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湖北浠水历史名人
名人名家庞安时（1042-1099），字安常，本县麻桥人，出生于中医世家，为北宋名医。安时幼时，其父授以脉诀，他不以为足，后读黄帝扁鹊的脉书，渐通晓医理，悟出新意。年近弱冠病聋，刻苦钻研《灵枢》、《素问》等秘籍，融会贯通"经传百家"所涉及的医术。他曾说："世传所谓医书，予皆见之。惟扁鹊之方深矣。盖所谓《难经》者，扁鹊寓术于其书，而方之不详，意者后人自求之欤？予之求盖出于此。"
安时为人治病，愈者十有八九。登门求治者，则设坊（医疗室）留诊，亲视汤药，悉心护理，治愈后始允其回家，据《宋史·庞安时传》记载："有民家孕妇将产，七日而子不下，百求无所救，安时之弟子李百全适在傍舍，邀安时往视之，才见，即连呼不死（不会死），令其家人以汤温其腰腹，自为上下抚摩，孕者觉肠胃微痛，呻吟间生一男子。其家惊喜而不知所以然"。
宋人黄庭坚，多称道安时医术，苏轼的《东坡杂记》、《仇池杂记》，袁文之的《瓮牖闲评》，均记有安时的医迹。苏轼评安时"精于伤寒，妙得长沙（指汉代名医张仲景，曾任长沙太守）遗旨，"张耒《柯山集》中记载："淮南人谓庞安常能与伤寒说话。"后世医家论庞安时"医能启扁鹊之所秘，元化（即华佗）之可法，使天假其年，其所就不在古人下"。
安时58岁时发病，门人请他视自脉，他笑着说："今予胃气已绝，死矣。"拒饮汤药，数日后，与客坐语而卒。后人为了纪念他，于浠水县城内建有药王庙（亦名洞天福地）、妙华庵（庙内设庞安时泥塑像），均毁。庞着有《难经辨》万言、《主对集》（一卷）、《本草补遗》、《伤寒病总论》（九卷），在药理、医理、医疗诸方面，为祖国中医学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伤寒总病论》）（九卷）于1957年由商务印书馆特予印行，推为中医学经典着作。
杨思义（生卒不详），本县人。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朱元璋称吴王，启用杨思义，命掌起居注，后调任司农卿。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朱元璋即皇帝位，设六部，司农为户部，杨思义任户部尚书。在任期间，他对土地丈量、户口清查、财粮收支等办理得井井有条。明初经历战乱，百姓流亡，土地荒芜，他奏请朝廷下诏，招抚流亡，开垦荒地，广种麻桑，免税四年，以利民生。当时朝野上下，无不称赞其理政才能。后调任陕西参政，不久病逝。归葬于本县黄草湖。
王聪（1362-1409），巴河镇人，明代将军。王聪出身农民，臂力过人。他习武投军，隶属燕王棣部下，智勇兼备，能谋善战。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他随燕王巡视边境，以军功升任都指挥使，"靖难"之役，燕王夺取帝位，聪被封为武城侯。永乐七年（1409年），随征虏大将军邱福出征。福与本雅失里（鞑靼人）交战，本雅失里佯败，福追击，聪知其计，劝谏福止，福不听从，终中埋伏。聪战死，时年58岁。其尸毁于战场，未能收骨，后追封为漳国公，立碑敕葬。衣冠冢在县西司家畈。
文质 （生卒不详），本县人，字东进。善骑射，有异材，明嘉靖年间会试第一。清光绪十年版《黄州府志》及其墓志均记载为武状元，任锦衣卫都督。其子应诏，由进士任锦衣卫都指挥佥事。父子二人，一封为昭义将军，一封为昭勇将军。其墓在县北。
姚明恭（1583-1644），字昆斗，人称"姚阁老"，本县巴河人。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进士，授庶吉士，初任詹事，礼部右待郎。崇祯十二年（1639年）入阁，加太子少保，文渊阁大学士，任户部尚书参与机要。相位一年，回归故里。光绪《黄州府志》载："黄之九属，数百年来，居相位者，惟明恭一人而已"。明恭宅心仁厚，曾致信告诫其弟居恭（任剑州牧）"洁已爱民，虚心听狱，严胥役，禁家奴。"
明恭回居乡里时，蕲水漕米在蕲州"兑军"（作为年粮缴纳，由军队验收）。路远，又无押运者，军旅任意科旅。他为此向有关方面建议，改"兑军"为"兑会城"（漕米直接交专收粮的机构），百姓得免其苦。
陈沆（1785-1826），亦名学濂，字太初，号秋舫，本县巴河人。10岁随父读书，以诗赋见长。15岁应试科举，县试，乡试、会试，皆名列第一名。学使鲍星读其试卷，击节叹赏。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保和殿对策，陈中第一甲第一名（状元）。其策论文章，气势雄浑，论述精辟，笔力奇健（原卷手抄本藏于县博物馆）。授翰林院修撰。出任四川道监察御史。清道光二年（1822年），任广东省主考（学政）。次年，任清礼部会试同考官。道光六年，病逝于北京，归葬于本县调军山南麓。
在文学史上，陈沆被列为清代古赋七大家之一。其组诗《河南道上·乐府四章》中的《卖儿女》、《狗食人》、《吃草根》、《逃饥荒》等诗，用极其辛酸的笔调，活灵活现地写出了当时河南道上的悲惨景象。陈的友人魏源，称其诗是"香山乐府之遗。"陈的赋文，铺叙多用白描，代表作有《简学斋赋存》。陈着作《简学斋诗存》、《课馆试律存》、《诗比兴笺》、《白石山房诗钞》、《简学斋赋续存》为后人整理出版。学术着作《近思录补注》14卷，补宋代朱熹、吕祖谦及清代江永之缺，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瞿瀛（1857-1949），亦名炅，号干琴。本县人。幼就读私塾，勤敏笃实，县试名列前茅，府试名列第二，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乡试中亚元。回县创办学堂。广西提学使李翰芬慕其人品，于1907年函召赴桂襄办学务。辛亥武昌首义时返鄂，被推为浠水县议会议长。年底应黎元洪之约入军政府任机要主任。因办事干练，深得信任，几次提名担任国税厅长、民政司长，瞿坚辞不就，仅任副秘书长。1912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1周年之际，北京及各省代表来鄂集会，追悼先烈。瞿奉命撰写演讲词，言武汉所居的地位，谋人民之福祉，以慰先烈于九泉。洋洋7万余言，时传诵甚广。
1913年12月，袁世凯将副总统黎元洪幽处瀛台，瞿随侍，持正不移。 1914年袁要黎为参政院长，并结为儿女亲家，瞿愤而归隐。1914年劝黎辞去参政院长。1916年袁世凯密称帝，封黎为"武义亲王"，瞿劝黎拒绝受封。同年8月，黎元洪担任大总统，拟选瞿为秘书长，瞿辞之，乃改任副职仍掌机要。1917年张勋复辟，黎授命段祺瑞戡平叛逆，瞿多方参赞。事定，随黎隐居天津。1922年黎元洪复任总统，瞿复原职。1928年黎元洪逝世，国府明令国葬于武昌卓刀泉，瞿赴武汉，主持丧事。后又将黎从政轶事，编辑成书，躬任校勘，数载始成。
瞿返乡后，杜门谢客，家居20年，足不入公门。1930年川军驻浠水，纪律极坏，邑人吴剑安激于义愤，投诉当局。川军旅长竟捕吴拟置之死地。瞿闻讯，星夜奔驰十里，赶至师部，请以身代吴。吴获释至瞿府长揖拜谢。瞿一一还拜曰："足下为民请命，是仆应怀惭以叩谢者。"1947年11月，瞿光照、王细伢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活动于浠（水）、黄（冈）、罗（田）边境，被国民党县政府逮捕，瞿力保释放。
瞿一生俭朴，在京作官，不穿皮袄，不坐车轿，热心公益事业，为本村人修水井、建祠堂、办学校。1935年大旱，四处募捐，买面粉救活700余人。博览群书，尤对考古、音韵训诂之学造诣较深。着有《瞿典》、《文字考证》、《历代政治家言行考》、《清末明初政史纪实》（其中有辛亥革命始末）、《文物考古》、《从政篆文日记》、《浠水县志》（均未刊印）。1949年病逝。
孔庚（1873-1950），又名照焕，字文轩，号雯掀。本县王祠人。清末秀才。1898年，因带头殴打学官和劣绅之子，被捕下武昌府狱，后释放。1903年与吴禄贞等暗组革命机关。后赴日本，入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骑兵科。1905年加入同盟会及"铁血丈夫团"。1907年毕业回国，任广西新军督练公所参事官兼经理科、教育科科长，办陆军小学堂，训练新军后，任职于军咨府。留学生考试赐兵科举人。
汤化龙（1874-1918），字济武，本县南凉人。县禀膳生，肄业于黄州经古书院。清光绪壬寅（1902年）中举于乡，甲辰（1904年）试礼部，中进士，授刑部主事。旋应山西学政宝熙之聘，任山西大学国文教习。后二年自请赴日留学，攻读法政。在此与鄂籍同学自办留学生教育会及《教育杂志》。历时二年回国。时鄂督陈夔龙奏请地方自治，汤化龙返鄂筹草自治事宜，旋任咨议局筹备处参事。次年当选为副议长，不久任议长。后赴京参加全国咨议联合会议，被推举为会议主席。
1918年，汤怀着失意的心情出国考察，由日本及美国，历时半年，同年9月初，在加拿大维多利亚市候船回国，被中华革命党人--华侨理发师王昌刺死，时年45岁。
闻一多（1899-1946），又名亦多，辈名家骅，字友三，本县巴河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民主革命战士和杰出的诗人、学者，中国民盟早期领导人之一。清光绪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1899年11月24日）生于湖北省蕲水县（今浠水县）下巴河镇的一个书香门第。
1912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喜读中国古代诗集、诗话、史书、笔记等。1916年开始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系列读书笔记，总称《二月庐漫记》。同时创作旧体诗。1919年五四运动时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曾代表学校出席全国学联会议（上海）。
1920年4月，发表第一篇白话文《旅客式的学生》。同年9月，发表第一首新诗《西岸》。
1921年11月与梁实秋等人发起成立清华文学社，次年3月，写成《律诗底研究》，开始系统地研究新诗格律化理论。
1922年7月赴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学习。年底出版与梁实秋合着的《冬夜草儿评论》，代表了闻一多早期对新诗的看法。1923年出版第一部诗集《红烛》，把反帝爱国的主题和唯美主义的形式典范地结合在一起。
1925年5月回国后，历任国立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更名为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任文学院首任院长并设计校徽）、青岛大学、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政治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曾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外文系主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长、青岛大学文学院长。
1928年出版第二部诗集《死水》，在颓废中表现出深沉的爱国主义激情。此后致力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对《周易》、《诗经》、《庄子》、《楚辞》四大古籍的整理研究，后汇集成为《古典新义》，被郭沫若称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1937年抗战开始，他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抗战八年中，他留了一把胡子，发誓不取得抗战的胜利不剃去，表示了抗战到底的决心。
在西南联大时期，特别是1943年以后，闻一多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领导下，积极投身于反对国民党政权的独裁统治、争取人民民主的斗争的洪流。 1944年，参加西南文化研究会，随后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从此，他以民主教授和民盟云南省支部领导人的身份，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成为广大革命青年衷心 爱戴和无比尊敬的良师益友。
在“一二.一”学生爱国运动中，闻一多始终站在广大爱国学生一边，指导和鼓舞他们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为“一二.一”运动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闻一多1945年为中国民主同盟会委员兼云南省负责人、昆明《民主周刊》社长。1946年7月15日在悼念李公朴先生大会上，发表了着名的《最后一次的讲演》，当天下午即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徐复观（1903-1982），亦名秉常、佛观，其师熊十力为之改"佛"为复。晚年居香港时，用名"天行"。浠水县团陂人。是"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其一生中就儒家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问题，中国知识分子的性格及历史、命运问题发表大量论着。如他与唐家毅、牟宗三、张君励联名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系统阐述他们的中西文化观，《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驳斥胡适等人的"全盘西化"论。又出版《中国人性论史》、《中国艺术精神》、《公孙龙子讲疏》等书，探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撰《西汉思想史》（上、中、下）对西汉思想史进行缜密研究。他对研究、传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作出重要贡献，成为名扬海内外的"现代大儒"。
汤佩松（1903-2001），本县南凉人。小时在父亲汤化龙身边就读。1917年入清华留学预备学校。1925年秋，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学习。1928年夏，考入当时以植物生理研究而颇负盛名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两年后毕业。1930年9月，受聘于哈佛大学普通生理学研究室。
1933年秋回国，在武汉大学任教。1938年9月，应聘西南联合大学植物生理研究室主任。抗战胜利后，任清华大学农学院院长。1948年，被当时的国立中央研究院选聘为首批院士。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北京农业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名誉所长。主要从事植物生理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提出完整的植物呼吸代谢的控制理论。1955年被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院士）。1998年6月，又被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资深院士。
闻允志(1904-1940)，字永之，浠水县巴河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家乡领导工农运动，曾任国民党蕲水县党部执行委员、青年部长。1928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经济系，与中共党员温健公等组织留日学生会及社会科学研究会。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回国。由中共党组织派往河南偃师中学任教，从事地下工作。1935年春调北平，任《世界日报》社编辑，秘密进行抗日活动。同年到天津法商学院任辅导课主任，利用合法身份开展党的工作。
同年，天津爆发"一二·八"学生救亡运动，文化界以法商学院为中心组织文化劳动者协会天津分会（后改称文化职业者协会），闻任执委，帮助成立天津学生联合会。1936年秋，参与领导天津各学校和各机关反对强迫填写"反共自愿书"的斗争。1937年春，受中共组织委派，到河北省地方实力派张荫梧部做统战工作。同年赴豫北林县、安阳、汤阴一带开展抗日活动，组织抗日力量，又争取团结河北民军副总指挥王长江和国民党驻军黄宇宙及其他地方武装。1938年10 月，民军第十一团团长朱程在山西陵川成立河北民军晋察豫边区办事处，闻任该部十一团部政治部主任，闻积极争取朱程，并在部队建立中共党组织。
1938年春调晋东南抗日军政大学一分校任训练教育科科长。同年，朱程因张荫梧公开反共反人民，遂率部反张。八路军总部改编朱部为华北抗日民军，闻任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并以抗大一分校带去的部分军政骨干，在部队重建党组织。1940年任冀鲁豫军区第一军分区政治委员兼华北抗日民军政委，并任冀鲁豫军区党委委员，领导军民粉碎日寇多次扫荡，建立沙区抗日根据地。同年8月调八路军总部，由冀中南下。8月21日拂晓抢渡卫河时，遭日军汽艇袭击，不幸牺牲。
徐楚光（1909-1948），又名建豫、祖芳、楚狂、席正，浠水县华桂人。1926年入黄埔军校第五期步科班，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任鄂豫皖边区直属团连长；秋，受边区党组织派遣潜入国民党军内部，任蕲水县自卫队中队长。1930年，任罗田县自卫队大队副。1932年打入武汉第四集团军十八军和江汉师管区任连长、营长等职。1934年随李济深、宣侠父赴广西南宁争取桂系反蒋，后任豫西师管区兵役局局长。1937年兼任河南伊川县第三科科长。 1938年春，打入冀察游击司令孙殿英部任教育大队中校教育主任。秋，冀察游击队改编为国民党第五军，孙殿英军长委其为该军后方司令部作战参谋兼官佐子弟学校校长。1940年初，调至中共北方局党校学习。不久，通过同乡九十七军参谋主任杨自绳的关系潜入该军，顺利完成对朱怀冰部的侦察和反正任务。后调任抗大总校任教官。1942年受八路军总部秘书处（情报处）派遣，入汪伪首都南京。他通过旧时的朋友、汪伪自卫军总司令金龙章介绍，拜南京"洪门大亚山"首领朱亚雄为大哥。复以黄埔军校学生身份广交军政朋友，在汪伪中央军官学校任上校战术教官。1943年，任伪陆军部第六科上校科长，挂名为伪军参赞，兼伪中央政治感化院上校教官。秘密发展伪中将参赞武官洪侠和朱亚雄参加地下情报工作。得以会见军统南京站少将站长、伪军委会少将科长周镐。遂秘密建立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地下交通运输线。12月潜入汪伪军委会政治部情报局，任上校秘书。为取得京沪（今宁沪）铁路线的行动方便，徐任秘书主任兼督察长，不断获得蒋汪内情，并截取蒋汪联合"剿匪"军事计划及江浙日伪联合"清剿"行动计划等重要情报。
1944年1月，汪伪创建警卫第三师，他利用伪中央政治训练班总队副赵鸿学潜入该师任政训主任，争取师长钟健魂起义。旋在人民地方武装六合支队政委魏然策应下，钟、徐、赵亲率三师官兵3000余人至淮南解放区钟家集宣布起义，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一军。钟任军长，徐任副政委兼参谋长和第二师政委。
1946年，徐楚光调华中局联络部筹组第三工作委员会任主任。后由于三工委遭保密局侦破，徐于1947年4月在长沙组建湘鄂民主联军，任政委。9月，他从长沙抵武汉，不久即被捕，交保密局审讯。 1948年3月，敌人以"保密局特种政治问题研究组"第二组少将副组长的头衔，诱他投降，遭拒绝。1948年10月9日，被保密局秘密杀害于南京，时年 39岁。
苏哲文（1915-2006），原名苏有威，1915年8月出生，浠水县人。1935年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积极参加"一二·九"、"、一二·一六"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参加革命工作，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由中共重庆办事处派往东北解放区工作。自1950年起，历任中央燃料工业部计划司副处长、处长、副司长。 1955年任中央电力工业部计划司副司长。1958年任水利电力部计划司副司长、司长。1975年先后任水利电力部规划设计院副院长、院长。1979年先后任电力工业部党组成员、副部长，水利电力部总工程师。1985年离休后，担任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顾问，国务院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领导成员，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成员、三峡工程综合经济评价专题论证主持人，长江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专家组副组长。
饶兴礼（1925-2000），浠水县清泉镇十月村人。1949年6月投身革命，1951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被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九、十、十一、十二届中共中央委员。1966年被华中农业学院聘为客座教授。1993年被评为高级农艺师。
徐复观（1903－1982）原名秉常，字佛观，后由熊十力更名为复观。湖北浠水人。徐复观在抗战时期曾师事熊十力，接受熊十力“欲救中国，必须先救学术”的思想，从此下决心去政从学。其为学不喜形而上学的哲学，以为探讨中国文化不能离开具体平实的现实世界，着重于历史时空中展现的具体世界。徐复观在先秦两汉思想史研究方面颇有建树。主张要在中国文化中找出可以和民主衔接的内容，力图揭示历史上个人主义与专制政体、道德与政治的对立和冲突。强调对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与传统思想文化应加以区分，认为儒家思想在长期专制压迫下必然会歪曲和变形，说明专制政体压歪和阻隔了儒家思想的正常发展，却不能说儒学就是专制的“护符”。认为中国传统思想始于殷周之际，以人性论为其主干，而孔、孟、老、庄及宋明理学家的人性论就是中国人性思想的主流。提出一种不同于宗教恐怖绝望意识的“忧患意识”概念，认为正是在这种忧患意识的激发下产生了中国的道德使命感和文化精神，它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徐复观对中国传统作了深入分析，他有一个基本认识，即中国历朝历代一直贯穿着体现人文精神的圣人之道，或曰理，与表现为无限制的君主专制的势的矛盾和冲突，这是“中国历史的死结”。虽然士大夫始终坚持道尊于势，但是中国数千年政治社会的严酷事实却是势远远强于道，知识分子在这种道与势的紧张冲突中，形成了精神上的重负和奴才性格，变成君主专制的工具。他的剖析的最终目的是要论证只有引进民主与科学，才能解开中国历史的死结。此外，他还特别重视从传统深处发掘其内在的精神生命力，把中国固有的人文精神转化为民主和科学。
主要着作有：《中国人性论史》、《两汉思想史》、《中国思想史论集》、《公孙龙子讲疏》、《儒家政治思想与民主自由人权》、《周官成立之时代及其思想性格》、《中国经学史基础》、《中国艺术精神》、《石涛研究》、《中国文学论集》等。
Ⅱ “内心湛然,则无往而不乐”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内心平静，无欲无求，自然就会知足常乐
出处：散文集《人生不过如此》
作者：梁实秋先生
《人生不过如此》里面的一篇文章，内心湛然，则无往而不乐，文中提到西班牙国王拉曼三世，说他在胜利与和平之中统治全国约50年，财富与荣誉，权力与享受，呼之即来，人世间的福祉，从来就不缺乏。在这种境况下，他自己计算，他一生中纯粹的真正幸福快乐的日子总共仅有14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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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不过如此》一书，是梁实秋人生经历和人生感悟的作品集。梁实秋先生从童年、少年、青年、壮年，到晚年，他从北京到西南，再到台湾，辗转；去过欧洲和美国，跋涉。体验过酸甜苦辣百味人生，耳闻目睹身经世态万象。
这是梁实秋先生人生中或大或小或深或浅的履迹，也是这有常无常、有涯无涯人生际遇变迁。 看梁实秋的人生，体会“享受人生而不沉湎，看透人生而不消极”的人生美学，愿我们大家也能够不计较真与伪，得与失，贵与贱，富与贫，好好地快乐度日，并从中发现生活的诗意。
梁实秋散文是现代文学公认的典范，智慧、风趣、有学问和见解，却不板起面孔，真正做到深入浅出，是文学爱好者不可不读的经典。《梁实秋作品(珍藏版)》是《雅舍散文》的精选，平凡的题目如《日记》、《胡须》、《信用卡》等。
亦能写出平凡中的真诚，闪现智慧的语花，亲切易读、既博又雅，一派雍容，乐趣横生。读者可在最短的瞬间，如佛家顿悟一般体会到人生处处是学问。《梁实秋作品(珍藏版)》的这些文章跨越了新旧时代，已成为文坛恒星，任何年龄层的读者读来都不会格格不入。
Ⅲ 什么叫新月社
新月社介绍：
新月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影响较大的一个文学社团，它于1923年成立于北京，是五四以来最大的以探索新诗理论与新诗创作为主的文学社团。该社活动在1927年春迁往上海，1933年结束，主要成员有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等。
前期他们把《晨报副刊》作为阵地，后期创办《新月》月刊(1928.3.10)，《诗刊》周刊（1931年）。新月社是一个涉及政治、思想、学术、文艺各领域的派别，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表现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特点。
新月社名字的意义：
新月社是徐志摩依据泰戈尔诗集《新月集》而起的，意在以“它那纤弱的一弯分明暗示着，怀抱着未来的圆满”(徐志摩《新月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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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月派介绍：
新月派是现代新诗史上一个重要的诗歌流派，受泰戈尔《新月集》影响。该诗派大体上以1927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1、前期自1926年春始，以北京的《晨报副刊·诗镌》为阵地，主要成员有闻一多、徐志摩、朱湘、饶孟侃、孙大雨等。
2、1927年春，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等人创办新月书店，次年又创办《新月》月刊，"新月派"的主要活动转移到上海，这是后期新月派。它以《新月》月刊和1930年创刊的《诗刊》季刊为主要阵地，新加入成员有陈梦家、方玮德、卞之琳等。
Ⅳ 新月社的发展
新月社俱乐部时期，成员复杂，思想殊异，有时候能表现一定的反对封建军阀的进步倾向，如《晨报·诗镌》就出过“纪念三·一八专号”；但它从一开始就表现了右翼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倾向。他们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的苏联，在《晨报副刊》上曾进行“苏俄仇友”问题和“党化教育问题”的讨论，发表了反对共产主义革命思想的政治论文。《新月》月刊创办以后，他们发表文章否定共产主义学说，反对党领导的工农革命运动，甚至表示“希望国民党剿共及早成功”，把共产党和国民党视为“一丘之貉”（罗隆基《论中国的共产》）。同时，在《新月》杂志上开展关于“人权与约法问题”的讨论，批评国民党的“一党独裁，要求取消对言论自由的压迫。
新月社虽然不是纯文艺的团体，其主要活动和影响却在文艺方面。在文艺思想和文艺运动中，新月社有一个逐渐右转直至与进步文艺运动相对抗的过程。北京新月社俱乐部的一些成员，如徐志摩开始还表现爱国主义感情和反对封建的民主思想；在五卅运动、女师大风潮、“三·一八”惨案中，徐志摩、陈西滢等现代评论社成员态度比较复杂，一面有诗作谴责军阀的罪行，一面发表杂文指责革命群众运动及其“领袖”，因而引起了以鲁迅为代表的进步文艺阵营的批评。1928至1929年，新月社文艺理论家梁实秋，又以资产阶级人性论反对文学的阶级性，否定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使新月社成为与进步的革命文学阵营相对抗的资产阶级文艺的主要代表，因此而受到鲁迅、冯乃超等人的批判。
状况比较复杂。前期,在《晨报·诗镌》上，闻一多发表了《文艺与爱国──纪念三·一八》、《死水》等文章和诗作，表现了反对封建军阀的爱国民主精神。《新月》月刊又发表了闻一多的传记文学《杜甫》、陈楚淮的独幕剧《药》等，具有忧国忧民和同情人民疾苦的情怀。然多数文学作品则缺少深厚的社会内容，而更注意艺术技巧和风格的追求。如沈从文、凌叔华的小说，饶孟侃、方令孺、卞之琳等人的诗歌。徐志摩在《新月》月刊发表的《我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秋虫》、《西窗》，流露出资产阶级幻想破灭之后的迷惘心境和恐惧革命风暴的心理。新月社的诗人们努力推行新诗格律化运动，相信“完美的形体是完美的精神唯一的表现”，努力追求诗歌“新格式与新音节的发见”（徐志摩《诗刊弁言》），对于新诗格律化和艺术美的探求有一定积极意义，同时也带来了唯美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弊病。新月社于1926年推行“国剧运动”，创办了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戏剧系，并在《晨报副刊》上开辟《剧刊》周刊,汇编了《国剧运动》一书,主张在新文学戏剧运动中借鉴传统的中国戏剧艺术。
Ⅳ 辩论赛：当代是否需要英雄主义
我认为是需要的。
英雄主义是指人所具有的不甘落后，不愿平庸无闻地生活和工作，希望对全世界做出瞩目贡献的一种精神风貌和意志品质。有革命英雄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之分。
按照《辞海》的解释，就是“主动为完成具有重大意义的任务而表现出来的英勇、顽强和自我牺牲气概和行为”。英雄主义固然要通过具体的事件和人物来体现，但其价值内核显然又是具有跨越历史、穿越时空的永恒魅力。既然我们承认“狼牙山五壮士”在民族危亡时刻表现出来的凛凛大义、不屈斗志正是英雄主义的典范，那么其内蕴的精神价值何以又会在我们这个时代突然“脱节”、过时呢？———如果这种逻辑成立，那么岳飞、文天祥等历史更为久远的人物以及他们身上寄寓的英雄主义精神，是否也应该因为“脱节”而遭“删除”呢？
其实，英雄主义彰显的崇高价值，除了一般的具体社会意义外，在生命人格的塑造上更值得重视。古罗马文论家朗吉弩斯在其名着《论崇高》中曾将这种人格培育喻为“伟大心灵的回响”，并认为，如果人一旦失去了这种对伟大心灵的感应、体悟，麻木、冷漠、猥琐就会接踵而至，人生必然因此阴暗卑下，与“自由”无缘。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真正的英雄主义精神，永远都不只是一种过去式的历史陈迹，不只是少数英豪的个人行为，而是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涵养、人格提升息息相关。一句话，只要我们还对自由、尊严、高贵的人生价值心存向往，英雄的心灵回响就不会断绝。
Ⅵ 什么是人性人性的概念
人性的本质就日常用语上有狭义和广义两方面：
1、狭义上是指人的本质心理属性，也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一部分属性，是人与其它动物相区别的属性；
2、广义上是指人普遍所具有的心理属性，其中包括人与其它动物所共有的那部分心理属性。
无论是人的本质心理属性，还是人与动物所共有的属性，由于它们都是人所共有的心理属性，那么这种属性也就不可能是后天的结果，只能是人类天性，属于无条件反射。
人性善恶的争论
所谓人性善恶争论是人类在行为心理上是以利他为本还是以利已为本的争论。人本性是利他还是利己这不仅决定了个体个人的处世待人的态度，还决定了领导者特别是国家统治阶层在制订管理方针政策时是以强行管制为主还是以教育引导为主的趋向。正是由于有“人性本恶”的见解，才有战国时期秦国“商鞅变法”的“法治”；正是由于“人性本善”的见解，才有儒家在西汉后推崇的以道德感化为主的“德治”。
Ⅶ 唯美图片唯美头像唯美句子
祷告,一如虔诚的教徒,匍匐在圣殿的灯光里
千万里牵念,涟漪般跌宕,在岁月的罅隙里沉淀
落叶如织,花香若梦,三秋的歌,一唱到老
有些誓言垂垂老去,有些青春在文字里风雨飘摇,
不变的是记忆里一抹童笑
深夜的雨露，轻盈地撒过，心灵中的每一个角落
悠扬的音符，随雪花飘渡，怕被冰封住了感悟
沿着那条路，一个人寂寞得想哭
我还在原处，孤单漫步……
当风停住脚步时候，已经轮回了几个春秋
将心磨成一座石碑 含泪读风月刻下的符号
唯美又清静的语句，就是什么也不留。我因为写了这句话，
所以，既不唯美，也不清静。
请你轻轻地仰起头，迎合太阳的光和热，让它凝固你的泪光，迎接新的快乐。
梦在哭泣~其实梦一直在我的心底 没有隐藏,只是我错误的选择
让它失去高傲的光环 飞翔的翅膀 而现在的我只能看着我的心
独自徒劳的说着:对不起......
Ⅷ 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的点评鉴赏
《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人物塑造上的特点在于作者塑造的不是一个独立的主人公，而是一对互相不可缺少的截然相反的人。这一双互相倾慕的朋友大半生不得不各走各的路，直至垂暮之年才在对方身上互相发现了自己、找到了自己多缺乏的东西。歌尔德蒙使纳尔齐斯的心受到爱和美的滋润而不趋于干涸；纳尔齐斯则用神恩的启示让歌尔德蒙获得了精神力量。
纳尔齐斯和歌尔德蒙分别代表了人的两种天性——理性和感性。纳尔齐斯的人生是象征理性的人生，而歌尔德蒙的人生则是象征感性的人生。对于两种人生，对于他们两人的区别，纳尔齐斯启发歌尔德蒙的时候有一段精彩的论述。纳尔齐斯对歌尔德蒙说：“象你这一类的人，天生有强烈而敏锐的感官，天生该成为灵感充沛的人，成为幻想家、诗人和爱慕者。比起我们另外的人来，比起我们崇尚灵性的人来，几乎总要优越一些。你们的出身是母系的。你们生活在充实之中，富于爱和感受的能力。我们这些崇尚灵性的人，看来尽管常常在指导和支配你们其他的人，但生活却不充实，而是很贫乏的。充实的生活，甜蜜的果汁，爱情的乐园，艺术的美丽国土，统统都属于你们。你们的故乡是大地，我们的故乡是思维。你们的危险是沉溺在感官世界中，我们的危险是窒息在没有空气的太空里。你是艺术家，我是思想家。你酣眠在母亲的怀抱中，我清醒在沙漠里。照耀着我的是太阳，照耀着你的是月亮和星斗，你的梦中人是少女，我的梦中人是少年男子”。
理性人生和感性人生既是冲突的，也是互补的。完美和谐的人生应该是理性和感性的完美结合。这样的冲突和互补也体现在纳尔齐斯和歌尔德蒙这两个人物身上。他们时刻感受到对方和自己性情上的迥异和格格不入，但又偏偏是对方的知己，在情感上互相需要，保持了终生的奇特而深厚的感情和友谊。两人之间奇特复杂的关系，也正是理性人生和感性人生复杂奇特关系的缩影和象征。一方面，感性的人生需要理性的指导和帮助。正是在纳尔齐斯的启发下，少年时代的歌尔德蒙摆脱了父亲强加的笼罩在自己心里的宗教狂热迷雾，坚定地走向自己的猎情冒险的浪荡人生；在他走向人生绝境——勾引伯爵夫人而被判绞刑的时候，又是纳尔齐斯利用自己的人格和影响挽救了他的性命，把他领回修道院，最终在修道院里完成了不朽的作品，实现了自己的艺术人生，真正找到了自己。另一方面，理性的人生需要感性的滋润和安慰才不至于干涸和枯竭。歌尔德蒙对纳尔齐斯的意义正是如此。他从歌尔德蒙身上感受到了自己所缺乏的激情，明白了什么是艺术。
更重要的是，歌尔德蒙让他经常反省自己的生活，使自己枯燥的经院生活时时受到猛烈的震撼而不致于僵化干涸。歌尔德蒙的浪荡生涯使他经常自问：“无疑地，从修道院的观点来看，从理性与道德的观点来看，他自己的生活是要好一些，正确一些，稳定一些，规矩一些，典范一些；这是一种有条不紊的、兢兢业业的生活比起一个艺术家的生活，一个流浪汉和好色之徒的生活，它要纯洁和正当得多。可是，从上面看，从上帝的观点看，这种呆呆板板的枯燥生活，这种弃绝人世和感官的幸福，这种远远地回避污秽和鲜血，这种向哲学与信仰的逃遁，难道就真比歌尔德蒙的生活来得好么？”。正是这样的疑问和反省，使他明白：“一个负有崇高使命的人，即使在生活狂热的混沌中沉溺得很深，浑身糊满血污尘垢，也不会变得渺小和卑劣，泯灭心中的神性；他即使无数次迷途在深沉的黑暗中，灵魂的圣殿里的神火仍然不会熄灭，他仍然不会丧失创造力。”从歌尔德蒙沾有污点的手里，他睿智地看到了“在这颗艺术家和诱惑者的心中有十分光明灿烂的东西，并且充满着神的恩惠。”他对歌尔德蒙说：“你的梦中人是少女，我的梦中人是少年男子 ”与梦中人相遇，是他唯一的感官上的快乐。而这梦中人当然就是美少年歌尔德蒙。他不是美少年，他代表的是他失去的另一半天性，另一个无法实现的自己。当歌尔德蒙不再年少，带着满身风尘回到他身边时，他又意味着整个外面的世界，整个人类的完整生活，整个世界缤纷的色彩和芬芳的味道，它们活生生地出现在他的面前，使他停滞多年的血液开始震荡和流淌。
对理性的和感性的两种人生，哪种更好一些？黑塞并没有得出结论，并且他也不能得出结论。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他们的人生各有其欢乐和痛苦，各有其优越和缺陷。“造孽并承担其可怕的后果”是歌尔德蒙的生活方式，也是最令纳尔齐斯向往的。歌尔德蒙的快乐在于他一生顺从了肉体和心灵的呼唤，纳尔齐斯的痛苦则在于他从初始就扼杀了它们，并对这种扼杀怀抱着惋惜之情。纳尔齐斯的快乐在于他对世界和自身有一双智慧的火眼金睛，他的存在方式是 “冷静旁观”的，对事物有一种深邃的洞察和预见与分析的能力；歌尔德蒙的痛苦则在于不具备这种预见能力，无法自觉地为生命找到方向，所以他在感到身心分裂的痛苦后，要历尽艰辛才能找到自己的艺术实现之路。
诚然，在小说的结尾的，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也没有合二为一。纳尔齐斯虽然理解了艺术的真谛，对歌尔德蒙的爱和歌尔德蒙临终的遗言也在他心里激起了对于自然母亲的熊熊的感情的火焰，但他却依然不可能成为歌尔德蒙，更不可能走歌尔德蒙走过的人生之路。而歌尔德蒙最终也没有皈依上帝，临死的时候都“不相信存在什么彼岸”，不稀罕 “那种与他同在的和平”。也就是说，他们两人最后都还是迷惘的，并没有彻底找到生命的和谐和平安。这也是黑塞当时的迷惘。写作《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的时候，正是他的人生和创作从中期到晚期的过度时刻，对自然、社会、人生，他都存在不少思索和迷惘。但对和谐自然的理想人性、理想人生的追求却是贯穿他的一生的持久不懈的努力。黑塞从很小的时候起就向往着遥远的东方的神秘国度，在文坛上奠定了地位之后，他有了条件和朋友在 1911年赴东方游历。他游历了印度、锡兰、新加坡和苏门答腊等地，当时中国正值辛亥革命的混乱时期，他未能入境。但他并不遗憾，因为他见到了许多中国人，给他留下了比印度人还深刻的印象。这次亚洲之行促使他进一步努力研究 《道德经》和一系列中国古代着作，为他以后提出 “通向内在之路”奠定了思想基础。他的 “内在之路”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大战期间，他由于反战而被视为“叛徒”，家庭也因而破裂，他的精神也几乎濒于崩溃。经历了这场社会动荡和家庭不幸之后，他逐渐放弃了一度十分欣赏的尼采超人哲学而彻底转向于中国古代思想家从事的内心修炼之路，追求人与社会、与自然宇宙的和谐与完美。从那时起，他就在自己的一长串作品中塑造了一个又一个人物，描写了一条又一条人生的道路，但贯穿始终的思想线索只有一个)) ) 如何寻求理想精神境界，如何成为和谐完美的人。我们可以说，这条线索在《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里也是始终不变的，依旧在探索人性内在的自然和谐。
老子的人生哲学是以其自然人性论为基础的，以自然之性作为人的存在的终极依据和价值归依。人性自然，道本自然的人性本体论，自然无为的人生价值论，这些都是人合目的与人合规律的生存状态。纳尔齐斯爱好学习，是一个理性主义者，善于利用所学到的知识来教化他人；歌尔德蒙是一个感性主义者，内心对于世俗的向往使他义无反顾地离开了修道院，到世俗的社会中体验人世的酸甜苦辣，这些都是他们的自然本性使然。在作品最后，歌尔德蒙又回到修道院中像纳尔齐斯一样潜心学道，这也是由他的自然的性格所决定的。
老子《道德经》具有十分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全书关于相反相成、对立统一的双极概念有近八十对之多，老子用此揭示事物存在的普遍规律，也进一步指出事物发展的辩证途径，即“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通过强调否定来把握事物向相反方面转化而回归根本是老子哲学的大智慧之一。这种双极性也是黑塞思维方法的一个基本特征，在他的创作中非常明显，这一点已得到中国黑塞研究者的极大关注。
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代表了人的精神的两种类型：一个沉溺在强烈的爱欲之中，以固执的官能贴近凡世，即感性主义；另一个则强要脱离尘世，飞向崇高的先人灵境，即理性主义。两人性情不同，却成为了好朋友，连歌尔德蒙也感到奇怪。对此，纳尔齐斯向歌尔德蒙作过一番详细的解释，大意是说：纳尔齐斯和歌尔德蒙两个人的性格同时体现了人的两种天性—理性与感性；也是人的两种生活方式：禁欲的和张扬的；还是人的两种矛盾的极限：那以智性与永恒做伴的人感到生命的干枯，那经历丰富多彩的人却怅惘于生命的速朽。这矛盾的两极是相互吸引、相辅相成的。原本可以说，人的两种欲望—拥有至高的永恒和拥有丰饶的生命—永远都不可能同时达到。然而，黑塞则以象征的手法写出了精神与感觉，描绘了艺术家和哲学家如何相互启发、相互补充。这正如物有两极，天有日月，人有阴阳一般，虽然二人性格不同，但实际上是一个整体。在他们经历了大半辈子的分道扬镳之后，最后却在各自的对方身上发现了自己，找到了自己的本身的“虚”，即所缺少的东西：歌尔德蒙使纳尔齐斯的心受到美的滋润而不趋于干涸，纳尔齐斯则用神恩的启示让歌尔德蒙获得精神力量。两种不同的精神和生活通过相互融合和转化而形成和谐统一的理想形象，从而达到永恒艺术的完美。这也正是作者一直所期盼的“积极”和“沉思”的真正统一。
总之，《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是一部意蕴丰富深邃的小说，可以从多种角度进行解读。但意蕴的丰富、主题的多元却并不会掩盖一条最基本的线索——从总体上可看，这是一部从哲学层次上探讨永恒的人生意义的小说。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的人生、哲学与艺术的人生、反抗与皈依的人生，究竟哪一条是正道？哪一条是歧途？哪一条更有意义？哪一条更具价值？这是没有答案的，黑塞在小说中也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他虽然更偏重于调和两种人生，追求和谐和完美，但怎么调和？怎么追求？怎么处理人性两种矛盾？怎么处理人在世界面前艰难的道路选择？这些，黑塞都没有给出答案。也许就像刘小枫在《拯救与逍遥》中说的那样：“黑塞笔下的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的争辩表明，黑塞累了，所以要求进入东方的世界。 黑塞用以解决不可避免的恶的造作的设想是：让狼心与良心、神与魔、父亲的血与母亲的血、享乐与受苦这些敌对而混乱地在人身上相互共存的因素统统回到自然母体中去。”即使黑塞真的累了，但他的精神探索、人生意义探索的脚步却没有停止。和众多的探索者一样，和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一样，他们可能永远都不能给出一个明确的人生意义的答案。但他们的追求和探索却一直没有停止，他们都在路上，都在不同的朝圣的路上，并且也永远只能在路上。也许，这正是人类一切精神探索者们的宿命。 黑塞借助人物之口表达了许多自己的艺术见解。黑塞以象征手法写出精神和感觉、艺术家与哲学家如何相互启发、互相补充。这一对相辅相成的人物融合为一体，完成了黑塞的理想形象，以致后来有些评论家称赏这部小说为融合了知识和爱情的魅力的浮士德变奏曲”。歌尔德蒙是一位唯美主义者，认为神秘是梦与最高艺术品的共同特色，要把这种神秘变成话语，需要调和生与死、慈善与冷酷、生存与毁灭。歌尔德蒙信奉艺术的永恒性，艺术作品是永存的，百年后还会在静静的圣堂里发光，因为那不是血和肉，而是精神。纳尔齐斯则信奉哲学和宗教，是亚里士多德和圣托马斯的学生，一个思想家和禁欲主义者。纳尔齐斯的艺术理论基于人必须首先教育自己成为和谐完善的人，才能创造出不朽的作品，因为纳尔齐斯眼中的世界并非“由表象所形成”，而是“有概念所构成”的。这两种艺术观点都为黑塞所认同，也表现在他的其他作品中，在《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中最为集中。
Ⅸ 梁实秋的个人生活
1、美满的婚姻
原配夫人程季淑（1901年——1974年4月30日），祖籍安徽绩溪，1927年2月与梁实秋结婚。育有三女一子，长女梁文茜；次女（夭折）；长子梁文骐；四女梁文蔷。
程季淑出身名门，她的祖父曾官至直隶省大名府知府，父亲是家中长子，在北京经营笔墨店。1921年冬，梁实秋与程季淑初次约会。在不长的时间里，他们已深深为对方吸引，北平的一些优雅场所几乎都印下了两人的足迹。1923年，梁实秋结束了8年的清华生活，按照学校的要求打点行李准备赴美留学。
1927年2月11日，学成回国的梁实秋与程季淑在北京南河沿欧美同学会举行了婚礼。
1937年7月28日，北平陷落，梁实秋觉得自己早先的政论很可能招致灾祸，而且有朋友暗示他已经上了日军的“黑名单”，上上之策是逃离北平。可岳母已是年老体衰，不堪奔波之苦。他和程季淑权衡几日，决定他一人先走，待局势稍缓，再作打算。1943年春天，程季淑的母亲病故，当她和孩子们带着大堆行李站在梁实秋面前时，程季淑时年43岁，眼角已见皱纹，耳旁已有白发。梁实秋既以一个知识分子的热忱为国事奔走，又不忘着译耕耘，眉宇间也露沧桑。
1974年，美国西雅图，梁实秋和程季淑幸福地安度晚年，然而，4月30日，梁实秋和妻子到市场购物，临街的一个梯子突然倒下落在程季淑身上。她因伤势过重，离开人世。老伴的死，对梁实秋是个沉重打击，他写下了《槐园梦忆》一书，寄托对亡妻的悼念之情。最新版《槐园梦忆》由天津人民出版社于2013年出版。
2、古稀突发忘年恋
续弦韩菁清（1931-1994），生于1931年10月，父亲是一位巨贾，后移居上海。7岁时，她便在上海的儿童歌唱比赛中一举夺魁，14岁荣登“歌星皇后”宝座，成为上海滩光彩夺目的新星。1949年，韩菁清随父去了香港。她自编、自演、自唱、自己制片的《我的爱人就是你》使她获得了金马奖的优秀演员奖。
71岁的梁实秋在妻子故去半年后应邀来台，于偶然中认识小他28岁的韩菁清。见面第二天，他就按她头天提供的住址，大清早站在她的楼下向上仰望，进到家门后与她畅谈了一个下午。此时她已敏感觉察到他对她的一脉真情，但她想阻止这场爱的滋长，于是当他们再次相晤时，她对他说“我想为你做红娘。”“我爱红娘。”
自从相识，梁实秋每天都与韩菁清在一起，或者谈文学艺术，或者道国事家常，或者一起吃饭、散步……梁实秋率先向韩菁清表白心意，经历过爱情的风风雨雨，爱情于她，是个甜蜜且又痛苦的字眼。然而，她已过了满脑子幻想的年龄，横亘在她面前的最大障碍，是梁实秋已71岁了。她明白爱是没有年龄限制的，可他已到了古稀之年，戴着助听器才能听到声音，又患了严重的糖尿病……
与她相比，梁实秋一往无前，攻势甚猛。自相识的第六天开始，像做功课一样，梁实秋每天一信，当面递到她手上。面对她的犹豫，他写道：“不要说悬崖，就是火山口，我们也只好拥抱着跳下去。”梁实秋炽热的爱情火焰，终于化开了韩菁清所有的理智关隘。那段日子，他一下子年轻了许多，满面红光，精神抖擞，丧妻的抑郁一扫而光。
因为妻子死于非命的索赔诉讼需要处理，1975年1月7日，梁实秋飞回美国。他说：“亲亲，我的心已经乱了，离愁已开始威胁我，上天不仁，残酷乃尔！”而独守闺房的韩菁清则写道：“秋：你走了，好像全台北的人都跟着你走了，我的家是一个空虚的家，这个城市也好冷落！”
梁韩之恋在梁实秋返美之后，突然成为台湾岛的“新闻风暴”。《教授与影星黄昏之恋》……类似的新闻标题在大小报纸上频频出现。矛头首先指向韩菁清。韩小姐年轻美丽，为何允嫁七十多岁老翁？图名还是图财？多数文章都认为让韩菁清这样一个演艺圈中的人嫁给一个“国宝级”大师，是对梁实秋的亵渎。而他的一大批已经有相当高社会地位的学生，竟然打着“护师团”的旗号，反对梁韩之恋。
对梁实秋来说，这是一份与生命相关的爱情。他说：“我像是一枝奄奄无生气的树干，插在一棵健壮的树身上，顿时生气蓬勃地滋生树叶，说不定还要开花结果。小娃，你给了我新的生命。你知道么？你知道么？……我过去偏爱的色彩是忧郁的，你为我拨云雾见青天，你使我的眼睛睁开了，看见了人世间的绚烂色彩。”
梁实秋不满足于纸短情长的情书。他拿出一生办报纸副刊的本事，给他“最最亲爱的小娃”办了一份《清秋副刊》，把每天读报得来的时事趣事，抄写下来专为他的小娃一人阅览消遣。
1975年3月29日，梁实秋提着一箱书信，飞过太平洋，去台湾缔结他们的“宿缘”。婚礼那天，梁实秋竟比新娘子还光彩照人。他的礼服是韩菁清选的，是一身玫瑰色的西装，配着一条橘黄色的花领带，胸前插着一束康乃馨，手上戴着韩菁清送他的戒指。梁实秋不拘俗套，自兼司仪，站在大红喜字前宣布婚礼开始，然后又自读结婚证书，随后在宾客们的欢笑声中，献上新郎致词。
晚年梁实秋耳聋加上又犯有糖尿病，身体状况并不乐观。她悉心照顾着他的起居，为了给他提供更安稳的环境，趁他飞回美国与女儿小住的空当五年间竟搬家三次。她每晚下厨为他煲汤；她搀扶着他从一条小巷穿行于另一条小巷；他们在家养猫，权当是他们的孩子，共同地爱。
偶尔有争吵，大多因他误食有害健康，于是她大吵大闹，生气时跑进洗手间，他则在门外唱起那首他们平时常唱的歌《总有一天等到你》，不一会又压低嗓子装出悲痛欲绝的音调唱起那首《情人的眼泪》，直到她弯身笑着走出那扇门，直至两人一起欢快地笑出眼泪———他们爱的细节呈现着大片葱绿，并非秋黄。 他是中国国家社会党党员，否认文学有阶级性。早期梁实秋专注于文学批评，曾委婉的斥过冰心散文，坚持将描写与表达抽象的永恒不变的人性作为文学艺术的文学观，批评鲁迅翻译外国作品的“硬译”，不同意鲁迅翻译和主张的苏俄“文艺政策”，主张“文学无阶级”，不主张把文学当作政治的工具，反对思想统一，要求思想自由。这期间和鲁迅等左翼作家笔战不断。梁实秋曾被鲁迅先生斥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毛泽东也曾把他定为“为资产阶级文学服务的代表人物”。从1927年到1936年，论战持续了八年之久。1936年10月19日鲁迅不幸逝世，对垒式论战也自然结束。
从文学创作的主体来说，梁实秋认为文学是天才的创造。梁实秋一再说，“一切的文明，都是极少数天才的独创”，“文艺是少数天才的独创”，“大多数人就没有文艺，文艺就不是大多数的”。并且在梁实秋看来，不但创作的主体只能是极少数的天才，就是鉴赏文学也是极少数天才人物的专利，“最高的艺术只能少数人能了解……艺术自有许多的等级，所以艺术的鉴赏亦有很多的等级。”对于一般民众的文艺要求的满足，梁实秋给他们安排了说书、唱戏、通俗文学作品等艺术，因为他们的知识只能理解这样的作品，他们也只对这样的艺术感兴趣，至于伟大的艺术作品，像莎士比亚的戏剧，歌德的《浮士德》，那自然只有伟大的艺术家们才能欣赏、体会。梁实秋看到了不同的艺术主体对艺术有不同的要求，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梁实秋的错误在于夸大了天才等英雄人物的作用，完全忽视了广大人民群众在艺术创作和接受中的作用。 梁实秋的人性论批评从人性善恶二元构成、善对恶的适度节制、天才才能洞察绝对真理三方面接受了白璧德的影响，但梁实秋拓展了绝对真理的范畴，强调普遍人性，更偏重实践理性。
在美国哈佛大学留学时，曾选修美国新古典主义大师白璧德的《十六世纪以后之文艺批评》课程，在文艺思想上深受白璧德的影响，从以前的浪漫倾向和唯美倾向转到传统的、古典的倾向，究其原因是由于白璧德的思想为梁实秋反思了中国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提供了理论资源，也由于白璧德的人文主义与中国的传统儒家思想有相似之处，而梁实秋思想中的传统观念比较浓厚，这为梁实秋认同白璧德的人文主义提供了坚实基础。
梁实秋最基本的观点就是文学要表现普遍的、永恒的人性。人性论是他思想的核心。他在《文学的纪律》一书中说到：“伟大的文学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从人心深处流出来的情思才是好的文学，文学难得的是忠实，——忠于人性；至于与当时的时代潮流发生怎样的关系，是受时代的影响，还是影响到时代，是与革命理论相合，还是为传统思想所拘束，满不相干，对于文学的价值不发生关系。因为人性是测量文学的唯一标准。”在这里梁实秋说明了文学价值之所在。他认为，文学的价值不在于文学是否表现了时代精神、革命理论、传统思想而在于它是否表现普遍的固定的人性。正是他的这种文学价值观确定了他的文学目的就是表现普遍固定之人性。正如他在《文学的纪律》一文中说：“文学的目的是在借宇宙自然人生之种种的现象来表示出普遍固定之人性。”
海德格尔认为艺术作品是超验存在显露自身的一种独特方式，艺术与存在的真理原本同一。这些对现当代世界影响深远的哲学家关于文艺的思想的一个共同点在于：文艺要显现普遍性，要显现无限和超越存在的真理，梁实秋所说的文学要表现普遍的人性和他们的理论尽管还存在这样那样的差别，但其基本思路与他们是相通的，这就是梁实秋的人性论文学观的现代意义所在。 梁实秋认为，文学批评不是鉴赏，而是判断。他说，“判断有两层步骤——判与断，判者乃分辨选择之功夫，断者乃等级价值之确定，其判断的标准乃固定的普遍的。”这个普遍的固定的标准是什么呢，梁实秋说：“常态的人性与常态的经验便是文学批评的最后标举。”接下来，梁实秋分析了批评的目的：“文学批评根本不是事实的归纳，而是伦理的选择，不是统计的研究，而是价值的否定。”换言之，批评的作用一方面在于对纷繁复杂的艺术作品作价值判断，指出哪些作品是伟大的，哪些是低劣的；另一方面，批评家还需指出这些作品哪些是符合伦理的，他们又是如何符合的。梁实秋所说的伦理，主要是指儒家的伦理道德，梁实秋一生都是儒家伦理的信奉者，他说，“儒家的伦理，在我看来，大致是不错的。”而要完成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当然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只有文学批评家才能够做到，因此，梁实秋认为，只有批评家的批评才是批评的正宗，“批评家的意见无论其与民众的品味是相合或相反，总是那一时代的最精到的意见。”
Ⅹ 文艺复兴作品中体现人文主义精神
文艺复兴的实质。
一、“意大利文艺复兴”一目，教材主要写了以下两点：
1．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背景和实质。资本主义萌芽最早出现在意大利，这是意大利成为文艺复兴发源地的前提条件。14世纪，意大利境内出现手工工场，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新兴资产阶级为维护和发展其政治、经济利益，首先在意识形态领域展开了反封建斗争。意大利丰厚的文化遗产和众多人才，也是文艺复兴产生的重要条件。14、15世纪的意大利处在西方贸易的中心地位，经济上呈现出繁荣景象，这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物质环境。许多统治者和富商巨贾竞相延揽才智之士，使意大利汇集了众多的博学才子。意大利境内保留许多古代罗马的建筑遗址和古代典籍。拜占廷帝国灭亡后，深通古希腊文化的学者和大量典籍流入意大利，研究和鉴赏古代希腊、罗马文化，在意大利蔚然成风。人文主义者从古代典籍中发现了肯定现世生活和肯定人的思想，在此基础上，他们建立了新的思想体系，即人文主义思想。人文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成为文艺复兴的指导思想，支配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艺术、哲学和科学的发展。文艺复兴是新兴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革命，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2．文艺复兴在意大利兴起。14世纪文艺复兴发源于意大利，14、15世纪是早期文艺复兴时期，16世纪进入它的全盛时期。早期人文主义者利用古代文学艺术中的现实主义成分与中世纪的来世观念作斗争。但丁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先驱，《神曲》中虽然还保留着灵魂不灭和来世的观念，但是作品通过对地狱、炼狱、天堂中人物的描写，展示了当时社会、政治生活的广阔画面，它对教会和封建贵族的谴责，对自由、理性和求知精神的歌颂，带有鲜明的人文主义色彩，恩格斯称他为“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但丁的知交乔托在绘画领域占有重要的地位。乔托第一个改变中世纪绘画简单和呆板的传统，初步运用透视、素描写实技巧，创造出具有现实感的人物形象和生动活泼的生活画面，使绘画向现实主义迈进一步。乔托成为近代绘画的奠基者。彼特拉克、薄伽丘是意大利早期文艺复兴的杰出代表。彼特拉克孜孜不倦地搜集古代抄本和文献，最早用人文主义的观点诠释和阐述古典着作，被称为“人文主义之父”。
16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进入全盛时期，艺术创作空前繁荣，造型艺术方面的成就尤为突出。达·芬奇、米开朗琪罗和拉斐尔并称为文艺复兴的“美术三杰”。尽管他们的作品风格各异，但都将生活里的现实人物和情景摄入画面；完善了素描、透视解剖的基础理论和技法。这时的艺术大师们把人文主义思想和现实主义方法结合起来，提高到空前的高度。主张“强权政治”理论的马基雅维利的思想，反映了意大利四分五裂的现实和资产阶级要求统一的主张。
二、“西欧诸国的文艺复兴”一目，教材主要写了以下几个问题：
1．文艺复兴扩展到西欧诸国。15世纪后期，新航路的发现刺激了西欧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文艺复兴运动由意大利扩展到西欧广大地区。
2．英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新航路开辟以后，世界贸易中心转到大西洋沿岸，英国成为欧洲资本主义发展最快的国家。这时，人文主义思想流行于英国。英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是在英国圈地运动兴起的情况下产生、发展起来的。
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的戏剧成就具有典型意义。莎士比亚是英国杰出的戏剧家。在留传下来的他的37个剧本中，包括历史剧、喜剧和悲剧等多种体裁。在他的创作早期，写了大量的喜剧和历史剧。乐观主义的生活态度、赞美友谊及爱情、主张自由平等、反对封建束缚和神权桎梏等人文主义的人生观和道德原则是莎翁喜剧创作的主题；谴责暴君和封建贵族、歌颂贤明君主、同情人民，是他的历史剧的主题思想。莎士比亚后期创作的四大悲剧，代表了其戏剧创作的最高成就。剧中主人公的性格被注入了人文主义的理想，他们的悲剧结局，说明恶势力的强大和人文主义的软弱，莎翁用生动的语言塑造了鲜明的舞台形象，广泛深刻地描写了当时的英国社会。他的剧作，不仅在欧洲的文坛上享有崇高声誉，也是人类文化史上的珍品。
3．法国的文艺复兴运动。15世纪，法国开始了文艺复兴运动。拉伯雷是法国人文主义的杰出代表，他的长篇小说《巨人传》充分表达了人文主义思想，以夸张的手法塑造理想君主巨人的形象，歌颂“人”的力量。他笔下的三代巨人都是充满自豪、自信和幸福感的人。他们体格健美，性情豪爽，头脑聪明，知识丰富，象征着处在上升时期资产阶级的蓬勃乐观情绪和以自我为中心的阶级意识。《巨人传》通过幽默滑稽的故事大胆地嘲笑了僧侣的无知，激烈抨击教会的罪恶，成为批判性和讽刺性极强的文学作品。
4．西班牙的文艺复兴运动。西班牙专制王权与天主教会相勾结，妨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文艺复兴运动迟至16世纪初才在西班牙蹒跚起步。塞万提斯是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杰出的现实主义小说家。他的长篇小说《堂吉诃德》是一部影响深远的文学名着。作品通过堂吉诃德的游侠史，广泛展示了西班牙的现实生活；通过堂吉诃德的悲剧，否定了骑士制度、骑士道德以及骑士文学；还尖锐地批评贵族的残暴专横、荒淫无耻和虚伪狡诈，歌颂了西班牙人民渴望自由、追求真理、反抗压迫的崇高品质。这些都体现了人文主义的精神。《堂吉诃德》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瑰宝。
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是14～16世纪欧洲新兴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运动。其主要中心，最初在意大利，16世纪扩大到西欧其他国家。“文艺复兴”的概念在当时已被意大利的人文主义作家和学者所使用。这一名词源自意大利文“Rinascita”，一般多写为法文“Renaissance”。中国曾有人直译为“再生”或“再生运动”，但“文艺复兴”的译法已被普遍接受。当时人们认为，文艺在希腊、罗马古典时代曾高度繁荣，但在中世纪“黑暗时代”却衰败湮没，直到14世纪以后才获得“再生”与“复兴”。这表明了文艺复兴的新文化以古典为师的一面，但它不是单纯的古典复兴，而是反封建的新文化的创造，它表现在科学、文学和艺术的普遍高涨和创新。
人文主义
人文主义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的社会思潮，是文艺复兴文化的指导思想。
人文主义这个名词的英文是Humanism，也译作人道主义。它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学科”。那时的新兴资产阶级学者鄙弃以基督教神学为中心的封建文化，热衷于发掘古希腊罗马的文化遗产，研究古代的语言、文学、自然科学和哲学。他们认为，这些学科以人和自然为研究对象，是不同于“神学学科”的新学问，是“人文学科”。那些研究人文学科的新文化人士自称为“人文学者”。“人文学科”一词的出现，不仅指学术研究方向的改变，还意味着一种以世俗的人为中心，提倡人性或人道主义的新的世界观代替了宗教神学的旧世界观，它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发展资本主义的利益和愿望。16世纪，人们逐渐认识到“人文学科”一词的广泛含义，到了19世纪，欧洲学术界才开始用“人文主义”这个名词来概括文艺复兴时期人文学者的世界观。
人文主义的核心是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和人道主义。
人性（humanity）是指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质、基本属性。人类从哲学上认识自身的特性有很长的历史，历史唯物主义总结人类认识的成果，第一次对人性作出了科学的解释。历史唯物主义不否认人是自然的存在物，人的肉体组织决定人有吃、喝、性行为等机能和欲望。但是，离开人的社会活动抽象地考察这些机能和欲望，把它们看成人类活动唯一的和终极的目的，则是错误的。人是社会的动物，人的某些自然属性，也不能不带有社会色彩。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所谓人性，是指正常的人和其他动物的根本区别，这个区别主要在于社会性的劳动；现实的人性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的。资产阶级人性论没有认识到人性和社会的关系，也不承认人性的历史演变，只承认一种所谓全人类共有的、永恒的人性，而资本主义制度则是符合于这种人性的永恒的制度。
人道主义是关于人的本质、使命、地位、价值和个性发展等的思潮和理论。它是一个发展变化的哲学范畴。人道思想是随着人类进入文明时期萌发的，但人道主义作为一种时代的思潮和理论，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形成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它冲破了中世纪教会统治下的以神为中心的思想束缚，主张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并支配自然，认为追求快乐是人的天然权利和社会发展的动因。它批判了封建教会视肉欲和世俗生活为罪恶的禁欲主义，肯定了人拥有享受人间一切快乐的权利，从而使征服自然、寻求人生快乐、进行自由创造、争取个性解放和建立公正社会制度等进步思想得到了广泛传播。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在当时所起的进步作用，使它成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教会专制的革命的思想武器。从欧洲文艺复兴到18世纪启蒙运动之前的人道主义者，大多是艺术家、作家、思想家和科学家，他们在各自不同的领域里宣传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作出了贡献。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的人道主义理论要求现实的一切都要合乎人的理性。在法国大革命中诞生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即《人权宣言》，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胜利的记录。
但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有它自身的矛盾，如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矛盾、个人自由发展与公共社会制度的矛盾等。一些启蒙思想家考虑了种种解决矛盾的方案，但是他们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制度是产生这些矛盾的根源，而他们所主张的人道主义恰恰是维护这种制度的，所以靠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是不能找到解决矛盾的出路的。从理论上看，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在考察人时，完全脱离了社会关系，把人只看做自然人，并以此为出发点论证人的追求和向往。这就使它陷入抽象的人性论，具有超阶级、超时代的假象。然而，这种抽象的人性论所追求的自由、享乐权利和所谓“公正”的社会制度并不抽象，它们以私有制为基础，以个人主义为核心，鲜明地表现了资产阶级的特性。
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起过不同的作用：文艺复兴时期起过十分革命的作用；直到19世纪，它始终是资产阶级建立和巩固资本主义制度的重要思想武器；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发展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高涨，它逐渐失去了进步的历史作用。
根据人文主义、人道主义在不同历史时期所起的不同作用，为区别起见，在中国，人们习惯上把文艺复兴时期的这种思潮称为人文主义，文艺复兴以后的则称为人道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