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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潮州日报》报道：在潮安县官塘镇乡间的一间破败老宅里，居住着一位戎马半生的中国远征军老兵，他叫陈英波，今年96岁，双目失明已三年之久。幸运的是，2012年末，在社会各界热心人士和政府的帮助下，陈英波老人于汕头完成白内障摘除手术，双目重见光明，身体状况日渐好转。近日，老人迫切地希望早日完成自己的“远征抗战回忆录”，悼念当年为国捐躯的战友，将潮汕侨胞的爱国精神传扬开来。
陈英波1917年生于泰国，“九·一八”事变发生后，14岁的他为响应国家支援抗日的号召，毅然放弃了安逸的生活和良好的教育环境，回到潮州。“七七”卢沟桥事变后，陈英波参与到抗日救亡宣传中。1939年，潮汕地区沦陷，陈英波被迫离开家乡流落到兴宁，同年，他徒步行军七个省份入伍黄埔军校，开始了军旅生涯。
1943年春，陈英波军官教育修业期满，被调往滇缅远征军机械化第五军49师，在远征作战期间由少尉升至副连长。之后，他成了中美鸿翔伞兵团学员，担任过青年远征军207师第二旅第六团副官、连长、营长，随后又成为哈尔滨解放军东北军区松江军事部教员、黑龙江军政大学学员。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陈英波又成为了志愿军整训师军教参谋……直到1952年，他由于身体原因转业回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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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救济养老制度在农村的实施
郭孟谦（共青团中央青农部）
【内容摘要】农民养老保障需要关注，目前最为可行和最为迫切的是要建立一种社会救济养老制度，它要求政府履行保障贫困农民的养老义务，通过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为农民养老设立最后一道安全线。
【关键词】农民养老保障 社会救济养老制度
我国农村居民有8.7亿，他们的养老问题非常重要和迫切。但由于理论界、政界在此问题上的意见不一以及存在现实困难等，农民养老问题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家庭养老出现了滑坡，土地保障功能急剧衰减，合作医疗被冲毁，社会养老保险总体上停滞和倒退。农民养老问题如何解决？笔者认为，这需要农民个人、社会和政府的共同努力，即坚持和鼓励家庭养老以及个人商业养老保险，要求与农民有劳动关系的法人承担一部分养老责任，政府履行保障农民基本生活、生存权利的职能。其中，政府履行保障年老农民最基本的生活、生存权利尤为重要，是一切养老的基础。为此，应当建立全国统一的、最基础层次的养老保障制度，不论农民有无子女，只要进入老年期且生活困难，就有获得国家救济、安享晚年的权利，政府就要履行向其提供最基本生活保障的义务，这就是社会救济养老制度。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呼唤社会救济养老制度
1、农民实现公民宪定权利需要社会救济养老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5条第1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这是宪法对公民物质帮助权的规定。占总人口70%的农民是中国公民的大多数，当然也拥有宪定的物质帮助权。但长期以来，农民被排除在社会保障之外，不是社会保障的对象，只能依靠自己和家庭解决养老问题。自1949年以来，“这种把农民排除在社会保障制度之外的制度延续了43年。”【1】1991年的《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第一次将农民最为关心的老年保障问题纳入了国家考虑范围，体现了政府对农民的关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这个文件没有法律强制性和普遍性，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法律规范，农民的宪定权利仍无法实现。
宪定权利需要转变为现实权利，也就是说，必须把宪法规定的公民物质帮助权变为公民现实可行的权利，使公民与相应的行政机关之间形成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在这种条件下，要求物质给付、请求帮助是公民的权利；相反，进行物质给付、提供法定帮助则是相关行政机关的义务。如果相关的行政机关不能或拒绝履行这一法定的义务，则公民可以寻求行政和法律救济。因此，农民宪定的物质帮助权转变为现实的物质帮助权就需要明确、可行的法律制度。社会救济养老就是要建立这样一种法律制度。它通过肯定、明确的规范，要求国家和政府从实现最基本的人权角度出发，无偿救济帮助年老困难的农民，保障他们最基本的生存、生活需要，为农民养老保障建立最后一道社会安全网。
2、社会救济养老制度体现了社会公平，有利于社会发展
公平是我们追逐的社会发展目标之一，然而在对待农民的问题上，现实的社会政策和法律制度并没有体现这一目标，在农民的社会保障上更是如此。从1952年到1990年，我国农业为工业化提供的剩余积累额总计为11，594.14亿元，平均每年300亿元，其中75.1%来自剪刀差。“工业化带来的收益几乎为城市居民所垄断……在国家对农业的支出中，只有很少数额用于农村扶贫和社会救济，在农民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上国家并没有承担责任，这对于农民显然是不公平的。”【2】（P73）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收入有了明显提高，但原有的二元结构不仅没有得到改变，反而被强化，在保障问题上更是出现了倒退。城乡居民间社会保障的不公平状况不仅依然存在，而且有所加强。1990年，全国社会保障支出1，103亿元，其中城市977亿元，农村126亿元，人均相差近30倍。
社会公平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础。社会不公加大就容易产生社会积怨和矛盾，引起社会不稳定，影响社会发展。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转型时期最大的特点是社会问题大于经济问题，维护社会稳定尤为重要。即使有一天我们建立起了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也需要保持社会的稳定，因为市场机制有其自身的缺点，需要政府纠正其偏颇。多建立一些保证公平的社会制度，如包含社会养老的社会保障制度，就可以消除或减少社会不公，保持和促进社会稳定。
目前，国际上尚无大范围解决无劳动关系和固定收入社会成员的社会保障问题的成熟经验。尽管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但我们可以分阶段分职业逐步推进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而且有一个底线应当设立并保证，这就是任何社会成员的最低生存、生活保障不能忽视。建立社会救济养老制度就是要为农民养老设置最后一道安全网，这是防止农村社会不稳定的减震器。
3、社会救济养老制度是政府完善和履行职能的需要
现代政府存在的理由和原因、活动的范围是由社会公共需要所决定的，政府的职责和功能就是为了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社会公共需要是人类社会共同体所面临的社会公共问题的共同需要，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而不断变化的。现代社会，建立社会保障与救济体系、扶助社会弱势群体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公共需要。正如国际劳工局明确指出的：如果一个国家缺少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那么这个国家构建任何一种市场经济体制都是不可能的【2】（P15）。
作为社会公共需要，社会保障不一定会自动转化为公共产品，纳入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范围。“只有那些进入了政府供给程序的社会公共需要才会转化为政府公共服务，也就是说，社会公共需要只有在被立法机构以立法的形式确认，并且交由行政机关执行、由司法机关司法的情况下，才会成为公共服务。”
20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学者提出与公法、私法并列的社会法，认为国家应通过立法干预经济，从而在经济、社会保障、劳动关系等方面公法与私法相互交错，形成作为中间领域的社会法。可以说，社会保障已经成为市场经济制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成为现代法律体系的重要法律渊源，是现代政府的一项法定职责。而在我国整个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没有建立，农村基层政权更是容易将公共财政的危机转嫁到农民身上。这是政府的缺位，是法律的缺失。建立社会救济养老制度尤其必要。
二、社会救济养老制度是符合中国现实发展阶段的可行选择
1、符合社会保障历史发展规律和改革取向
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是有先有后，循序渐进的。历史上最早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救济制度。1601年，英国颁布《济贫法》，它是传统慈善事业的延续，尚未将救济视为一种社会义务和责任。社会保障法的真正诞生应当说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社会保险法》。它“使社会保障制度发生了质的飞跃：从零星的一些社会救济措施发展成为政府的一项社会政策；从施舍式的社会救助发展为一种公民权利；从统治阶级的安民术发展成为国家的社会责任。”【2】（P49）此后尽管社会保险逐步取代了社会救济的主体地位，但在现代社会保障法律体系中，社会救济仍然占有重要地位。社会保障“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分水界，战前呈现社会救助和社会保险此消彼长的特点，而战后阶段的主要特点则是既分工又合作。”【2】（P307）
建立社会救济养老制度符合社会保障制度的历史发展规律。在中国农村迫切需要社会保障而很难很快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的今天，只能按照社会保障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中国的实际，先易后难，先选择急需的再选择其他的，一步一个脚印建设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救济养老制度可以说既是最需要的，也是最容易的。如果连最容易的都不能建立起来，怎么谈论其他？今后即使建立起了统一的社会养老保险，社会救济养老仍可作为最后的防线。
建立社会救济养老制度也符合社会保障的改革取向。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保障制度出现了“危机”，由于福利国家社会保障项目多，待遇标准太高，过分慷慨，人们不劳动也能保证像样的生活水平。“特别是失业补助金给付期长，标准高，使失业者的收入与在业者的收入差不多，失业者不愿意从事新工作。”【2】（P64）高保障、高福利保护了一批懒汉，大大牺牲了效率，也有损社会公平。因此，各国对社会保障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并着力进行改革。社会保障不是越高越好，必须适度。在目前农村经济水平较低、人口庞大的情况下，只能选择最低水平社会救济养老。
2、在中国有着坚实的基础
抚恤孤老残疾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即使在封建社会也有许多官办、民办慈善机构承担抚恤孤老残疾的任务。新中国建立后，党和政府非常注重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着力发展生产，并通过发放救济粮、减免农业税、以工代赈等救助农民。这些都为建立社会救济制度奠定了深厚的历史基础。其中，“五保户”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解决农村贫困老人养老问题的有效措施，对建立社会救济养老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五保户”制度产生于1956年，完善于1960年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改革于1994年的《农村五保供养条例》。“五保户”制度对于老人而言，是指对农村无法定抚养人、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的老年人，实行“五保”：保吃、保穿、保住、保医、保葬。1994年，全国符合“五保”条件的对象有286万户，308万多人。1998年，有282.8万人享受/五保0待遇。由于国家将/五保户0制度定位于农村集体福利事业，而现在其依赖的经济基础——集体经济在中国绝大部分农村开始瓦解，所以“五保户”制度也受到了极大冲击，不仅覆盖面有限，而且在许多地方实行得都很艰难，但这一制度给建立社会救济养老制度提供了难得的经验和坚实基础。
目前，部分地区试行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也为社会救济养老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到1999年底，全国农村316.17万人获得了最低保障，占农业人口的0.34%。2000年一些地区实施费改税后，取消了乡统筹村提留（除“五保户”之外），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影响。据《人民日报》2003年2月11日报道，现在，“全国已有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有条件的县（市、区）初步建立了农村‘低保’制度，404万人享受了农村‘低保’”。
3、符合当前农村实际
“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那是法学家的幻想。相反地，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3】法律取决于现实。首先，社会救济养老制度适应了统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打破农村与城镇隔离的天然本性。城乡互动、一体化发展成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要实现小农生产向社会化大生产的转变、城乡统筹发展以及建立统一劳动力市场，社会养老就要统一起来。现在能够统一建立起来的社会养老制度就是社会救济养老。把这个基础制度做好，就等于为农民建立了一种最低的安全保障。今后可以适时与城市的救济养老接轨，形成全国统一的最低安全网。
其次，社会救济养老制度符合目前中国整体经济状况。就目前中国的整体经济条件而言，很难承受较高水平的社会保障项目。从各级政府财政状况看，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不错，但许多地、市和县级财政困难很大，绝大多数乡村财政更是困难重重，有的债务缠身。在这样的条件下，只能从低水平的社会救济开始。
最后，社会救济养老制度符合中国农村阶层化的现实。农民内部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分化，开始形成不同的阶层和利益群体。有人将其划分为三个阶层：主导阶层（包括母体阶层、单纯农业劳动者、兼业农、城市农民工、农村文化技术人员、乡镇企业工人）、领导阶层（包括乡镇企业经营管理者和农村乡务管理者）、依附阶层（包括个体劳动者、私营企业主和其他）。解决大规模人口养老保障的现实办法就是建立多层次的养老保障体系，即用统一的社会救济养老兜底解决以母体阶层和兼业农为主的养老保障问题，分类推进其他养老项目。
三、社会救济养老制度的主要内容
社会救济养老是把传统的社会救济运用于养老领域的一种实践，目标是：克服贫困和无助，实现人人老有所养，病有所医。老有所养指拥有基本的生活条件；病有所医指拥有基本的生存能力。
1、原则
社会救济养老属于社会救济的延伸和特定条件下的社会养老，兼有社会救济与社会养老的优势。其原则是：（1）反贫困和反无助原则。通过社会救济，帮助贫困、无助的老人安度晚年，消灭老年农民的绝对贫困和一定程度的相对贫困。（2）积极救济原则。社会救济养老不是国家和政府对农民的恩赐、施舍和怜悯，而是国家和社会应尽的义务，是农民拥有的天赋人权。（3）生存权原则。一方面国家提供的救济养老是保障生存权水平的救济；另一方面，每个农民在年老不能维持生存时，即可申请成为救济养老对象。
2、主要项目
（1）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主要解决年老农民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问题。最低生活水平，从绝对意义上说是指保证维持生命所需的最低限度的饮食和居住条件，目标是不能使救济对象冻饿而死；从相对意义上来说，就是享有当地生产力水平下相对数量最少的消费资料和服务。从目前中国的现实考虑，救济的标准只能是广覆盖、低水平。
（2）老人医疗救助制度。对于农村老人而言，疾病与贫困是一对难以分开的恶魔，只要摊上一个，另一个就会接踵而来。因此，建立面向贫困老人的医疗救助制度也是解决养老的重要部分。医疗救助主要是解决救济对象的基本医疗和大病治疗。
3、对象的确定
社会救济养老的对象是农村的贫困者。具体量化标准可以用下面两个尺度：（1）年龄：60岁以上；（2）经济收入水平：“绝对贫困线+当地农村人均收入（或人均消费支出）@系数”以下。系数可以分3~6个层次，比如东部高一点，西部低一点，中部为中间值，南北可以再分两类。
救济养老对象的条件应随社会经济的变化而变化。（1）经济收入须是基于绝对贫困线之上的综合指数，需涵盖一定指标。比如，须包括地方“人均国民收入”、“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等若干项固定的指标。（2）中央可以分不同区域定期调研、发布指导性条件标准，同时规定统一的救济养老条件下限。目前可以绝对贫困或较低的相对贫困标准作为条件的强制基准，地方政府也可制订更宽泛的条件。（3）以乡、村社区组织为基础，建立调查监督体系，规范贫困调查与监测制度，以动态的方式监测农民的生活状况。这是农村各项社会保障的基础，也是制定农村社会政策的基础。
4、救济标准和资金来源
社会救济养老的救济标准就是：绝对贫困线+地方农村人均收入（或人均消费支出）@系数+农民人均医疗费-本人年收入。中央政府只负责“绝对贫困线+农民人均医疗费-本人年收入”部分，地方负责“当地农村人均收入（或人均消费支出）@系数”部分。
资金是关键。1999年全国农村共有社会救济对象4，750.4万人，如果按照1，000元/人，则需要470亿元/年。这些资金如何筹得呢？（1）救济养老金在东部及发达地区可以由中央、省级、县市级财政共同承担。中西部以及贫困地区须由中央和省级财政完全负担。（2）将社会保障费改为统一的社会保障税，由中央统一分配使用。这是现代国家的通行做法。目前，在全世界170多个国家中，至少有132个国家开征了社会保障税。同时，征收社会保障税，将使社会保障制度更加规范和稳定，从而排除了征收、使用、管理中的随意性，使社会保障金有了保障，更能体现公平和社会互助。（3）发行国债和福利彩票，以期通过年轻一代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解决目前的困难。（4）允许农民以土地换社会保障，减少社会救济养老对象。
【参考文献】
【1】刘翠宵.中国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J】.法学研究，2001，（6）：68.
【2】覃有土，樊启荣.社会保障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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Ⅷ 老人孤独落寞的背影图片
春城,被一个孤独老工人佝偻的背影所感动
昆明中心有一个美丽的人工湖---翠湖。过去20年的秋冬季节，人们总是会在湖边看到一位年近古稀的老人，佝偻着背用自己精心的食物喂养红嘴鸥。于是，寒冷的季节，碧波粼粼的湖水，白色的海鸥，孤独的老人，摇曳的柳条，构成了翠湖秋冬季节的独特景观。此情此景一直持续到来年春暖花开，直到那白色的候鸟归乡为止。
这位步履蹒跚的老人叫吴庆恒，是昆明化工厂的退休工人，这个厂子位于昆明西郊
，距翠湖有10多公里。老人据说终身未娶，毕业于西南，曾被打成“右派”，还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抓去坐牢。残酷的人生际遇使得老人不愿意与人亲近，对人保持着本能的惊惧。
年10月，来自西伯利亚贝加尔湖畔的红嘴鸥第一次来到昆明越冬。从此，这个朔方小精灵年年莅临昆明，给昆明人带来了无尽的欢乐，成为昆明着名的一景。吴庆恒老人渐渐感到它们的可爱，逐渐喜欢上了这些鸟儿。
每月只有元退休金的老人，每天一早从昆明西郊的住地蹒跚走来，一直要到中午12点左右才能走到翠湖，然后从挎包里掏出自己头晚精心的鸥粮，把食物搁在湖边护栏上，在一旁高兴地端详着红嘴鸥进食。由于路远，老人必须下午3点前赶回家。认识老人的摄影师李志雄说，老人为了省钱喂鸥，甚至舍不得花5毛钱乘坐公交车。每月的那点工资还要省下一半给红嘴鸥吃的。
老人每天徒步10多公里就是为了喂海鸥;自己只抽两三毛一盒的香烟，但看到红嘴鸥喜欢吃吉庆祥的饼干，4.5元一斤的饼干，老人毅然出手。老人还鸡蛋，在家和面，为海鸥做好吃的。每天10多公里，老人几乎是风雨无阻，定期和海鸥约会，为它们带来食物。
每年在寒冷的季节来昆明“度假”的红嘴鸥似乎是老人唯一的精神寄托，与红嘴鸥交流似乎也是孤独老人唯一的快乐。
终于有好几天，一直关注老人的摄影师发现老人一连几天没有来喂鸥了，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着李志雄，他约上几个在媒体工作的朋友赶到老人的家去看望老人，但还是晚了---老人已于头天晚上辞世。
李志雄关注老人已经整整10年。
吴庆恒老人爱鸥护鸥的事迹及佝偻着身躯喂养红嘴鸥，亲近红嘴鸥的照片在李志雄等人的努力下被放大，这位老人的形象渐渐成为最具震撼力的城名片。
年10月，为纪念红嘴鸥莅临昆明20周年，一个名叫杨帆的21岁昆明女孩投书昆明颇有影响力的媒体《都时报》，建议为吴庆恒老人塑像，以资纪念。这个建议立即得到了社会各方面的热烈回应。
“吴庆恒的故事感动了所有昆明人，为老人塑像，是昆明人的共同意愿。海鸥老人雕像的落成也是对昆明与红嘴鸥二十年不解之缘的纪念。”《都时报》总编辑赵健吾说。赵建吾在《都时报》带头捐款为老人塑像。
《都时报》、翠湖公园和昆明园林绿化局带头倡议并出资为老人塑像。一时间，一些知名企业来了，小学生带着压岁钱来了，许多普通民也纷纷解囊相助。没多久，为老人塑一座青铜雕像的资金就筹集到位了。
云南艺术学院的老师根据李志雄等人为老人留下的照片素材，创作出了老人与红嘴鸥和谐共处的感人塑像，云南大学中文系着名教授张文勋先生为塑像撰写了文言碑记。
年年底，这尊青铜塑像完工，被安放在老人生前踯躅喂鸥的翠湖公园。年1月18日10时30分，老人的塑像正式落成揭幕，于是，云南诞生了第一座普通民为纪念普通民创作的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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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格瓦拉生平简介
拉丁美洲丛林游击战之父——格瓦拉，原名埃内斯托·格瓦拉·德拉塞尔纳，1928年6月14日出生在阿根廷罗萨里奥市一个资本家兼庄园主家庭。在危地马拉，由于格瓦拉常用“切”(表示友好)这个感叹词，战友们就给他起了个绰号“切”。这个绰号成了他战斗的代号，同他的姓名融合在一起。
1941年，格瓦拉进人中学学习，文学和体育是他最喜爱的两门课。
1947-1953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国立大学医学系读书。决心用医道造福人类。为了实现自己的志向，在大学期间，格瓦拉利用节假日外出考察旅行。
1949年，为了取得研究麻风病和热带病的第一手资料，格瓦拉骑自行车和徒步到全国各地进行实地考察。在考察中，格瓦拉亲眼目睹了印第安人的贫苦生活，加深了对被压迫者的同情。
1950年，在油船厂上当水手，漫游特立尼达和英属圭亚那。
1953年3月，25岁的格瓦拉以优异的成绩从大学毕业，并获得医生资格。凭格瓦拉的成绩，他完全可以获得一份理想的职业，但他却毅然选择了到委内瑞拉加拉加斯一所麻风人收容所工作。当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车站与父母告别时，意味深长地说:“一个美洲士兵向你们告别了!”
1955年6月的一个夜晚，格瓦拉在墨西哥城的一所小公寓里见到了古巴革命领导人德尔·卡斯特罗。共同的志向，使俩人一见如故，通宵畅谈革命形势和策略。在卡斯特罗的三邀请下，格瓦拉参加了正在组建中的古巴远征军，成为这支远征军中只早的成员之一。
1956年6月8日，格瓦拉因参加卡斯特罗的远征军，被墨西哥警方速掳，囚于墨西哥城监狱。同年8月，获释出狱。
1956年11月25日凌晨2时，82名古巴远征军成员在墨西哥湾的图斯潘港悄悄登上了破旧的“格拉玛”号游艇，缓缓地向古巴出发。想到即将投入到一场革命的风暴中去，格瓦拉兴奋不已，和卡斯特罗领着大家不停地高唱古巴国歌和《七月二十六日赞歌》。经过77夜的漂泊，他们终于到达古巴东南部科洛腊多斯海滩一个叫贝利克的地方。不料，他们刚刚登陆，就遭到巴蒂斯塔政府军队的袭击。结果，82名远征队员中有70人丧生。格瓦拉作为随队医生，一面救死扶伤，一面参加战斗。在突围的过程中，格瓦拉的哮喘病复发，又在战斗中负了伤。他以顽强的毅力，忍住疾病和伤痛的折磨，和卡斯特罗一起率余部冲出重围，转移到层峦叠嶂的马埃斯特腊山区，创建了游击运动基地。
1957年1月14日，游击队在拉普拉塔河口打了第一个大胜仗。不久，游击队成交了由6人组成的指挥小组即总参谋部，格瓦拉是成员之一。5月28日，格瓦拉参了着名的乌维罗战斗。6月5日，他被任命为第2纵队司令(后改称第4纵队)。纵队有75人，下辖3个排，相当于连队。7月，格瓦拉被授予起义军的最高军衔——少校。此后，他亲自指挥了布埃西托和翁布里托等多次战斗，与卡斯特罗密切配合，将政府军逐出了马埃斯特腊根据地。1958年5月，游击队转入反攻。格瓦拉奉命率“西罗·雷东多”第8纵队，冲破政府军的阻拦，向拉斯维利亚斯这个古巴中央省挺进。12月下旬，格瓦拉率第8纵队攻打拉斯维利亚斯省会、战略重镇圣克拉腊市。经数日血战，于1959年1月1日，解放了这个重兵守卫的拥有15万人口的城市。此战，震惊了古巴全国，巴蒂斯塔被迫辞去总统职务，独裁政府如鸟兽散。格瓦拉也因此而名声大振。随后，格瓦拉乘胜挥师西进，于1959年1月4日，一举攻占首都哈瓦那。一时间，在古巴，乃至整个中美洲地区，格瓦拉成了传奇式的人物，被誉为古巴起义军中“最强劲的游击司令和游击大师”。
1959年2月9日，古巴政府宣布格瓦拉为古巴公民，此后，又给予了他极高的荣誉和地位。格瓦拉先后担任过古巴土地改革全国委员会主任、国家银行行长、工业部长、古巴统一革命组织全国委员会书记处书记。在他看来，革命尚未完成，拉美大多数国家，包括他的祖国仍被独裁者所统治。
1960年2月9日，出席在哈瓦那举行的苏联科学，技术和文化成就展览会的开幕式，第一次同米高扬见面。5月，切的《游击战》一书在哈瓦那出版。10月22日--12月9日，率领古巴经济代表团访问中国，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11月18日--12月1日，访问中国期间，受到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主席毛泽东，周恩来总理及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接见。
1961年2月23日，被任命为工业部部长和中央计划委员会委员，不久该委员会也归其领导。4月17日，雇佣军入侵吉隆滩。切负现指挥驻防绋那尔德里奥省的部队。6月2日，同苏联签订经济协定。8月，代表古巴出席在乌拉圭埃斯特角举行的泛美社会和经济理事会特别会议。在会上揭露了美国建立"争取进步联盟"的目的。访问了阿根廷和巴西，同弗朗迪西总统和夸德罗斯总统进行了会谈。
1962年3月8日，被任命为全国领导成员，3月12日被任命为革命统一组织书记处书记和经济委员会委员。4月15日，在哈瓦那古巴劳动者工会会议上发言，号召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8月27日--9月3日，率领古巴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继访问莫斯科之后，又访问了捷克斯洛伐克。10月下半月至11月初，负责领导比那尔德里奥省的部队。
1963年5月，由于革命统一组织改组为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切被任命为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7月，率领政府代表团赴阿尔及利亚，庆祝该共和国独立一周年。
1965年1月--3月，访问中国，马里，刚果（金），几内亚，加纳，达荷美，坦桑尼亚，埃及，阿尔及利亚；在阿尔及利亚参加亚非团结组织第二届会议。2月3日，率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代表团抵达北京，在机场受到了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和北京市市长彭真的热烈欢迎。2月9日，结束在中国的访问，邓小平和彭真再次亲自前往机场，为他送行。3月14日返回哈瓦那。3月15日，向工业部的工作人员报千国外之行的情况，这是他在古巴最后一次公开讲演。4月1日，给菲德尔。卡斯特罗写了告别信。辞去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军籍和军衔。为了避免连累古巴，他还宣布放弃古巴国籍。【他对单一的苏联模式感到不解和失望，对社会主义的前途感到忧虑，因为他发现不少的革命者都是在豪华的汽车里、在漂亮的女秘书的怀抱里丧失了往日的锐气。所以，为保持革命者的完美形象，他只能选择战斗，选择一个凤凰涅盘式的壮美结局】。10月3日，卡斯特罗在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立大会上宣读切·格瓦拉的告别信。
1965年6月，格瓦拉率领一支有125人的古巴游击小分队，开赴非洲的刚果(现在的扎伊尔)金沙萨地区，化名“塔图司令员”，指挥那里的起义军，想在非洲的心脏地带建立一个“新古巴”。然而，格瓦拉领导的起义军屡遭挫折，格瓦拉认为这里不适宜建立游击中心，便撤回了古巴游击队。格瓦拉决定在玻利维亚的尼阿卡瓦苏建立游击中心。尼阿卡瓦苏位于圣克鲁斯省一个被峻峭的丛山所包围的峡谷之中。格瓦拉准备以此为中心。
1966年11月7日，格瓦拉化名“拉蒙”，并化装成一位秃顶、圈眼镜的乌拉圭商人，从蒙得维的亚经巴西圣保罗市乘飞机抵达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
1967年，3月22日，以拉蒙为化名的切·格瓦拉领导游击队（玻利维亚民族解放军）开始军事行动。4月17日，切·格瓦拉的《通过三大洲会议致世界人民的信》在哈瓦那发表。7月29日，拉配美洲团结组织成立大会在哈瓦那开幕。会议主席团根据许多代表团的建议，宣告象征性地成立"拉配美洲国"，并宣布"敬爱的游击队员埃内斯托。切·格瓦拉少校为我们共同的祖国--拉配美洲--的荣誉公民"。1967年8月，由于叛徒的告密，游击队的秘密仓库被捣毁，城市中的联络网也遭到破坏。8月31日，游击队分两路突围。由于华金率领的一路在横渡马西库里河时，遭到玻政府军的袭击，全军覆没。格瓦拉北领的17名游击队员被围于尤罗峡谷。10月8日下午l时，格瓦拉率游击队员滑下峡谷准备突围。傍晚，格瓦拉腿部不幸中弹。一个游击队员将他由谷底拖到山顶。当他正埋头包扎伤口时，玻政府军枪口已对准了他。格瓦拉镇静地说了句：“我是切·格瓦拉”。格瓦拉被俘的消息象闪电一样迅速传到了玻利维亚最高当局和美国中央情报局。次日黎明，玻利维亚武装部队司令亲自乘直升飞机赶到现场，确认被俘者就是格瓦拉，并对其进行审讯。格瓦拉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拒不回答任何问题。审讯一无所获。最后，审讯者问：“你现在在想什么?”格瓦拉坚定地回答：“我在想，革命是永垂不朽的。”
1967年10月9日下午，审讯者见从格瓦拉口中得不到任何口供，便将格瓦拉枪杀，年仅39岁。美国中央情报局早已将格瓦拉视为心腹大患，曾多次派特工追杀他。格瓦拉遇难后，西方阵营一阵欢呼，并切下烈士的双手运往巴拿马美军南方司令部以“验明正身”。
无论今天或者将来，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压迫、剥削与不公正，熟知和钦敬格瓦拉的人们还会发出同一种声音：切还活着!
切·格瓦拉如果能活到今天，该是七十六岁的老人了。但他永远年轻，不只是因为他死得早，更因为他死在浪漫的理想之中。这个现代闻名于世的叛逆者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崇拜者俱乐部。即使在他去世38年后的今天，还为每次反对运动尽力尽责，没有哪个反战工集会上没有印有格瓦拉头像的T恤，没有哪能一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上没有切·格瓦拉的旗帜。切·格瓦拉身上浓重的宗教色彩正在使其成为各种理想主义的代表。
几十年来，他这幅20世纪最有名的肖像，以一对遥望远方的眼神，凝视过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成长、老去。那些昔日被切·格瓦拉的眼神鼓舞过的中年人，如今对着他的肖像，只能羞愧唏嘘，或者出于妒忌转而嘲笑一切年轻人的激情，因为我们都已发鬓斑白，而切·格瓦拉，还是那么骄傲昂首。--摘自《切·格瓦拉画传》
1928年6月14日 埃内斯托·格瓦拉在阿根廷第三大城市罗萨里奥出生。他的父母都是阿根廷的名门望族，条件优渥，而且观念开放，深受民主思想熏陶。--摘自《切·格瓦拉画传》
1937年格瓦拉9岁，上小学三年难，他开始对西班牙内战产生了浓厚兴趣，在卧室里他贴了一张西班牙地图，在上面随时标注战争的新动向。--摘自《切·格瓦拉画传》
那们仰望着他的小姑娘是格瓦拉的妹妹安娜·玛丽亚。她从小就崇拜自己的这位多病的哥哥。格瓦拉正在接一个完美的棒球。这幅似乎精心安排的图片被父亲林奇抓拍到了。他的摄影技术使他为历史留下了这位战士早年的许多珍贵形象。--摘自《切·格瓦拉画传》
格瓦拉在旅途上一直把奇奇娜当成自己坚强的精神依附。像任何一个脆弱的年轻人一样，格瓦拉不能忍受爱情不在身边的日子。这位一直向往天下的年轻人尽管留下了一只叫做"回来"的小狗，但显然，他的爱情并没有回来。在1951年10月20日，格瓦拉在自己的行程中给奇奇娜写信称其为"你那双闪着迷人光彩的蓝眼睛，使我终生陶醉"，然后此后不久，奇奇娜的眼睛就已经闭上了。这位勇敢的年轻人显然不能接受这个事实。但痛苦并没有存留多久，在路上的艳遇与新鲜的世界就使他改变了立场，他已向新生活投降了。--摘自《切·格瓦拉画传》
格瓦拉与子女的关系特殊。他一生中共有5个孩子。他与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极少，但却是一个与天下所有父亲具有同样本性的人。他称自己的女儿伊尔达为一朵"最美的爱情之花"。尽管他与这朵爱情之花的母亲只相处了数年。小伊尔达离开母亲，生活在格瓦拉和阿莱伊达缔造的新家，其中的心酸，切自然了然在胸。因而，相比较其他备受关爱的孩子，小伊尔达是格瓦拉最疼爱的一个。他在离开古巴时，专门给她写了一封信："我今天给你写这封信，你却要在很久之后才可以收到。但我希望你知道我在惦记着你。我想，你是可以永远为你父亲感到骄傲的，就如我为你而感到骄傲一样。"。--摘自《切·格瓦拉画传》
1959年6月2日，格瓦拉与第二任妻子阿莱伊达结婚。卡斯特罗是他们的证婚人。由于工作太忙，卡斯特罗在他们的结婚证书上签字之后，在由新婚夫妇切开结婚蛋糕之前，就离开了现场。阿莱伊达皮肤洁白，脸上闪动着幸福之光。能嫁给一位身穿革命军装的男人是莫大的荣耀，当时橄榄绿军装已成为古巴军队的特别标志。婚礼是在阿尔贝托家里举办的。婚礼过后，切自己开关上车，嘴里朝天含着一支粗棒雪茄烟，带着新娘回家。幸福的阿莱伊达露出了她的白牙齿。1月21日，伊尔达带着女儿来到了哈瓦那，夫妻相见，格瓦拉坦言爱上了别人。伊尔达悲痛欲绝。5月22日，两人离婚。6月2日，在卡斯特罗的建议下，格瓦拉与阿莱伊达结婚。在结婚时的一张照片上，人们看到，格瓦拉与阿莱伊达就像一对两小无猜的玩伴在做游戏。--摘自《切·格瓦拉画传》
格瓦拉是读书的天才。即使在行军中，他也会让自己沉浸在高贵的书中。想想吧，一个拼死前行的游击队员身上除了一支步枪外，就是一本埃米尔·路德维格的《歌德传记》。这本书他读了很久，每读一段他都把自己的想象与心得付诸于自己着名的日记中。当然，这使他有时候并不像个战士，反而像他那还没有结束的摩托车之旅，只是他现在牵着一头骡子，街在革命前夕的山区。偶尔生病，像个病人。吸着雪茄烟读《歌德传记》，如同一个真正的诗人。--摘自《切·格瓦拉画传》
格瓦拉胸前的那条飘浮的绸带不是装饰品。他的手臂在战争中受伤，这使他的粗糙、传奇的形象中又增添了伤感的一面。但这位硬汉似乎对此不屑一顾。他只让自己的伤臂在那里待了几天，就让自己的左手自由了。他需要左手。--摘自《切·格瓦拉画传》
切担任工业部长后，显然更忙碌了。他的口袋里永远塞着各种东西，有时候是笔，有时候或者是一本文件。他的手里招牌似的拿着一支加长雪茄烟。这是萨拉斯为格瓦拉在某次集会上演讲时拍摄的肖像。这种手持话筒的方式后来被西方的摇滚乐手们模仿。当然，对于切来说，革命就是一场有限的摇滚乐事件。只限于他那时候并不喜欢这种正在美国流行的音乐。尽管他身后有无数的摇滚乐手们以他为荣，以他为崇拜之偶像。--摘自《切·格瓦拉画传》
一位英国的女历史家认为格瓦拉是一个感情冷淡的人，他不爱自己的孩子，也不爱他爱过的人，他只爱自己的革命，因为他离家出走了。40年后，当伊尔达不断被问及这个话题时，她都会把这幅科达拍摄的图片拿出来示众。所有看到过这幅图片的人，都会觉得问话者的可笑。格瓦拉天生就是个慈祥的父亲。--摘自《切·格瓦拉画传》
中国官方的记录表明，当时他与毛泽东一起探讨了中国的茶叶与他喜欢的马黛茶的味道的接近。毛还说："切，我现在大概可以断定你是全世界最年轻的银行行长了。"胸怀世界的毛显然对接待切考量周全。他安排了当时的财政部长李先念与他见面。毛的意思非常明确："我们刚刚革命胜利的时候，也是非常缺少财政人才的。中国革命进行了22年，越到后来，我们越注意培养各类干部。但是，我们培养的人手，总嫌不够用的。于是，我们只好抓个大兵来管钱。事实证明，我们这样的做法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李先念与切的经历类似。格瓦拉从这一点上似乎备受鼓舞。
当然，切最大的胜利还是签订了一个象征这两个社会主义国家友好的公报。同时还做成了一笔价值6000万美元的生意。当然，格瓦拉认为，"我们向伟大的中国推销的货物，首先可以说是大量的，其次可以说是最甜的。这就是我们古巴最丰富最美好的结晶——糖。"
当然，他不但做成了生意，还在中国掀起了一般切的热潮。他几乎会见了当时所有的中国重要的将领与传奇人物，以及古老的城市。当然，他的这次中国之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甚至把自己写的那本游击战的书，亲手送给了毛泽东。据说，毛泽东也送了他一本签名的有关游击战的小册子。--摘自《切·格瓦拉画传》
两位游击大师的会面似乎预示着一个时代的开始。早在格瓦拉认识伊尔达的时候，他就开始认识了毛泽东。这位遥远的东方伟人，在格瓦拉心中的地位十分重要。这位硬汉在第一次出访时，慎重地没有来到中国，但他在印度遭遇使他下定了决心到中国看看。在印度时他问尼赫鲁读过毛泽东的书吗？中印两国正在敌对中，于是这位总理只是回答："看到你喜欢这些苹果，我很高兴。"格瓦拉隔着印度只是触到了一个关于中国的模糊的印象。但很快，上冻春播持罗再次派他的公共关系专家出国访问关寻求支持对卡斯特罗来说，在职的官员当中，还没有哪们官员能够与切的名声相比，也没有哪一位能够引起新闻媒体如此大的兴趣。格瓦拉的外交使命从1960年10月21日开始。这次出访之旅是社会主义国家，其中包括了中国。11月17日，他的专机降落在北京。周恩来接见了这位年轻人。在宴会上，切用法语向周提了一个恳切的要求：希望能见到毛泽东主席。
11月19日，格瓦拉在中南海见到了毛泽东。当这位高大的老人见到切时，切竟因紧张而说不出话来。毛泽东用湖南话问候他："切，你好年轻哟。"。--摘自《切·格瓦拉画传》
古巴革命传奇英雄格瓦拉头戴黑色贝蕾帽，一脸一头卷曲的浓须和长发将一双眼睛映衬得格外有神，深邃的目光凝视着远方。--摘自《切·格瓦拉画传》
"导弹危机"事件中，古巴人失败了，在这场决定古巴命运的博弈中，古巴人始终处在一个被蒙蔽的地位。格瓦拉甚至对他的人民发表演讲，称"我们的人民准备在原子弹下牺牲自己，并用自己的骨灰为新社会奠基"的时候，赫鲁晓夫这个策划导弹计划的始作俑者，却将他们出卖了。当卡斯特罗和格瓦拉听到广播里播放苏美达成协议的消息时，他们还在讨论如何保卫古巴。听到消息，两个人都有一种被愚弄与欺骗的感觉。卡斯特罗一拳击碎了一面镜子。激愤中的格瓦拉不慎将手枪掉到地上，击伤了自己。--摘自《切·格瓦拉画传》
这次拍摄一共点了七支雪茄烟。这种艰苦的拍摄并不比一场战斗容易。同时他还得接受指使用不同的姿态来满足摄影师。这位只在理想面前显得顺从的人，似乎对于镜头也有一种天然的敬畏。--摘自《切·格瓦拉画传》
格瓦拉若有所思，目光飘向看不见的远方。墙上是何塞·马蒂，格瓦拉喜欢的人物。。--摘自《切·格瓦拉画传》
格瓦拉与他的孩子--摘自《切·格瓦拉画传》
1967年8月，切与他的战友们遭受到了最艰难的一个月。他在日记中记述了这段难忘的日子："对我来说，这是倒霉的一天。我们出发后爬上山顶时，我的头晕了，从那时起，我就凭意志力走路了。"--摘自《切·格瓦拉画传》
图片上的军警正在一个死去的人面前摆布自己的胜利。就在玻利维亚军事当局请来新闻记者后的址几个小时后，图片上还可以看到的格瓦拉的双手将被中央情报局的人切掉。更凶恶的建议来自刚迪亚将军，他认为如果要向哈瓦那提交足以证明格瓦拉身份的证据只需将格瓦拉的头切下来即可。这一提议被否定了。中情局的特务显然认为只需要一根手指就足够了。于是，格瓦拉的尸体在被屈辱地展示后，他的两只手就被切了下来。之后内政部长阿格达斯便偷偷地设法将这两只手和缩微胶卷一起到了古巴。这位部长的理由是自己被英雄所感动。他需要完成此事内心才会平复。--摘自《切·格瓦拉画传》
3月格瓦拉的军队完全被包围，他的队伍一共有48人，敌军则有2000人。格瓦拉最好的战士和朋友，陆续在战斗中阵亡。--摘自《切·格瓦拉画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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