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关于仰韶文化最着名的是什么
仰韶文化制陶业发达，较好地掌握了选用陶土、造型、装饰等工序。作品有：半坡类型：人面鱼纹彩陶盆、彩陶船形壶；庙底沟类型：彩陶花瓣纹盆、勾叶纹彩陶盆、植物纹彩陶盆、鱼鸟纹彩陶盆、彩陶鲵鱼纹瓶、漩涡纹曲腹盆、鹳鱼石斧缸。
Ⅱ 仰韶文化的标志性艺术是什么
仰韶文化：出现于新石器晚期（约公元前5000-前3000年），位于黄河流域，在今天的陕西、山西、河南。
仰韶文化标志性艺术是彩陶。它是我国较早成熟的彩陶文化。最早发现于河南渑池仰韶村的仰韶文化因时间和地区不同，彩陶的器形和文饰也可分为数种类型，其中以半坡和庙底沟两个类型基本最为杰出。
扩展：
半坡类型：主要发现于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宝鸡北首岭，代表的器形有平底钵、真口尖底甁、卷沿浅腹圈底（或小平底）盆等，纹样一般分布在口沿
内壁和外壁的上半部，图案多动物形象，最多见的是人面鱼纹、写实鱼纹、鹿纹、人面纹和由鱼纹发展而来的三角纹、菱形纹、波折纹等，与捕鱼生活息息相关的渔网也被用作彩陶装饰，有的还与鱼纹或渔船造型结合起来。
庙底沟类型：发现于河南陕县庙底沟，同名此类型的还的陕西华县泉护村遗址。此类型最大的特点是，曲腹形多见，绘制的部位多数集中在口沿和腹部外壁，与半坡类型那样绘制在器物内壁。除了鸟纹、蛙纹等动物纹之外，豆荚、花瓣、花蕾等植物纹以及由之演化而来的圆点、弧边三角、涡纹都是这时流行的纹样，而且多采用二方连续的方式。庙底沟出土的花瓣纹彩陶盆可以作为这一类型的代表。
Ⅲ 仰韶文化早中晚期的代表分别是什么
仰韶文化是黄河中游地区重要的新石器时代一种彩陶文化，其持续时间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至前3000年（即距今约7000年至5000年，持续时长2000年左右 ），分布在整个黄河中游从今天的河南省经山西省南部、陕西省中部到甘肃省东部之间。因1921年首次在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发现，故按照考古惯例，将此文化称之为仰韶文化。其以洛河等黄河支流汇集的豫西为中心 ，北到长城沿线及河套地区，南达鄂西北，东至豫东一带，西到甘、青接壤地带。
据先秦文献记载的传说与夏、商、周立都范围，远古的先民大体以西起陇山、东至泰山的黄河中下游为活动地区；主要分布在这一地区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这两个类型的新石器文化，一般认为是远古先民的文化遗存。
仰韶文化的分期大致可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分三段，5000BC ~4900BC ~4300BC~4000BC。典型遗址有河南省长葛石固遗址、河南省方城大张庄遗址、河南省安阳后岗遗址、河南省浙川下王岗遗址、陕西省临潼零口遗存、河北省易县北福地遗址、陕西省西安半坡遗址、陕西省渭南史家遗址、内蒙古自治区凉城石虎山遗存等；中期（4000BC~3500BC）典型遗址有河南省陕县庙底沟遗址（其类型分布范围在仰韶文化诸类型中最广泛）河南省邓州八里岗遗址、河北省曲阳县钓鱼台遗址、内蒙古自治区凉城王墓山遗址；晚期典型（3500BC~2900BC）遗址有河南省荣阳秦王寨遗址、河南安阳大司空村遗址、河南省镇平赵湾遗址、山西省苗城西王村遗址、甘肃省武山石岭下遗址、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海生不浪遗址。
Ⅳ 仰韶文化早期中期晚起分别在什么地方代表作有什么
1、 仰韶文化的分布范围
仰韶文化因1921年首次发现于河南渑池县仰韶村而得名。其分布范围大致是：陕西关中地区、河南大部分地区、山西南部、河北南部、远及甘青交界、河套地区、河北北部、湖北西北部等地。C-14年代约为距今7000——5000年。
通过对山西半坡和河南陕县庙底沟，以及对甘肃秦安大地湾的考古研究，明确了仰韶文化的基本面貌：经营原始农业，以种植粟为主，并饲养家畜（猪、狗等）。
2、仰韶文化诸类型分析
①关中、豫西、晋南地区的半坡、庙底沟、西王村类型
②洛阳、郑州王湾、大河村文化类型
③豫北、冀南地区地区的后岗、大司空类型
④甘肃地区的仰韶文化
3、仰韶文化分期的标准
仰韶文化经历了长达两千年的持续而稳定的发展，其彩陶纹饰也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为了准确把握这种阶段性的发展变化，学术界通常将仰韶文化划分为三个大的发展阶段，即早、中、晚期。
这种分期的标准主要依据于尖底瓶的变化。尖底瓶是仰韶文化中自始至终使用的一种盛贮水的器物，在各个遗址中多有发现，是一种常见器物，或可称为仰韶文化的标志性器物。它的变化较为敏感，各阶段的形制存在着显着的差异，所以学术界最终选择以不同的尖底瓶划分为不同的文化期。
①仰韶早期的尖底瓶在甘肃有两类，庆阳宁县董庄与正宁宫家川的尖底瓶形制为杯形口；大地湾、师赵村二期出土的尖底瓶则为葫芦形口，器体较长。这两类尖底瓶中腹部或偏下部均有一对环形耳．前者的形制更接近于陕西关中一带，后者独具特色。我们将出土杯形口、葫芦形口尖底瓶的遗存定为早期；
②中期尖底瓶均为双唇口，一般不见腹耳，我们将出土这类尖底瓶的遗存确定为中期；
③晚期尖底瓶主要形制为平唇口(或称平沿口)，腹部无耳(彩图8)，但在偏晚阶段出现了喇叭形口、腹部有一对桥形耳的小型尖底瓶，甚至在陇西还采集到一件全身饰彩的尖底瓶，我们将这类遗存统称为仰韶晚期。
4、仰韶文化早中晚期的代表作
（1）早期陶质：陶器以细泥、夹砂红陶为主，器型以圜底、平底为多，少量尖底。
典型器物：圜底钵、叠唇或卷唇盆、杯形口尖底瓶、葫芦形口尖底瓶、葫芦瓶、细颈壶、侈口鼓腹罐、弦纹浅腹罐、敛口瓮、尖底缸等。
仰韶文化阶段，彩陶艺术逐步走向繁荣，于是，诞生了古朴而精美的各类图案。其中时
代最早、频繁使用的图案就是鱼纹。人头形雕塑器口瓶是大地湾仰韶彩陶的代表作，也是我国史前艺术中集彩陶、雕塑、造型艺术于一身的杰出作品之一。
（2）仰韶文化中期是迅速发展的扩张时期，也是对我国史前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时期。短短几百年间，其典型文化因素，即勾叶、圆点、弧三角纹及双唇口尖底瓶，迅速传遍中国北方的广大地区，甚至波及影响到长江流域。
“华山玫瑰”指的是关中一带仰韶中期的典型彩陶纹饰。
以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为代表的豫、晋、陕交界区，以及陕西华县泉护村遗址为代表的关中东部仰韶中期常见生动的鸟纹。
（3）仰韶文化晚期大约距今5500年—4900年，是甘肃史前文化最为辉煌的历史阶段。
大地湾、师赵村、西山坪均发现有形制较为统一的横穴陶窑，分为长方形坑式火塘和圆形窑室两部分，窑室面积有增大的趋势，新增叶脉式火道以及窑床的箅孔设臵更为进步，火力更加均匀，烧陶技术较中期提高。
晚期彩陶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我们经常见到的不易脱落的，仍然称之为彩陶；第二类以前偶尔出现，本期则有一定数量，是陶器烧成后绘制的，就是我们前面讲到过的彩绘陶。
Ⅳ 仰韶文化的有名陶制作品是什么
仰韶文化的制陶工艺相当成熟，器物规整精美，多为细泥红陶和夹砂红陶，灰陶与黑陶较为少见。其装饰以彩绘为主，于器物上绘有精美彩色花纹，反映当时人们生活的部分内容及艺术创作的聪明才智。特别是仰韶文化中的半坡陶盆《人面鱼纹盆》最具特色，也最耐人寻味。
该人面鱼纹彩陶盆通高16.5厘米，口径39.5厘米，细泥红陶质地，盆内壁以黑彩绘出两组对称的人面鱼纹。人面为圆形，额头的左半部涂成黑色，右半部则呈黑色半弧形。人物眼睛细长，鼻梁挺直，神态安详，嘴旁分置两个变形鱼纹，鱼头与人嘴外廓重合，配上两耳旁相对的两条小鱼，构成形象奇特的人鱼合体，表现出制作者丰富的想象力。
人像头顶的尖状角形物，可能是发髻，配以鱼鳍形的装饰，更显得威武华丽。这种奇特的装饰，大概是在进行某种宗教活动时的化妆形象。而稍作变形的鱼纹很可能代表了“鱼神”的形象，表达出人们以鱼为图腾的崇拜主题。
人面鱼纹彩陶盆上的人与鱼题材，可能与古代半坡人的图腾崇拜和经济生活有关。这种鱼纹装饰正是他们生活的写照，也象征着人们期盼富足的美好愿望。
Ⅵ 仰韶文化是什么
仰韶文化，因1921年首次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发现而得名。主要分布于河南，陕西、山西、河北南部和甘肃东部，其时代约在公元前4515-2460年之间。彩陶艺术是仰韶文化的一项卓越成就。这两个着名的彩陶盆显示了仰韶文化遗物迷人的艺术魅力。彩陶盆二内壁的图纹是鱼和青蛙，因其多子，而为先民所崇拜。彩陶盆一的两个图案比较抽象，如果将它们与彩陶盆二对比，则网纹可能代表青蛙，另一图案大概是人面鱼身，鱼身被展开为三面，与后来的青铜器文饰有共同之处。
Ⅶ 早期仰韶文化的代表是什么
大地湾考古改写中国史前文明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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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头形器口彩陶瓶，甘肃秦安县大地湾遗址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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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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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湾遗址聚落沙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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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湾遗址出土的彩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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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湾一期出土的陶器上共发现了十几种彩绘符号
2006年《秦安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发表出版至今，已经13年了。大地湾遗址的发掘，是改革开放四十年间，中国史前考古的重大成果。它有提升中国史前文明历史的深层潜能。甘肃省人民政府公布的大地湾遗址保护文告中，确立的大地湾遗址面积约为293万多平方米。截至2010年，已发掘的面积仅有1万多平方米，还不到总面积的1%。可见其潜能之大。
世界着名考古学者，英国剑桥大学的格林·丹尼尔教授所着《考古学一百五十年》一书，对1820年—1975年间，以西方学者主导的世界史前考古历程，做了系统总结。该书启发我对中国史前考古的思考：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的发掘成果，将会改写中国史前文明的年代和地域。
甘肃日报特约撰稿人 周宜兴
新的发掘成果总在否定着先前的论断
到现在为止，世界史前考古近200年历程，中国史前考古近100年历程。其中有不少新的发掘成果否定先前论断的例证。比如曾经有过的，埃及取代中亚而成为文明的摇篮，美索不达米、伊朗等地又如何暂时取代埃及而成为文明起源地等事例，说明新的考古事实总在改变着原有的考古认识。
中国的史前考古学，是从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发现河南仰韶村遗址之后，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上世纪二十年代，在黄河流域的河南、陕西、山西省境内发现了具有同样特点陶器的遗址。此后安特生在甘肃和青海湖地区也发现了与之相近的文化。1923年安特生在北京发表《中华远古之文化》。1925年阿恩发表专题研究报告《河南石器时代之着色陶器》。当时主导中国考古的以安特生为代表的西方学者们，估计仰韶文化的年代不会早于公元前2000年。同时还认定，仰韶文化是西（南）亚文化经土耳其斯坦，越过昆仑山以北的塔里木盆地传播至东亚的。即所谓中国文化外来说即始于此。
1930年—1931年，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在山东发掘以黑面陶为主的龙山文化。中国的史前考古，开始由中国学者主导。特别是上世纪50年代以后到70年代，中国大量新石器遗址的考古成果，否定了外来说，否定了不会早于公元前2000年的论断。确立了中国史前文明源头在河南中西部的中原地域，其形成时间大约是仰韶文化一期的公元前5000年，即距今7000年前。
2006年《秦安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出版。2010年《甘肃省大地湾遗址距今6万年来的考古记录与旱作农业起源》发表（《科学通报》第55卷第10期）等关于大地湾遗址的考古发掘成果，证明大地湾一期文化早于仰韶文化约1000多年。在公元前6000年，大地湾周边的广大地域，已经有了定居农业，栽植黍和粟，饲养狗、猪和禽类，使用粗陶器皿、素面陶，和祭祀用的彩陶，居住泥筑房屋，且有聚落。甘肃考古学者还研究证实：“从大地湾一期文化开始出现的彩陶，与西亚两河流域的彩陶，是世界上最早的，同时创造的两种彩陶文化，不存在谁影响谁的问题”。
显然，大地湾考古的成果把中国史前文明的源头，从仰韶村向西移到了大地湾，并且提早到公元前6000年，即距今8000年前。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史前考古学应当以探寻文明起源为目的
史前考古学与历史考古学有着较大差异。历史考古学只是对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通过考古发掘的实物给予补充和充实。比如陕西临潼的秦兵马俑的发掘，虽然震惊世界，但却只是对秦灭六国建立大秦帝国的历史，给予了栩栩如生的实物补充。
史前考古学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格林·丹尼尔教授在《考古学一百五十年》一书的第十章《回顾与展望》中这样写道：“对泰勒的《考古学研究》一书中提出的：发掘本身是不够的。考古学家的目的绝不是准确地发掘和出版发掘报告，甚至也不是准确的地层比较以及他误称为‘文化’的器物类型的划分，而是撰写历史。他极力主张在考古学中采用他所谓的综合研究。这正是我们在书中一直提供的做法。即对史前时代一个时期的文化做全面的研究。考古学者的工作是否重要，并不是看发掘的数量、规模和次数，而是看他对撰写或重新撰写人类早期历史的贡献大小。没有历史观念，没有解决历史问题的观念，考古学只能回到单纯收集遗物的水平。”这段文字对中国的考古界是有重要启示的。
丹尼尔在书中还提到：“史前历史的资料可以来自多方面——过去的物质遗存，根据语言而得出的推论，体质人类学方面的证据，地名及比较民族学的研究。”这里对史前历史资料的获取，给出了四个方面。其中“根据语言而得出的推论”即口传历史的推论，在史前历史资料中占有一定的权重。中国的史前考古界，长期以来一直是排斥口传历史资料的，他们只认定地下挖出的实物与文献记载。这显然是有局限性的，它制约了中国史前考古向更加深远历史时代的探寻。
大地湾遗址为中国史前历史的探寻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大地湾遗址有三个独有的特点：一、人类6万年连续生活的地层考古记录，提供了从旧石器文化到新石器文化可靠的年龄框架。二、在距今10000—8000年间形成以黍和粟为主导的旱作农业经济，成为世界农业独立起源地之一。三、口口相传的语言推论和大量古籍记载的伏羲文化，与大地湾文化在时间与空间的双双重合。大地湾成熟的农业生产力，为伏羲文化产生提供了经济基础。
在中国已经发掘的近万个新石器遗址中，大多数遗址都不同时具备这三个特点，只有大地湾是唯一。把大地湾文化与伏羲文化深度结合研究，是开拓中国史前历史研究的路径。
伏羲文化是中国史前历史的真实
“考古学家的目的……是撰写历史，没有历史观念，考古学只能回到收集遗物的水平。”我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的疑古学派，曾经否定已经在古籍中有大量记载的伏羲、伏羲时代、伏羲文化的历史存在，认为是神话传说。从上世纪70年代始，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成果否定了疑古学派。用历史观审视我国的史前考古，撰写中国的史前历史，渐次成了考古学的创新思路。
大地湾遗址及其周边广大地域在8000年前就已经形成的农耕经济，为在这个古成纪地域出现伏羲文化，提供了厚重的经济基础。
中国史前考古所能确立的历史时代，有两个不同的相连时代。一是8000—6000年前的伏羲时代。一是6000—5000年前的炎帝、黄帝、蚩尤时代。其后是尧、舜、禹时代向有历史记载的夏、商、周的过渡。现在有的人把史前考古与历史考古的界定混淆起来，大谈中国的文明断代，硬是要把中国的文明定死在4000年之内的3700年间。无视8000年前已经在大地湾为中心的渭河上中游的古成纪地域诞生的伏羲文化的事实。
皇甫谧所撰《帝王世纪》第一集中，对伏羲有较详细的记载，对伏羲之后的部落联盟的首领也详录其名，并有“凡十五世，皆袭庖牺号”的文字。说明在8000—6000年前间，确实有一个以伏羲为名号的部落联盟时代存在了1000多年。甘肃天水古成纪的“羲皇故里”，河南淮阳古宛丘的“羲皇故都”，河北新乐的“羲皇故地”，以及散落在全国各地的伏羲遗存地，证明在伏羲时代，伏羲文化的传播是遍及中国的。
伏羲文化的内涵极为丰富。可概括为五个方面。一是造书契以代结绳。用符号、图形、二进制计数，构成示意文字取代实物记事。二是创先天八卦。初建“天人合一”宇宙观，立万物皆由阴阳二元和合而生的易辩之法，教先民顺从自然大道以生存。三是以骊皮为礼，规范婚娶制度，实行部落间交叉血缘婚配，封姓氏以别血统，为中华民族的健康繁衍开创先河。婚娶有了家，以家为单元的社会形态促成城市雏形的居住聚落出现。四是创建部落联盟的管理机制，立九部、设六佐以龙纪官。以龙图腾昭示天下，是中华龙文化的始祖。五是观日月星辰运行，初建天文历法，划分四时八节，促进了农耕生产。灼土为埙，制彩陶礼器，制琴瑟，作《辩驾》《扶来》《立基》之乐谱，是用音乐祭祀天地的先驱。
伏羲文化的核心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阴阳和合的辩证观。尊重自然，服从天道，多元共存，包容和合，美美与共，这些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的根脉都来自伏羲文化。
中国有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
长期以来，束缚中华文明断代工程的一个瓶颈就是文字出现的年代。丹尼尔教授在其着作中曾写道：“尽管以使用中国语言文字的民族文化作为中国文明的涵义来说，和埃及、苏美尔人的文字文明相比，中国的文明还算是晚的。但是现在人们可以把它推至公元前十四世纪。并且能够在最早的汉字出现前举出一系列中国的史前文化。”这就是西方考古界和国内一些学者，长期以来一直认定中国的史前文明只有3700年的依据。
现在可以从两个方面实证，在汉字出现之前，中国史前文化时代已有文字出现，并使用流传至今。
实证一：2009年8月，两岸四地学者在香港讨论形成《中国古彝文在世界古文字中的价值地位评鉴与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建议报告》的评鉴结论是：中国古彝文与中国甲骨文、苏美尔文、埃及文、玛雅文、哈拉般文相并列，是世界六大古文字之一，是其中唯一在当今活着的世界古文字。并认定原始古彝文的创制和出现时间大致可推算为7000—10000年以上。2018年8月。在贵州六盘水市召开的“第二届探寻中华文明源头：易经刻画符号与彝汉文化研究高峰论坛”会上，有彝学研究专家对大地湾遗址发现的34个文字符号与古彝文相比较，发现有相同的读音与意涵。还有学者对古彝文化与伏羲文化的同源共祖作了探讨。
实证二：2015年11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华文明8000年》一书中提出，在语言文字出现前，中国史前历史时期，在符号记事取代结绳（实物）记事的进程中产生了一种“示意文字”。示意文字就是由伏羲先天八卦的64个卦象符号组成。这组符号把人的思维、认知，和对天、地运行的规律，大气变化的节律，和观察到的万事万物的本质，都记录并传递到现在。它完全具备了文字的功能。2018年6月，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上古时代的文字——二进制计数与六十四卦》一书中，对示意文字的科学性做出了进一步的说明。
以上两项实证说明，中国早在7000—10000年前，就已经有文字出现。中国的史前文字，早于苏美尔文、埃及文。文字不再是制约中华文明的瓶颈。
建立中国版的文明标准
中国史前考古的创新，首先从建立中国的史前文明标准做起。谁建立标准，谁就有发言权。《中华文明8000年》一书，最早提出了中国版的史前文明标准。这个标准是在西方史前文明标准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的考古实际加以补充、修改而提出，共有五条。一是天文历法引导农耕生产成熟，粮食成人类主要食物。二是示意文字产生，人类从实物记事进入符号记事时代。三是具有社会功能的居住群落出现。四是彩陶礼器和陶质器物在祭祀、生产、生活中广泛使用。五是乐器和乐谱的出现，音乐在祭天、祭祖与生活中开始使用。
这五条标准中，二、三、四条是对西方的文字、城堡、铜器三个标准修改后的沿用。一、五两条是根据中国的考古实际所新增的。总之，这五条标准主要是以大地湾文化与伏羲文化为依据提出的。
运用这五条标准，考量中国史前文明的历史年代，5000年是成立的，8000年也是成立的。探寻中华文明的源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任务之一。甘肃因有大地湾文化与伏羲文化并存，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去承担这一任务。
Ⅷ 仰韶文化起源于哪呢
图一、彩陶人面鱼纹盆（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图二、彩陶瓮（半山类型）
仰韶文化遗址的发掘，一系列5000—6000年前的城址和文字、铜器等“文明”史迹不断被揭示，给传统“中原三代中心论”提出了新的挑战. 最近10多年，中国考古学再度成为世界人文学科关注的一个焦点.一系列5000—6000年前的城址和文字、铜器、礼制建筑等“文明”史迹不断被揭示于中华大地上，给传统文明观中的“中原三代中心论”提出了新的挑战，也使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成为世纪末中国考古学上争论最多的一个课题。
（一）仰韶时代中晚期是“城”的初现与中国文明的萌芽期
在距今6000—4800年间，相当于中原编年的仰韶文化中、晚期，是“城”产生的初期阶段。城首先出现于长江中游的澧县城头山，之后扩展到黄河中下游，但也仅见城头山、西山和西康留三座。初城时代已经与简单社会所没有的许多复杂因素共存，但离文明社会还有一定的距离。
1、仰韶时代中晚期私有制产生、阶级分化和特权等级的形成，是原始社会组织结构“危机”的体现，表现出社会进步、文明萌芽的根本特点。
初现的城是原始社会的发展、进化在聚落形态上的表现。从外部形态和功能上说，夯土城圈是新石器时代早、中期以环壕为特点的大型聚落构筑技术的提高和形态的完善，但这些多为圆形的初城显然又保留了浓重的环壕聚落的形态残余。在应付越发频繁的外部战争、内部冲突中，壕防向城防的转变，聚落的防御功能得到了空前的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