744—1829）〕法國生物學家，現代進化論的奠基人之一。主要著作有《法國植物志》《動物哲學》。對進化論的貢獻，「他的功績是偉大的，他第一個使人認識到這樣一個假定的可能性：有機界和無機界的一切變異是根據自然界的規律而不是由於神的干涉而發生的」。我們又看到，列寧在總結達爾文進化論的意義時說：「達爾文的著作最後把上帝從自然界趕走了，生物科學便站立起來了。」這些論述首先表明了進化論在打擊神學中的作用。
西方社會，從文藝復興開始，自然科學受到哥白尼「日心說」的鼓舞，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到18世紀，天文學、數學、物理學、力學已經從神學統治中解放出來，但是生物學仍然禁錮在神學之中。神學世界觀在生物學中具體表現為物種特創論和物種不變論。這兩種觀點主張：上帝是創造主，一切生物均為上帝所創造，地球上的各種生物從造物主那裡獲得永恆不變的構造與功能，包括生活習性。顯然，所謂物種特創論與物種不變論實質上就是搬到自然科學中的基督聖經。當時的生物科學只能是對聖經的注釋，是「神學的婢女」。在這樣一種不容置疑的社會思潮當中，進化思想是怎樣占據了拉馬克和達爾文等一批科學家頭腦的呢？我們知道，從18世紀末開始，不僅有拉馬克和達爾文，而且有一批自然科學家樹立了進化論的思想。他們當中的傑出代表有：法國科學家布封，法國動物學家聖提雷爾〔聖提雷爾（1772—1844）〕法國動物解剖學家、胚胎學家，現代進化論的先驅者之一。曾任巴黎歷史博物館脊椎動物學教授。主要著作有《解剖學的哲學》。，英國博物學家兼詩人伊拉茲馬斯·達爾文（達爾文的祖父），英國自然科學家華萊士，德國植物學家卡爾·尼古拉·弗臘斯（18101875），俄國動物學家路里耶（18141858）等。推動這么多自然科學家掙斷神學束縛的力量來自何處？
看一下進化思想在他們頭腦中萌發的經過，我們便可以清楚了。例如，達爾文的祖父，伊拉茲馬斯·達爾文曾這樣談道：「動物的變形，如由蝌蚪到蛙的變化，……人工造成的變化，如人工培育的馬、狗、羊的新品種，……氣候與季節條件造成的改變，……一切溫血動物結構的基本一致，……使我們不能不斷定它們都是從一種同樣的生命纖維產生出來的」。這表明，物種在人工培育條件下和在不同外界環境作用下所發生的改變這些自然界的事實啟發他產生了物種變化的思想。再拿德國的卡爾·弗臘斯來說，馬克思譽他為「達爾文以前的達爾文主義者」，他於1847年發表了《各個時代的氣候和植物界二者的歷史》一書。書中他利用古希臘作家對植物的形態、生態的描述，與他30年代在波斯、埃及等地的實地考察情況對比，得出結論說：「對植物物種不變的信念，也已為我們所動搖，我們甚至指出，這是自然造成的」。不難理解，正是與自然事實的直接接觸導致他摒棄物種不變和物種特創的神學觀點。
我們知道，在進化論的先驅者中，拉馬克和達爾文曾直接受過神學教育，並可能以神職為終身職業。拉馬克的雙親希望他成為一個牧師，因此讓他在中學時代入教會學校受了幾年神學熏陶。達爾文在劍橋大學神學院畢業，並獲得了學位和當牧師的資格。然而，又恰恰是他們兩人給物種神創論與不變論以沉重的打擊。神學觀念的灌輸並沒有擋住進化論思想在他們頭腦中的萌芽，其根本原因也正是由於觀察大自然得來的事實。拉馬克曾用一句話概括了這一問題，他說：「觀察的材料已經明顯地證明了種的不變理論的荒謬。」至於達爾文，大自然對他的啟示作用就更加明顯了，我們不妨多說幾句。1935年，厄瓜多政府在距其海岸1000公里的加拉帕戈斯群島上設立了達爾文紀念碑，紀念達爾文考察這一群島一百周年，碑文寫著：「查理士·達爾文於1835年在加拉帕戈斯群島登陸。他在研究當地動植物分布時，初次考慮到生物進化問題，從此開始了這個懸而未決的論題的思想革命。」達爾文在他當時的考察日記中是這樣寫的：該群島「四周都是新的鳥類、新的爬行類、新的軟體動物、新的昆蟲、新的植物……。為什麼這些島嶼上的土著生物，無論在種類上或者在數目上都和大陸上的生物有不同的比例的聯系，並且互相以不同的方式起作用呢？為什麼它們也按照美洲的生物組織形式被創造出來呢？」「在地質史的近代時期裡面，這里還是一片空虛無物的茫茫大洋。因此，無論從空間上或者從時間上看來，我們好像都會得出一個略為接近於那個巨大的事實的見解來，這就是一切秘密當中的秘密：地球上的新的生物第一次出現的問題」。達爾文認為，他的全部思想起源於加拉帕戈斯群島。對整個貝格爾號艦上的考察生活，他是這樣回憶的，「貝格爾旅行是我平生最重要的一件事，它決定了我今後的整個事業」。這里有一段插曲很能說明自然事實對達爾文的啟迪。在貝格爾號旅行前，達爾文十分欽佩的劍橋大學植物學教授漢斯羅建議達爾文把地質學家賴爾〔賴爾（1797—1875）〕又譯為「萊伊爾」，英國地質學家，地質學的奠基人。主張地質漸變論，其主要著作《地質學原理》標志著經典地質學的成熟。的《地質學原理》一書帶在身邊，說：「你這次旅行必須將賴爾的新著作帶在身邊，隨時翻閱它，因為它十分有趣，但是你除了它所記載的事實以外，千萬不可注意它，因為它的理論都是荒唐到極點的。」原來，賴爾在書中闡述了地球地層是緩慢變化的，而地表環境的變化使生物也逐漸發生變化。賴爾的理論是對當時占統治地位的「災變說」的批判，而漢斯羅是相信「災變說」的。達爾文在途中仔細閱讀了這部著作。在旅途開始時，他相信「生物是根據上帝的計劃而創造出來的」——在旅途中，他曾這樣回答軍官們向他提出的這類問題。但是，當他剛剛考察了第一個地點——維德角群島的聖特雅哥島，發現地層越深，生物化石的結構越簡單；地層越淺，生物化石越復雜，生物的演變不是記錄在地層的發展史中嗎？在事實面前，達爾文不能不為賴爾的理論所征服。因此，他寫道：「這次調查使我相信賴爾的觀點遠遠勝過了我所知道的其他任何著作中提倡的觀點。」
綜上可見，觀察、搜集、分析大自然的事實，這是進化論思想萌芽的一個首要的因素。同時，我們知道，也正是這些客觀事實，給一代又一代的自然科學家以堅定的信念，使他們不顧宗教勢力的迫害和社會愚昧勢力的歧視、打擊，承先啟後、不斷地提出生物進化的觀點。同樣，正是依靠了大量的事實，進化論才贏得了成功。正如大家今天都清楚看到的，不管人們對進化原因如何解釋，不管進化論可能怎樣改變自身的形式，自然界中生物進化的事實總是抹殺不了的。
理論的升華
人類的理智從來不滿足於「知其然」，總要弄明白「其所以然」，所以任何科學理論不可能停留在對經驗事實的描述，必須對事實何以如此發生給予合理的解釋。實際上，早於達爾文很多年，人們發現生物演變的事實，就提出了生物進化的思想，恩格斯指出：「卡弗·沃爾弗〔卡弗·沃爾弗（1733—1794）〕德國胚胎學家。他詳細觀察雞的胚胎發育，證明雞的血管是逐漸形成的，為生物體各種器官的「漸成論」提供了有利的證據。主要著作是1759年發表的《發生論》。在1759年對物種不變進行了第一次攻擊，並且宣布了種源說。但在他那裡不過是天才的預見的東西，到了奧肯〔奧肯（1779—1851）〕德國自然哲學家。認為人是整個宇宙的縮影，是自然界發展的頂峰，精神規律與自然規律有相同之處。、拉馬克、貝爾〔貝爾（1792—1876）〕又譯為馮·貝爾，德裔俄國生物學家、人類學家和地理學家，比較胚胎學的創始人。最大貢獻是1827年發現了哺乳動物的卵。主要著作《動物發生史——觀察與思考》，指出所有脊椎動物的胚胎都有一定程度的相似，關系越近，相似程度越大。在發育過程中，門的特徵最先出現，然後是綱、目、科、屬、種的特徵。這一點後來在胚胎學上被稱為「貝爾法則」。那裡才具有了確定的形式，而在整整一百年之後，即1859年，才被達爾文勝利地完成了。」那麼，為什麼進化論到達爾文手裡才初告大成？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提供了一個比較合理的解釋，從理論上正確地闡明了生物進化的機理。
物種是演變的，這是事實，可演變的原因是什麼？物種為什麼會變異？為什麼物種竟然呈現出一種由簡單到復雜、由低級到高級的進化呢？在達爾文之前，已有一些進化論者試圖解答這個問題，但他們的解答或偏離事實，或過於牽強附會。達爾文總結、揚棄了前人的學說，並注意從其他學科的學術思想中吸取養料，經過多年辛勤的探索和緊張的思考，提出了自然選擇學說，以此來解釋生物進化的事實。自然選擇說主要包括以下三個和諧統一的內容：
（1）生存斗爭的理論。生殖過剩與生存條件的有限這一矛盾是地球上的物種被淘汰的外在原因之一。
（2）遺傳性發生變異的理論。雖然變異的機制並不清楚，但普遍發生變異的事實不容否認，達爾文以此說明物種演變的內在原因。
（3）適者生存的理論。生存條件一直在變化，如果物種的變異適合於變化的環境，那麼就在生存斗爭中取得勝利而發展；如果物種的變異不適宜於它當時生存的條件，那麼就趨於衰減或滅亡。
這樣，達爾文基於自然界本身的事實和矛盾，為我們大致描繪了生物進化的機制，各種關鍵的問題在他這里都有了比較合理的、有事實佐證的回答。新的物種怎麼出現的呢？因為舊的物種會變異。很多物種為什麼滅絕了？因為它們承受不住生存斗爭的壓力。為什麼現存生物與環境的關系是那麼和諧呢？因為無數變異之中的某些變異恰好符合環境的選擇。至於為什麼低等類型的生物到處存在，達爾文寫道：「這是不難理解的，因為自然選擇即最適者生存，不一定包含進步性的發展——自然選擇只利用有利於處在復雜生活關系中的生物的那些變異。」
這里，需要著重指出的是：達爾文在論證觀點時，巧妙運用事實的能力是很值得我們借鑒的。他沒有像拉馬克那樣，把自己的學說大量建立在猜測之上。這樣說是否意味著達爾文用事實解答了一切問題？不是。他巧妙運用事實的能力在於：一方面，當他並不能提供事實何以如此發生的機制時，他便聲明，目前的科學尚不能解開事實之謎；同時，他動用各方面的大量材料來證明這是事實。這樣，雖沒有解釋「所以然」，但使大家還是容易相信他所說的是符合事實的。例如，關於變異的機制和遺傳的機理，達爾文都無法給予合理的解釋，他承認：「我們對於變異規律深深地無知。我們能提出這部分或那部分為什麼發生變異的任何原因的，在一百個例子中還不到一個。」關於遺傳，他說：「遺傳的法則是不可思議的，這是未來科學的事情。」自己無法回答的，就不輕易猜測和下結論，以避免讓無把握的猜測降低理論的可靠性。但變異和遺傳的事實是客觀存在、抹殺不了的，於是達爾文就將豐富的材料擺在讀者面前，這就使人讀來不能不信，而把對原因的探討寄希望於未來的科學。另一方面，當他解釋事實發生的原因，說明自己的理論時，盡量搜集各方面、各種學科的研究成果來佐證自己的觀點，這樣做無疑增加了新理論的可信性。看一下他1859年發表的《物種起源》一書，其材料的豐富和翔實充滿字里行間，不難想見達爾文駕馭事實的功力深厚和用心良苦。
達爾文的科學氣質
達爾文回顧一生的道路時，曾談到兩種氣質對他的幫助。
首先是「保持思想自由」。1881年，他告訴人們，自己遵循這樣一條治學原則：「我曾堅定地努力保持我的思想的自由，以便一旦事實證明這些假說不符合事實時，就丟掉我無論多麼愛好的假設（而我不能反對每一問題成立一種假設），除此之外，我並沒有別的辦法。」考慮到當時宗教的社會習慣勢力和神學的影響，考慮到研究進化論這一問題本身的難度，我們可以體會「保持思想自由」對達爾文是特別有意義的。
「保持思想自由」在達爾文身上具體表現為富有懷疑精神和不自滿、不保守。
無須說，他的進化論是對當時宗教神學觀的叛逆，是大膽懷疑的產物。
他一生最感謝和尊重兩位導師，一個是漢斯羅，一個是賴爾。他懇切地接受導師的指導，但這並不妨礙他保持自己的風格，具有自己的思考。例如，漢斯羅認為纏繞植物的運動是由於它們本身具有一種盤旋生長的自然傾向，可是達爾文根據自己對花房中栽培的攀緣植物的觀察，提出：「卷須植物或攀緣植物的運動是一種對生活環境的適應，以獲取較大的陽光面和較多的空氣，利於生存和生長，不這樣的話，它們很難生活下去。」又例如，賴爾關於珊瑚礁的形成，曾提出一個火山口理論。人們相信賴爾，誰也不去懷疑。可是達爾文根據自己的觀察提出了疑問：「新的事實似乎不像賴爾所說的那樣。」他認為珊瑚礁的形成與火山沒有必然的聯系，它是珊瑚蟲長年累月築成的。
後來他自己成了權威，但這並沒有使他變得保守和謹小慎微起來，而是仍然富有懷疑和進取心。有一次，他讀著剛出版不久的《血族婚姻》一書，作者引用比利時一位學者發表在權威雜志《比利時皇家學會會報》上的一段實驗資料：用近親的兔子交配許多代，絲毫沒有發生有害的後果。人們對權威報刊上的文章，習慣於不去懷疑。但達爾文認為，這一實驗報告是站不住腳的，於是寫信給那家雜志，提出自己的見解，詢問實驗是否真實。果然，不久他得到回復，那個實驗報告是偽造的。
達爾文從來不以偉人自居，他知道虛懷若谷對科學的價值。因此，他不能接受任何吹捧自己、貶低旁人的做法，面對別人的這種行為，他會直言相告：「反對您加在我們那些偉人身上的巨大重要性；我慣常認為：第二、三、四流人物都極為重要，至少在科學家方面是這樣的。」
對自己的理論，他決不抱守一隅，而是不厭深思，反復琢磨。關於遺傳的機制，他曾提出「泛生論」的假說，認為從身體各部輸出一種名為「pangen」的粒子聚向生殖細胞，以此解釋身體的變化即獲得性狀向子代的遺傳。這一假說發表後，有些學者提出異議，達爾文很注意這些批評。例如對義大利植物學家菲得利克·德爾賓諾（18331905）的批評，他表示：「他反對這個假說，但批評得公正；我發現他的批評很有用處。」此後，他們經常通信，討論植物學問題。也正是在認真考慮批評意見的基礎上，達爾文在《物種起源》第六版中，刪去了有關泛生論假說的論述。從這個事實，我們可以略見他虛心、嚴謹的治學之風。當然，從他1842年整理出「物種起源草稿」，直到1859年才發表《物種起源》一書的事實，我們更能體會到他的「不厭深思」之「深」。
達爾文的第二個重要素質是他的觀察能力。這似乎是他惟一那麼自信的。他說：「我既沒有突出的理解能力，也沒有過人的機智，只是在覺察那稍縱即逝的事物並對其進行精細觀察的能力上，我可能在眾人之上。」這是沒有疑問的。從他發表的許多著作中對動植物生態習性的描寫，從他對物種與變種在形態與結構上微細差異的比較，我們不禁為他的觀察能力嘆服。當然，這一素質對達爾文的重要性也是不難理解的。對每一個博物學家和當時的進化論者來說，精細觀察是進入研究的一個首要的、也是起碼的條件。在達爾文，這真是個人能力與工作需要的巧妙適應。
達爾文還談到，一個科學家應有的另一重要素質，那就是興趣，一種探究自然奧秘的興趣。正是這種興趣，使童年與少年時代的達爾文熱衷於與哥哥去採集標本、旅行、打獵和研究化學。他對功課不感興趣，因而成績不好。他在自傳里說：「學校對於我的教育來說，是一個空洞的場所。」正是這種興趣，致使他在愛丁堡大學學醫時心不在焉，以後轉入劍橋神學系，一邊學神學，一邊卻跟著漢斯羅等生物學教授、地質學教授學習了許多地質學、植物學、動物學知識，並參加植物與地質考察隊進行學術探險。正是這種興趣，使他雖然在神學系畢業，但不願當神甫，而情願去參加艱苦的環球考察。也正是這種興趣，使他後半生雖疾病纏身，還是不懈地研究。興趣，給了科學巨匠源源不斷的動力，激發出忘我工作的熱情。
在自傳中，達爾文這樣總結自己為創立進化論奮斗的一生，「最重要的是，愛好科學——不厭深思——勤勉觀察和收集資料——相當的發明能力和常識」。達爾文的經驗之談，難道不值得我們深思嗎？
1858年7月1日，達爾文和華萊士在倫敦林耐學會上分別宣讀了他們的關於物種起源的論文，科學的進化論由此誕生。1859年達爾文發表了《物種起源》一書，成為進化論的創立者。進化論從根本上否定了「神創論」「物種不變論」的傳統觀念，在哲學、社會學、倫理學、經濟等領域產生了巨大影響。
本文比較詳細地介紹了達爾文進化論萌芽、產生、發展、確立的思想歷程，並從達爾文自身的科學氣質上揭示了他成功的奧秘，高度評價了達爾文及其《物種起源》一書在人類歷史上的傑出貢獻。閱讀時，可以將本文與《〈物種起源〉導言》相參照，加深對進化論思想的認識，對導言內容的理解。
Ⅱ 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是真理，人類或起源於哪裡
關於人類的起源其實有很多種說法，傳說中有著女媧造人，而科學的觀察其實是由猿猴所進化而來的，這其中最著名的也就是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了，一開始認為人類的原始祖宗時猴子，其實並不是，是猿猴。
最後發現其實人類的祖宗並非猴子，而是與猴子很相似的猿猴，在當時的環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使得猿猴的基因為了適應新的環境而產生了進化，而這進化是一個非常漫長的過程，還要將進化的基因在種族中保留下來，這也正符合達爾文生物進化論的最重要的觀點，生物的進化並非自身所決定而是由環境所決定；簡單地來理解呢，就是任何生物想要在新環境中生存下去就必須適應和這個新的環境，會改變他們原本的生活方式基因等，最終進化。
Ⅲ 進化論是誰創立的
進化論是達爾文創立的。自從十九世紀法國生物學家拉馬克最初提出「用進廢退論」（Theory
of
Use
and
Disuse）以後，英國的達爾文和美國的華來士，都相繼在此基礎上，同時提出「物種進化理論」。由於達爾文的設想要多得多，後人都稱進化論為「達爾文主義」。當時達爾文從表面上觀察，認為整體生物界都在進行「弱肉強食的生存競爭」。而斗爭的結果是「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所以「優勝劣敗」，「物競天擇」。於是達爾文竟進一步設想出一種理論︰他提出由於生存競爭之需要，適者生存的結果，物種能進化而成更優勝的其他的物種；認為生命之起源是來自不斷的進化。自然選擇是指生物把優良的變異保存下來，而把不良的變異剔除。那些擁有優良變異的生物可以存活下來（即適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fittest），並且繁殖後代，這就是達爾文解釋進化論的理據。
Ⅳ 西方進化論是在哪一時期產生並發展起來的
「進化論」鼻祖達爾文(Charles Darwin)，1809年2月12日出生於英國施魯斯伯里鎮，富裕的醫生家庭。1882年4月19日達溫宅逝世，死後安葬於牛頓與約翰•赫歇爾的墓旁，英國倫敦的西敏寺，威斯敏斯特大教堂。
1831年達爾文剛剛從劍橋大學神學院畢業的一位虔誠基督徒，正好費茨羅伊船長需要一名男子做伴。在導師J.S.亨斯羅（J.S.Henslow）推薦下，26歲的達爾文紳士以「伴隨」身份參加同年12月份英國海軍南美航行的帆船 「小獵犬號」在船長的餐桌旁歷時5年的環球航行。有機會得著收集生物標本為目的，開始了他夢寐以求的、無報酬的業余博物愛好者航海探險，後來還榮幸地當選為英國皇家學會會員。條件使達爾文十分清楚，成名成家就在眼前。加上如赫胥黎等一幫同樣想標新立異、一舉成名的朋友們的大力支持。當時又處於歐洲宗教界呼聲四起的黑暗教皇時期；《聖經》但以理書12章7節：……「要到一載、二載、半載，打破聖民權力的時候，這一切事就都應驗了。」這3年半即1260日，指中世紀公元538年到1798年的1260年黑暗的教皇權統治時期的預言；腐敗、專制的天主教集權制度下；法國南部開始運作審判所，僅在1823年到1846年之間,教皇各州的200,000人就被判處了死刑、終身監禁、流放或者刑苦役，還有另外150萬人受到監視審查。在這一班披著宗教外衣的政治皇權野心家的執掌下，上帝《聖經》中真正的「愛」、「善」在人們的眼中完全被抹黑了。1520年12月初，德國基督徒馬丁·路德等宗教改革領袖經歷千辛萬苦終於將純正的基督信仰剛從腐敗、專制的天主教集權里拯救出來、基督聲譽尚在恢復、「根基」尚在搖動的時代里。已知當時是非多多的世界多個國家人們的憂患心態，許多國家出現了多神論、特別一直敬拜一神論「孔孟之道」的道德轄制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社會，已經到了門有門神、灶有灶神、水有水神、火有火神的迷信高峰。人們厭惡陳舊落後的封建迷信、道德的約束，正在尋找一種改變陳舊現狀的新理論、新道德。達爾文的學說正好迎合了當時這種政治需要，也可以說，這位以「生物學家」表像的政治家達爾文當時是做了一件很好的事。
又碰上當時大英帝國又正是經過產業革命之後的憲政「母國」，正處於膨脹階段。海盜活動隨著「合法化」私掠許可證的出現，作為國家工具來加強海軍，海上霸主英國，就是靠著一群海盜起家的。提到古代海盜，立即會想起當過英國皇家海軍總司令的「御用海盜」德雷克。有人曾露骨地說：全英國就是一大群海盜，伊麗莎白就是最大的海盜頭子。1588年消滅了西班牙的「無敵艦隊」，接著又打敗了「海上馬車夫」荷蘭，最終在18世紀後期的7年戰爭中打敗法國，而成為世界霸主，「日不落帝國」的臣民慣以「優勝者」的資態睥睨全球。在達爾文出版其《物種起源》之前，英國早就有人公然發表和達爾文的理論顯然同出一轍的「生存競爭，勝者統治」一類言論。許多渴求已久的「生存競爭，勝者統治」的斗爭哲學等待和引誘著達爾文「適者生存」的政治理論去迎合它。
更巧的是；從公元15世紀起英國的社會卻提倡民眾公開發表自己的言論，自然給達爾文為自己製造「英雄」創造了條件。因當時困惑於人的能力和上帝的權威之間的許多人，盡至神學人士、科學家、 哲學家，特別是政治家們,以極大的心理支持和理論左證。
卡爾•馬克思就親筆題字在他的第二版《資本論》上, 贈送給達爾文, 稱自己是達爾文的忠實仰慕者。
世界特出的政治家恩格斯就對達爾文的「進化論」推崇備至，尤為欣賞「人類起源於古猿」的假說，並對其作了幾點重要的補充。恩格斯說：「勞動創造了人」，還說「火的使用，使人最終脫離了動物界」。
已經50歲的查爾斯·羅伯特·達爾文將近20多年的查找，就在當時已發現的化石標本中找不到一具可視為過渡型的化石、無法證明自己的論文真實性的情況下。一個很講究證據的達爾文把《物種起源》壓縮成三分之一左右發表了。
真道基本被人抹黑的年代，人們無從得到生物的真起源。一個知道真起源的虔誠基督徒、英國皇家學會會員的皇冠隨手可得的達爾文，根據當時斗爭的需要，才會把人帶到離真知還有一半路的無動力的大沙漠、生物自己生出自己的──「自然選擇」不可知論來。因為是沙漠，只有看見腳印就是路，所以到今天自然選擇「進化論」還只是叫「科學」。
當時在影響力極大的恩格斯等政治家們推動下，「人類起源於古猿」的假說就成了定論，使人們以為我們的祖先千真萬確的是猿猴火速傳遍全球，當時誰曾理會它猴變狗變。
《達爾文進化論》76頁文章中，達爾文主義自己也承認：是「時代的必需」；隨著資本主義和殖民主義時代到來，「進化論」成為必需。對於信仰資本主義自由經濟的資本家來說，「自然淘汰」、「適者生存」、「生存競爭」無疑是新的武器，用來對抗主張弱者立場的社會主義者和不喜變化的保守主義者。達爾文「進化論」為資本主義社會的剝削和列強對殖民地的支配提供了正當化的理論支持。
一個包著政治斗爭哲學的「生物學」，就這樣迎合了許多渴求已久的人們走到了一起, 把達爾文推上了非常受人尊敬的「英雄」寶座。「進化論」 則不再需要邏輯上、生物學上、考古學上或任何其它學說的更令人信服的證據，成為不可質疑的公理了。這是歷史的事實，即使現今的達爾文主義領袖圈裡，真正的科學家們也是公認的。
2010年5月20日《參考消息》第7版轉載美國國立費米加速器實儉室的物理學家報告說：……同時還將預示著人類可能會對自身存在作出解釋。
真正的科學家誰曾理會過人類自身存在就是「猿猴」變的呢? 稍有頭腦的人，誰會說達爾文「進化論」就是「科學」呢?
《參考消息》2009年2月18日12版轉載【西班牙《世界報》2月10日】馬爾科姆•霍內斯的文章明白告訴人們：「達爾文很少寫科學論文，但《物種起源》卻值得當作文學作品來閱讀。」文章明確指出達爾文和林肯一樣都是劃時代的政治家，文章說：「達爾文閱讀了經濟學家托瑪斯•馬修斯關於人類為生存而搶奪資源的著作，兩年後便創立了『自然選擇』理論。」
顯然對真正的生物科學無疑是個巨大的打擊，對道德觀念、和平意識的神學思想自然就是個死對頭。因為它根本不是科學，完全地改變了生物科學的規范和方向，是當時資本主義和殖民主義時期斗爭形勢的需要。
可悲的是，因為當年被斗爭需要的政治界普遍普及的緣故，至今難免就有那麼多不知內務的達爾文捍衛們當「科學」與人力爭。
《達爾文進化論》文章明白地寫著：馬爾薩斯的理論給了達爾文他所需要的思路。真正的科學家是事實求是的，並已經公開明白地附有二人鬥打的「適者生存」圖解說明。尤如一個已剪平頭的小夥子，連褲衩都拉下讓你看了，你還要硬著嘴稱他是「小姑娘」，那麼還有什麼辦法能讓你才會明白呢? 難道這人真的分不清什麼叫「科學」 什麼叫「斗爭哲學」嗎? 現今的文學真的連「魔術」「科學」都不會分類嗎?
達爾文自傳中也直言不諱，1838年10月偶爾翻閱托瑪斯·羅伯特·馬爾薩斯殘忍的《人口論》著作（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理論的影響和啟迪了他的進化觀點……；
馬爾薩斯理論對「現代進化論」創始人達爾文和阿爾佛雷德•華萊士產生關鍵影響。達爾文在他的《物種起源》一書中說：「他的理論是馬爾薩斯理論在沒有人類智力干預的一個領域里的應用。達爾文終生都是馬爾薩斯的崇拜者。」稱他為「偉大的哲學家」。華萊士稱馬爾薩斯的著作是「……我所閱讀過的最重要的書」，並把他和達爾文通過學習馬爾薩斯理論，各自獨立地發展出「進化論」，稱做「最有趣的巧合」。
馬爾薩斯估計，人口在不受控制的情況下將快速增長。在他看來，控制人口的主要因素是戰爭、飢荒和疾病等災難。簡言之，根據這個殘暴的主張，為了一些人的生存，其它人就必須死亡。生存意味著「永遠的戰爭」。「進化論」學家們普遍認可馬爾薩斯無意中對「進化論」做出了許多貢獻。馬爾薩斯對於人口問題的思考是現代進化理論的基礎。馬爾薩斯強化了對為「有限增長」條件下「生存掙扎」的觀察。由於馬爾薩斯理論，達爾文認識到了生存競爭不僅發生在物種之間，而且也在同一物種內部進行。
達爾文受這些思想的影響，並提出強者與適者將在生存斗爭中獲勝。
《進化論》弱肉強食的故事，後封面露骨地提詞：《進化論：弱肉強食的故事》巧妙地將生物的斗爭法則與人類社會聯系了起來，它突破了進化科學的局限，將歷史學、人類學、考古學、社會學以及管理學等融入了其中。
《物種起源》封面明目張膽地宣稱：在社會競爭中思考「物競天擇，優勝劣汰」的生存法則。
達爾文創立了「生存競爭」的理論並成為他的「自然選擇」學說的前提和基礎，世界公認達爾文「進化論」明顯的錯誤在於他只看到生物的斗爭，沒有看到生物之間的互助，確不像科學論理的構架和布局。
可悲的是，世界上竟有如此無知的瞎眼文化，把這樣一個完整的《斗爭哲學》當成「生物學」混進「科學」一直到今天。
圖片、信息來自《達爾文進化論》43頁
Ⅳ 在達爾文去世140年後，人類是如何證明進化論的
○ 陸地棲息地比非陸地棲息地更能影響兩個分類級的多樣性動態。陸生和非陸生物種都以兩個亞種（a）開始，亞種之間的滲透邊界用虛線表示。物種的范圍不斷擴張（b），跨越了物理屏障（實心條狀），陸生物種包含4個亞種；亞種的形成與景觀的局部變化有更緊密的聯系。相比之下，非陸地物種現在只包含三個亞種，因為它可以更容易地在物理屏障上保持遺傳一致性。在足夠長的時間（c）後，陸生物種中四個亞種之間的屏障阻礙了基因的流動，並產生了兩個新物種。在非陸地物種中，一樣的物理屏障並沒有成為基因流動的屏障，亞種之間的內在邊界成為新物種形成的進化斷層線。| 圖片來源：van Holstein & Foley
在非陸地和陸地棲息地中，亞種以不同的方式形成、變得多樣並增加，這反過來會影響亞種最終發展為物種的方式。例如，如果像山脈這樣的自然屏障擋住了路，它就可以把動物群分開，讓它們走上各自的進化之路。而對飛行的哺乳動物和海洋哺乳動物來說（比如蝙蝠和海豚），它們生存環境中的物理屏障就比較少。
這項研究同樣探討了亞種是否可以被認為是一個物種形成的早期階段。van Holstein認為：“答案是肯定的。但進化在所有群體中並不是由相同的因素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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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結果也給了人們一個警告，它說明人類對動物棲息地的影響不僅會影響到動物的現在，還會影響到它們未來的進化。這些信息可以幫助自然保護工作者來決定他們應該集中更多精力對哪些物種進行保護，阻止它們走向瀕危或滅絕。
van Holstein想進一步研究，如何利用她的發現預測瀕危物種和非瀕危物種的形成速率。她解釋道：“進化模型現在可以利用這些發現，來預測人類活動對物種棲息地的破壞將如何影響物種未來的進化。人類對動物的影響取決於動物的活動能力或活動范圍所受到的影響。動物亞種往往被忽視，但它們其實發揮著關鍵作用。”
Ⅵ 進化論是誰提出的
達爾文
英國博物學家,進化論的奠基人.1809—1882年,他以博物學家的身份,參加了英國派遣的環球航行,做了五年的科學考察.在動植物和地質方面進行了大量的觀察和採集,經過綜合探討,形成了生物進化的概念.1859年出版了震動當時學術界的《物種起源》.書中用大量資料證明了形形色色的生物都不是上帝創造的,而是在遺傳、變異、生存斗爭中和自然選擇中,由簡單到復雜,由低等到高等,不斷發展變化的,提出了生物進化論學說,從而摧毀了各種唯心的神造論和物種不變論.恩格斯將「進化論」列為19世紀自然科學的三大發現之一（其他兩個是細胞學說,能量守恆和轉化定律）.
他所提出的天擇與性擇,在目前的生命科學中是一致通用的理論.除了生物學之外,他的理論對人類學、心理學以及哲學來說也相當重要.
【生平】
一、達爾文之前
生物進化論,甚至可以說整個生物科學,開始於1859年11月24日.在那一天,在經過二十年小心謹慎的准備之後,達爾文出版了《物種起源》.第一版印了一千二百五十本,在一天之內銷售一空.一門嶄新的學科從此誕生了.
但是,一門新的學科不會從天而降.在1859年,科學界已經有了大量的進化證據,做好了准備迎接進化論的誕生.這時候的進化證據歸納起來有動植物培養、化石記錄、解剖比較、退化器官、胚胎發育和生物地理分布這幾類.
動物家養和植物栽培已經有了幾千年的歷史,人們由此已經知道同一物種往往有著差別極大的形態.這些形態是可以被改變的,通過精心的選擇,可以得到新的品種.這種經由達爾文所謂的「人工選擇」而獲得的品種,其彼此之間的差別,有時比野外物種之間的差別還要大.如果我們在野外見到狼狗和哈巴狗的話,完全可能把它們當成象狼和狐狸那樣兩個截然不同的物種.動植物培養提供了「生物是可變的」感性而直觀的材料.
那時候,科學界早已知道化石乃是生物體的遺跡,而且,許多從前的物種現在已經不存在、滅絕了,也就是說,生物界的組成並不是從古到今一成不變的.許多種類在化石記錄中顯示了隨著地理時間的推移而逐漸發生變化的趨勢,有時在兩個類群之間還可以發現處於過渡形態的化石.各個主要生物類群在化石記錄中並不是同時出現的,而是有先有後,很有順序,而且這個順序與從現存生物的比較得到的順序相符.比如,從形態結構（例如心臟結構）和生理特點（例如呼吸系統）的比較,我們可以推測脊椎動物從「低級」到「高級」的順序是魚類、兩棲類、爬行類和哺乳類,而在化石記錄中,我們也發現魚類化石的確先在較早的地層開始出現,其次是兩棲類、爬行類,而以哺乳類化石出現得最晚.化石記錄所展示的從「低級」到「高級」的順序,是生物進化的一個有力證據.
早在十六世紀,就有科學家發現人和鳥雖然外表很不相同,骨骼組成和排列卻非常相似.到了十九世紀,研究不同生物種類的形態結構的比較解剖學已相當發達,各生物種類在內部結構的同源性也越來越明顯.正如達爾文所指出的：用於抓握的人手,用於挖掘的鼴鼠前肢,用於奔跑的馬腿,用於游泳的海豚鰭狀肢和用於飛翔的蝙蝠的翼手,它們的外形是如此的迥異,功能是如此的不同,但是剔除皮毛、肌肉之後,呈現在我們眼前的骨架卻又是如此相似!對此最合理的解釋就是它們都是從同一祖先進化而來的,因為適應環境具有了不同的功能和不同的外形,但是骨子裡卻沒能變多少.如果它們是被分別創造出來的,根本沒必要讓有不同功能和不同外形的器官有著相似的構造,因為這樣的構造設計,就其功能和外形而言,有時顯得不是那麼合理.如果讓一個工程師來設計這些前肢,他完全可以去除一些對其它物種必需,對這個物種卻是個累贅、退化得只剩一點痕跡的骨頭．
而且,比較解剖學使我們認識到許多生物體都有一些退化了的器官,它們是生物進化的令人信服的證據.比如鯨,它的後肢已經消失了,但它的後肢骨並沒有消失,我們還可以在它的尾部找到已不起作用的盆骨和股骨.甚至在一些蛇類中,我們也可以找到盆骨和股骨的殘余.這使我們相信,鯨是由陸地四足動物進化來的,蛇是由蜥蜴進化來的.我們人類,已完全退化了的器官也不少,尾骨、轉耳肌、闌尾、瞬膜（第三眼瞼）等等都是完全退化、不起作用的器官,它們除了讓我們記住我們的祖先曾經象猴一樣有尾巴,象兔子一樣轉動耳朵,象草食動物一樣有發達的盲腸,象青蛙一樣眨眼睛,還能有別的什麼合理解釋嗎?
早在十八世紀,動物學家就已經發現,在動物胚胎發育的過程中,會經過一系列與較低等的動物很相似的時期.比如說人,在胚胎發育的早期出現了鰓裂,不僅外形象魚,而且內臟也象魚：有動脈弓,心臟只有兩腔等等.對這個現象的唯一合理的解釋,就是人是由魚進化來的,祖先的特徵在胚胎發育過程中重演了.事實上,爬行類、鳥類和哺乳類在胚胎發育的早期都跟魚類相似,而且有些時期幾乎不可能區別開來,這是所有的脊椎動物都有共同祖先的一個證據.
自從十六世紀以來,隨著西方航海業的發達,特別是美洲和澳洲的發現,博物學家們見識到無數新奇的物種.許多的物種,甚至整個屬、科、目,只在某個地理區域被發現.當博物學家在澳洲和南美見到袋鼠、袋狼、袋熊、袋鼬、袋貂、袋獾等等聞所未聞的動物,就不免奇怪為什麼上帝只在這里創造出有袋類哺乳動物.這並非那裡的環境是為有袋類而設的,因為當移民們給這些地方帶去高等哺乳動物後,許多有袋類因為競爭不過高等哺乳類而數量銳減甚至滅絕了.顯然更合理的解釋是,由於這些地區與別的大陸隔絕,而有了獨特的進化途徑.即使是一個群島,也往往有在別的地方找不到的特有物種.做為神學院的畢業生的達爾文最初對神創論產生了懷疑,就是因為在加拉帕格斯群島見到了那些島與島之間都不同種的巨龜,見到了在別的地方都找不到的多達十三種的「達爾文雀」,而不由得發生疑問：為什麼上帝要在這個小小的角落炫耀他的創造才能,專門為這里創造出如此多的「只此一家,別無分店」的特有物種?合理的解釋是,這些物種的祖先都是從別的地方來的,幾萬年幾十萬年後發生了變化,從而產生了形形色色的特有物種.
總之,在達爾文之前,生物進化已是鐵證如山了,一些敢於沖破宗教信仰的束縛的科學家也開始正視這個事實.早在十八世紀中葉,法國博物學家布封就已認為生物物種是可變的,並大膽地推測所有的動物都來自同一種祖先.他並且認為地球的年齡要比《聖經》所記載的幾千年要古老得多,並把生物物種的變化和地球環境的變化聯系起來.但是在社會的壓力下,布封被迫宣布放棄這些離經叛道的觀點,因此未能產生什麼影響.
比布封稍後的另一位法國博物學家拉馬克則要固執得多,影響也要大得多.他是第一個系統地研究生物進化的人.他對生物進化的理解,跟現在並不相同.在他看來,生物界是一個從最簡單、最原始的微生物按次序上升到最復雜、最高等的人類的階梯,而所謂生物進化,就是從非生物自然產生微生物,微生物進化成低等生物,低等生物進化成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