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雕塑是什么样的呢
1．汉代的石雕艺术
秦汉是中国雕塑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
秦汉两代，雕塑同其他艺术门类一样被用来当作宣扬政治统一的工具。随着宫殿、祠堂、陵墓的大规模兴建，雕塑同样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数量出现。依其材料可分为陶俑、石雕、铜雕、木雕、玉雕、泥塑等，根据雕塑的功用大致可分为大型纪念性石雕、建筑装饰、工艺装饰和陶俑等。
辟邪 东汉①碑阙
碑阙多作为宫殿、苑囿、陵墓前的特定设置。阙是体现封建礼仪的一种象征性装饰性雕刻，一般立于宫廷、官衙和墓前。汉代墓阙保存至今的共有28处，其中四川有21处。其代表是雅安高颐阙，该阙高达数米，阙前雕石兽。
②墓前石雕
这是秦汉时期墓葬建筑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墓前石雕大多是石兽，这些石兽是汉代人们想象中的猛兽，它有虎豹的身躯、飞鸟的羽翼和狮子的头，体态雄健并呈现出充满生机的弹跃感。它们一股左右对称于墓道，镇守一方，镇恶辟邪。现存的有河南南阳宗资墓前的石雕、山西太原北郊出土的辟邪石雕、四川德阳和雅安出土的天禄辟邪石雕等等。
与生机勃勃的石兽相比，汉代的人像雕塑则显得稚拙古朴，在方柱体石面略施浅刻而成。
在众多的汉代墓前雕刻中，最杰出的是霍去病墓前雕刻。霍去病是西汉大司马骠骑将军，他先后6次出师远征漠北，去逝时年仅24岁。汉武帝为纪念他的战功，为他建造了一个大冢。他墓前的雕刻，大多以马来突出创作的主题，歌颂英雄。马是西汉将士的伴侣，西汉骑兵因马之骁勇而强盛。所以墓前有跃马、卧马、立马（或称马踏匈奴），马的神态各异，每一创作都以马之形态营造出气氛。这批石雕不仅在创作题材上设计精巧，而且还体现了汉代艺术的古拙美，是中国古代大型纪念性雕塑的杰出创造。
2、多姿多彩的秦汉陶俑
①“奋击百万、战车千乘”——秦始皇兵马俑
秦代的陶俑进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被誉为“世界八大奇观”的秦陵兵马俑，足以代表当时陶塑艺术的辉煌成就。
20世纪70年代，在陕西临潼县秦始皇陵东侧，发现了大批兵马俑。这些殉葬陶俑在距地表约6米以下的坑道里，一号坑长230米，宽62米，由6000武士俑组成一个军阵；二号坑长124米，宽98米，是由战车、骑兵、弩兵、步兵编组的军阵；三号坑面积约520平方米，有几十个武士俑基拦携，中间还有来不及放置俑的大坑。整个布局是按左军、右军、中军等军队编列体系来规划的。
兵马俑的塑造手法是非常写实的，将士、战马与真人真马相当，服饰、装束逼真，容貌神情各不相同，形象个性鲜明，军吏威武刚强、指挥若定，士兵则机智勇敢、坚韧不拔。不同的个性特征又统一在全军威武雄壮的气势之中，兵俑直立静止又给人一种整齐划一之感，这种整体美感，体现了工匠们非凡的艺术功力。
②击鼓说唱俑
汉代陶俑题材广泛，工匠们自由发挥塑造技能，创作出许多精美的艺术作品。1969年山东济南北郊的西汉墓中出土了一组彩绘乐舞、杂技、宴饮陶俑，形态生动活泼，以观赏者的静态来衬托演出者的动态，取得了强烈的艺术效果。汉代的陶俑大多以日常生活为表现的对象，各类劳作者、奏乐者、说唱者在陶艺人的手下无不生趣盎然。其中成都天回山出土的“击鼓说唱俑”是一件绝妙的作品，它极其形象地表现出一位说唱俑的神情形态。他说到妙处，禁不住翘足举臂、眉飞色舞，诙谐活泼的生机溢于手足。
3．精美之作——秦汉铜雕
随着时代的变迁，曾经盛行于商周时的青铜工艺从礼器的神秘中解放出来，至秦汉时已出现了对现实生活进行真实塑造的作品。1980年在秦陵出土了两组大型的铜质车马和铜俑，制作工艺极为精湛。“长信宫灯”和“马踏飞燕”是汉代青铜造像的代表作品。长信宫灯1966年出土于中山靖王刘胜妻窦绾墓。此灯外形是宫女执灯，灯盘可以转动，以改变灯光照射的角度，灯火的烟通过手升进体内。整座灯是一件完美的圆雕，各部分造型比例适当，人物神态安详。
1969年在甘肃武威雷台出土了铜马仪仗队，共38匹铜马、14辆铜车及数十件铜俑，是东汉一个出行队列的衡运缩影。其中足踩龙雀的天马（马踏飞燕）尤为杰出。马昂首长嘶，三足腾空，一足踏过飞燕。从雕塑技巧上看，艺术家掌握了力学平衡原理，是雕塑史上的杰作。
在汉代铜制艺术史上，滇族铜雕是非凡的创造。他们在青铜器的盖上，焊铸着成组成群的各种人物和动物形象。主要以当时的民俗和祭祀为题材，比如纺织作坊、战争、纳贡和杀人祭祀等。装搏伏饰在斧、戈等兵器上的动物雕塑形象和装饰上铜饰物上的雕塑形象，大多取材于狩猎、动物之间的搏斗或弱肉强食的情景。少数民族地区的这些雕塑艺术不同于中原地方的样云冈石窟释迦牟尼坐像式与风格，体现出了他们出色的艺术表现力。
4．石窟造像
佛教在东汉末传入中国，到魏晋南北朝时佛教传播蔚然成风。佛教石窟造像在三国两晋时随佛教的广泛传播而开始盛行，隋唐时与日俱增，一直到13世纪，实为中国造像的黄金时代。石窟造像西起新疆，中经甘肃、宁夏、陕西、山西、河南，复从四川到云南、广西，可谓遍布华夏。在这数十处石窟中，就其风格而言可分三个时期：早期是魏晋南北朝时代，中期为隋唐，晚期是晚唐至两宋。
北魏云冈和龙门石窟为中国石窟造像的早期代表。云冈石窟与敦煌莫高窟、龙门石窟并称为中国古代佛教石窟艺术三大宝库。云冈石窟全长约1公里，主要洞窟53个，石雕佛像51000多个。主要造像是昙曜王窟造像，是北魏前期的代表作品。石窟的主像占据窟内大部分空间。主像深目高鼻，宽肩厚胸，身着通肩大衣。主体佛像神态庄严祥和，超然而静穆。佛的衣纹既有厚质衣料凸起的衣纹式样，也有薄衣贴体的衣纹线条。第20窟为一尊高13．7米的佛坐像，由于窟前壁已崩塌，造像完全露天，这尊造像躯体雄伟、气魄深厚，已成为云冈石窟的象征。昙曜王窟造像的风格仍有着犍陀罗式、中印度样式和西域样式的气息。
龙门石窟在河南洛阳南郊。古阳洞是最早开凿的洞窟。洞窟中的主像释迎牟尼佛结跏趺坐，身着褒衣博带式袈裟，显得仪态端庄、雍容安详。两壁的菩萨神采潇洒飘逸。这时的造像风格已接近南方汉民族的审美形态了。
原为此窟中的《礼佛图》（现藏美国堪萨斯州博物馆），表现帝王王后朝佛的情景。采用平面浮雕，人物皆趋前而行，线条的流畅表现，给人以一种徐徐而进的动感。从这件作品可以看到当时中国石窟雕塑艺术的水平。
❷ 魏晋南北朝时期总体佛像造型有什么特点
整体来看，魏晋南北朝时期佛造像从深受印度犍陀罗风格和笈多艺术的影响逐渐向汉地风格转变。从北魏迁都洛阳之前的云冈模式逐渐过渡到后来的“秀骨清像”风格。明显是分别受印度与汉族地区陆探微画风的不同影响。
云冈模式时期，造像粗犷，气势雄浑，风格古朴，神态安静内敛，到后期的秀骨清像时期，
则面相较瘦，削肩体长，形象俊秀，风格飘逸。这与北魏后期的社会风气与大环境有直接关系。过渡到东西魏和北周北齐时期，则风格多变，但整体由秀骨清像开始向敦厚朴实过渡，为隋唐佛造像艺术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本文以云冈石窟佛教艺术造像为例，说明魏晋南北朝这-时期佛身的造像艺术发展特点饥锋游。云冈石窟佛教艺术按石窟形制、造像内容和样式的发展，可分为早期、中期、晚期三个阶段。
(2)中国北朝造像高清图片扩展阅读
佛像艺术的出现，是公元一、二世纪的事情。那是一种受到古希腊文化影响的、印度文烂销化和西域文化相混合的“犍陀罗”文化的产物。
二千五百多年前释迦牟尼在世时，是反对印度社会婆罗门教的偶像崇拜的。在佛教产生后的六百年间，佛教信徒一直遵循释迦牟尼生前的教训，不立偶像崇拜。在印度史上，直到公元一世纪前，并未见有佛的雕塑像和绘画像出现。
在阿育王时代（公元前二七二-前二三二年）建造的佛陀伽耶之摩诃菩提寺中，虽然可以见到不少雕塑图案和佛座，但是，佛座上并无佛像可见。从这里，可以看到当时的佛教信徒还遵从释迦牟尼的遗训，不行偶像崇拜之事。当然，也有可能出于这基搏样一种心理，即他们以为佛的神圣形象难以描绘，制作佛像是一种亵渎神圣的罪过。
❸ 释迦三尊的释迦三尊佛画
在寺庙的殿堂中 ，如北京法源寺大雄宝殿、山西大同善化寺三圣殿内，供有一佛二菩萨塑像。主尊为毗卢遮那佛，左为司智慧的文殊菩萨，右为司理德的普贤菩萨，此三尊俗称“华严三圣”。四川大足石刻中的七米高华严三圣巨像，巧夺天工，是中国石雕佛像艺术中的杰作。有的一佛二菩萨的主尊是释迦牟尼佛，两侧侍立着文殊、普贤。
文殊和普贤被认为是释迦牟尼佛和毗遮那佛最重要的助手，即左右二大胁侍菩萨，这种安排也与大乘两部重要经典《法华经》和《华严经》密切相关。
释迦三尊佛画，作于18世纪30年代，是一幅长宽各3米的绸缎彩画，画上有释迦牟尼佛祖及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被称作“释迦三尊图”。 该佛画构图十分大胆，被认为在美术史上有颇高价值。 释迦三尊像的早期形式
犍陀罗艺术中的释迦三尊像
一佛二菩萨三尊形式的造像，在贵霜时期（1世纪中叶—3世纪中叶）的犍陀罗艺术中就相当流行，被确认的佛三尊像就有40余例。从保存较好的造像来看。大都有一些共同的图像特征：中间的佛陀跏趺坐于莲座上，偏袒右肩袈裟，结说法印（立式像左手施无畏印），头顶有枝叶繁茂的华盖。两侧的胁侍菩萨立像，一侧头上束发，手提水瓶；另一侧多头戴冠饰，手持莲花和花环，有的冠饰正面雕化佛。佛陀与胁侍菩萨之间多为梵天和帝释天，也有的是手持金刚杵和莲花的护法神。
犍陀罗三尊像的主尊与胁侍菩萨之间仿带改，右侧多雕刻头束发髻的梵天，左侧多为头戴天冠、手持金刚杵的帝释天。在佛教美术中，梵天和帝释天是护卫释迦佛的一对护法神，因此，三尊像的主尊应为永远存在的大乘的释迦佛。二胁侍菩萨大都可推定为弥勒和观音，即束发或结发持水瓶的弥勒菩萨，与戴巾形冠或化佛冠持莲花或花环的菩萨，即所谓莲花手观音菩萨成对出现，构成一铺三尊式造像的两个胁侍。
在印度笈多时代（320—600）的佛传浮雕中，也有不少释迦、观音、弥勒的三尊像，直至波罗朝时期（8—12世纪）这种三尊形式依然存在。
由此可知，犍陀罗的佛三尊像形式是以释迦三尊为主流，这些释迦三尊像是盛行于东亚地区佛三尊像的源流。至今尚不清楚释迦、观音、弥勒组成三尊所依据的具体经典。然而，随着大乘佛教的发展，求得自己觉悟的“上求菩提”的菩萨和救度人们的“下化众生”的菩萨，成为菩萨思想的两个基本方面，大乘菩萨的这两个形象对犍陀罗弥勒和观音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佛两侧的弥勒菩萨与观音菩萨，这可能是求得自己觉悟的上求菩提菩萨和救度人们的下化众生菩萨，或智慧菩萨和慈悲菩萨，这两种具有基本机能的菩萨，为佛左右胁侍，强调了作为世界主、宇宙主的佛陀的作用”，并表达了协助释迦佛教化众生、实现理想的佛国净土思想。
中国早期释迦三尊像
东晋十六国时期一佛二菩萨的二三尊像开始流行，现存炳灵寺西秦建弘元年（420）的第169窟就有一些三尊像造像和壁画。其中第6龛西方三圣三尊像左侧绘一释迦立像，高1.2m，题记“释迦牟尼佛”。立像右侧绘一胁侍菩萨，题记“弥勒菩萨”，左侧为建弘元年榜题。此铺图像的弥勒菩萨仍为释迦的胁侍，只是释迦佛左侧书写题记，未绘胁侍菩萨。还有几铺一佛二菩萨的壁画，惜无题名，或题记残损，已无法确认哪些是释迦三尊像。可知在现存两晋十六国时期未有造像题名的佛三尊像中，应该有释迦三尊像。
北朝时期中国建窟造像的风气大盛，尤其是佛三尊像的数量激增。据有的学者研究，在北朝行裂造像中，造像题材方面，数目最多的就是释迦造像，而其中相当部分为释迦三尊像。有些释迦三尊像明显受犍陀罗艺术影响。现举几例有题铭的释迦三尊像于下：
如延兴四年（474）比丘某造释迦三尊铜像。主尊结跏趺坐，右手施无畏印，左手置于腿上。华盖上饰莲花，两侧为双手捧物的飞天。左胁侍头束发，左手提瓶，右手于头顶执拂尘；右胁侍戴花冠，右手上举持一桃形饰物，左手下垂执花环。
又如东京根津博物馆藏太和十三年（489）释迦多宝二佛并坐像，背面浅浮雕释迦三尊像，释迦结跏趺坐于莲花座上，右手施无畏印，左手于腿上握衣裾。二胁侍菩萨均头戴花冠，上袒下裙。左侧菩萨左手提一水瓶，右手于胸前持一长茎莲花：右侧菩萨左手于胸前持长茎莲花，左手下垂握帔帛。
以上释迦三尊像中，左胁侍菩萨左手提水瓶（弥勒），右胁侍菩萨手执莲花或花环（观音），与犍陀罗释迦三尊雕像的形式一脉相承。
饶有兴趣的是，以上释迦备判三尊像的造像特征，在弥勒三尊像上也可见到。如和平元年（460）比丘法亮造弥勒三尊铜版铸像，此像除了主尊的须弥座较高外，不仅造像构图与延兴四年释迦i尊铜像极为相似，而且三尊像的形象和持物都完全相同，造像铭文也是刻于基座下部∞。
又如太和二十三年（499）僧欣造弥勒三尊立像。正面主尊弥勒佛右手施无畏印，左手置于腰部。左胁侍菩萨左手提瓶，右手置于胸前，持物不明。右胁侍菩萨左手下垂握帔帛，右手于胸前持一莲蕾。造像背面上部也为弥勒三尊像，主尊趺坐于帐形龛中，右手施无畏印，左手置于腿上。二胁侍头戴花冠，左胁侍左手下垂持莲花，右手上举持拂尘。右胁侍左手下垂提一大水瓶，右手置于腰部。下部为比丘僧欣太和二十三年造弥勒像记。
这一现象也见于同一时期、地区的造像中，山东青州龙兴寺遗址石雕造像为学术界所注目，其中有不少背屏式佛三尊立像。如天平三年（536）释迦三尊铭像，主尊头及手臂残，左胁侍头及左手臂残，右手提瓶，右胁侍手臂残，造像背面有邢长振天平三年造释迦像题记。而在同为青州出土太昌元年（532）弥勒三尊残像上，主尊头及右手残，左手施与愿印。左胁侍手持桃形物和莲花，右胁侍左手执瓶，右手持摩尼珠（莲蕾?）。造像背面有比丘惠照太昌元年造弥勒像铭记。
这些现象也见于一些早期石窟。如龙门石窟古阳洞北壁上层第3龛，为陆浑县功曹魏灵藏等造释迦像龛。龛内为一佛二菩萨释迦三尊像，主尊结禅定印跏趺坐；右侧菩萨左手执物于胸前，右手提瓶；左侧菩萨右手执物（莲蕾?）于胸前，左手执巾。而此龛上部为太和十九年（495）长乐王丘陵亮夫人尉迟造弥勒像龛，龛内为弥勒三尊像，主尊为交脚弥勒菩萨，右侧胁侍菩萨缺损，左胁侍菩萨左手提瓶，右手持物于胸前。由此来看，犍陀罗释迦三尊像二胁侍的造像特征，在我国还见于弥勒佛三尊像和弥勒菩萨三尊像上。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这一时期还有一些释迦三尊像，大多与一般的佛三尊像相同，并无明显的其他造像特征。如太安三年（457）宋德兴造释迦文佛背屏式碑像，是现存较早的一件铭记释迦三尊 像。主尊结跏跌坐，禅定印相。二胁侍菩萨双手于胸前合十（左胁侍似双手持物）。背面上部为释迦诞生、九龙灌顶佛传浅浮雕，下部是太安三年造像记。若无背面造像记和佛传画，仅由三尊像无法辨识为释迦三尊像。
这一现象也见于其他三尊像。如青州出土永安二年（529）韩小华造弥勒三尊立像，主尊施无畏与愿印，二胁侍均左手执桃形物，右手持莲蕾。这也见于阿弥陀三尊像上。炳灵寺第169窟无量寿佛三尊塑像，主尊结禅定印，趺坐于莲座上。左、右胁侍像均顶束一髻，下束带，一手于胸前持莲蕾，一手下垂握天衣。若不是“无量寿佛”、“大势至菩萨”、“观世音菩萨”的墨书题记。很难辨认为阿弥陀三尊像。以上三件三尊像若无题名，仅由三尊造像我们无法辨识它们的尊格或题材。
由中国早期释迦三尊像来看，既没有一定的经典依据，也未形成特定的造像形式和特征。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是中国早期释迦三尊像明显受犍陀罗影响，有些造像基本上沿袭了犍陀罗的形式，但也有一些变化。如我国早期释迦三尊像的释迦主尊，与犍陀罗多结说法印相不同，主要为施无畏印或禅定印。二胁侍菩萨多有冠饰，除一胁侍提瓶（弥勒）和一胁侍持莲花或花环（观音）的基本特征外，持莲菩萨多持莲蕾或桃形物。
二是一方面释迦三尊像的造像特征也见于其他三尊像，即作为二胁侍菩萨的主要造像特征——弥勒提瓶和观音持莲花（有时为莲蕾或桃形物），也见于弥勒三尊像；另一方面，从现存大多有题记的释迦三尊像来看，与一般的佛三尊像并没有区别，即主尊为如来形，二胁侍多为双手合十，或手持相似、相同的饰物，如莲花、莲蕾或桃形物等，仅从造像上无法确认三尊像的题材。
总之，一方面，犍陀罗体现“上求下化”大乘菩萨思想的释迦三尊像，对中国早期佛教产生了重要影响，释迦与弥勒（提瓶）和观音（持莲花）二胁侍的三尊像形式，为我国一些早期释迦三尊像所沿袭。同时，随着大乘思想的发展，释迦二胁侍的特征在不同题材的一些三尊像上开始共用，或为一般供养菩萨所替代。说明释迦二胁侍菩萨——弥勒和观音“上求下化”的功用在弱化，并逐渐从释迦三尊中分离出来，不仅信仰内容发生了变化，代表其身份的图像特征也发生了转移或变化。 中国古代佛像的历史发展以及每个时代的艺术特色和成就。
南朝：南朝雕塑庄严、粗壮，蕴含刚强极大之力。
北朝：南派（即印度）与北派（即中国）二派，所谓南派者，与南朝袈裟极相似，而北派富于力量，雕饰甚美。南派面貌平板无精神，绝无筋肉之表现。鼻仅为尖脊形，目细长无光，口角微向上以表示笑容，耳长及肩。北派极少筋肉之表现，然以其筒形之面与发冠，细长微弯之眉目，楔形之鼻，小而微笑之口，皆足以表示一种庄严慈悲之精神。
北齐北周：手法由程式化的线形的渐入于立体的物体表形法，其佛身躯渐圆，然在衣褶上则仍保持前朝遗风，其轮廓整一，衣纹仍极有律韵，其古风的微笑仍不罕见，然不似前期之严峻神秘。面貌较圆，而其神气则较前近人多矣。
隋：隋炀帝业虽只二代，匆匆数十年，然实为我国宗教雕刻之黄金年代，其时环境最易于佛教造像之发展，而其技艺上亦已日臻完善，可以随心所欲以达其意。隋代像首之精品，在中国雕刻史实可位于最高之列，其对人体解剖上之结构，似尤胜于唐像，而其表情则尤非笔墨所能形容也。
唐：佛像之表现仍以雕像为主，然其造像之笔意及取材，殆不似前期之高洁，日常生活情形，殆已渐渐侵入宗教观念之中，于是美术，其先完全受宗教之驱使者，亦于俗世发生较密之接触。雕像更加自然主义了。大多数立像呈S形姿态，由一条腿平衡，放松的那条腿的臀部和同侧的肩部略向前倾。头部稍稍偏向另一边。躯体丰满，腰部仍细。菩萨的脸部饱满，眉毛优雅地弯曲，不像前一时期那样过分，很自然地呈弧形勾画出天庭。眉弓下也不再有凹沟。眼睛上皮更宽，眉下的曲面减窄。鼻子稍短，鼻梁稍短也稍低。鼻端与嘴稍近，嘴唇更有表情。发际移下，额头高度稍减，这时期的菩萨像的装饰不那么华丽。头巾简化，头发在头顶上堆成高髻。服装更合身。仍然戴着珠串，但挂着的饰物减少了。
宋、辽、金：宋代雕塑最突出之点是脸部浑圆，额头比以前宽，短鼻，眉毛弧形不显，眼上皮更宽，嘴唇较厚，口小，笑容几乎消失，颈部处理自然，自胸部伸出，支持头颅，与头胸之间没有分明的界线。
元朝：元代，喇嘛教从西藏传入中原，影响了明、清的雕塑。他们的塑像大都交腿而坐，胸宽，腰细如蜂，肩方，头部短胖，前额重现全身的韵律。头顶是平的，上面有浓密的螺髻，是如来佛头顶上特有的疙瘩形发式。
明、清：明、清两代是中国雕塑史上可悲的时期。这个时期的雕像，一没有汉代的粗犷；二没有六朝的古典妩媚；三没有唐代的成熟自信；四没有宋代的洛可可式优雅。雕塑这的技艺蜕变为没有灵气的手工劳动。 李通玄的三圣圆融思想是《华严》理论体系的基础，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华严四祖澄观的《三圣圆融观》就是其集大成者，其“三圣圆融观”——观想毗卢遮那佛与文殊、普贤二菩萨相互圆融，成为华严宗特有的观法。以三圣代表总、别、悲、智法门：文殊是信证法身菩提的根本智慧，故 代表“根本大智”。与此相对，普贤菩萨既经历了与诸佛相同的修行实践过程，实现了个人的解脱，达到了与法身相契合的境界，成为上证普提的楷模：又观一切众生的机缘，在法界中显现各种形象，自在地救度众生，所以代表“后得大悲”。此悲、智不二之处，即名毗卢遮那佛。毗卢遮那佛是统摄文殊、普贤的“总体”，而二圣是毗卢遮那佛的“别德”。如在莫高窟中唐沙州僧统洪辩营造第365窟的《吴僧统碑》中，对窟中文殊、普贤像就以“文殊助佛宣扬，普贤则悲深自化”称颂，“助佛宣扬”者“智”也，“悲深自化”者“悲”也，这是将文殊、普贤以“智”、“悲”对举。
随着华严三圣信仰的流行，以毗卢遮那佛为中心，左右配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的三圣造像，作为修行者观想、礼拜、功德的对象，也在石窟、寺庙、造像、经卷中大量绘制。华严五祖宗密（780—841）在《圆觉经道场修证仪》卷一“道场七门”的“第六严处”明确规定：
当中置卢舍那像，两畔置普贤、文殊二像，是为三圣。
从三圣圆融思想的流行和宗密的记述来看，华严三圣造像最晚于中唐时期就已出现。四川省是华严三圣造像分布最多的地方，特别在大足、巴中、安岳、资中的石窟群中数量较多。另外，杭州飞来峰石窟、云南剑川石钟山石窟、山西的一些寺、殿等都有不少华严三圣造像保存。从这些三圣像的形式来看，主尊既有如来形，也有菩萨形；文殊、普贤二胁侍大都分骑狮、象，也有不骑狮、象者，晚期多手持如意与梵箧。华严三圣不仅出现在显教与华严思想相关的造像中，也出现在密教与华严思想有关的造像中。对此已有专家论及，此不赘述。兹仅将敦煌石窟中主要的华严三圣像记述于下：
华严经变中的三圣像。敦煌石窟中从盛唐至宋时期绘有29铺华严经变，大都绘有华严九会，每会均绘有三圣像，其形象与一般的一佛二菩萨说法图无异，均坐于莲座上，周围有随侍弟子、菩萨等。
与卢舍那法界像组合的三圣像。莫高窟五代第261窟主室东壁绘一铺华严三圣图。东壁中部门顶卢舍那法界立像，具头光和身光，两臂下垂，两手十指分张，佛衣自上而下绘法界六道图。佛腰部以下左右两侧分绘五比丘。卢舍那像及门的南、北二壁分绘骑狮文殊、骑象普贤率众菩萨及随从赴说法会各一铺，据莫高窟现存这一图像的榜题和功德记的记载，可将其称为“文殊像”、“普贤像”，与卢舍那初说法图组成华严三圣像。
五台山图中的三圣像。如建于五代宋初的莫高窟第61窟（原名文殊堂），正壁绘长13.5m、高3.6m的五台山图。五台山图正中位置绘“大圣文殊真身殿”，殿内绘华严三圣像。中间卢舍那佛趺坐于莲花座上，作说法印相，右侧为骑狮文殊，左侧绘骑象普贤，像侧榜题“大圣文殊菩萨”、“大圣普贤菩萨”。
说法图中的三圣像。如安西榆林窟西夏第2窟，正壁正中绘文殊变一铺，南、北两壁各并列绘三铺说法图。每铺说法图中，毗卢遮那佛趺坐于八角莲花座上，左右两侧的文殊、普贤戴花冠坐于四方莲花座上，后有众弟子、菩萨、天龙八部侍立，前有诸天众、比丘礼拜。左侧的文殊大多手执如意，右侧普贤多执莲花，花上有梵箧。此窟的三圣像形式与西夏刊汉文佛经《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可思议境界普贤菩萨行愿品》卷首华严经变版画相似。
绘塑组合的三圣像。中唐以来在敦煌石窟中，西壁龛内大都塑如来形趺坐像，与龛外两侧绘骑狮文殊、骑象普贤组成绘塑组合图像。如上所述，从其发展过程来看，应是在法华思想影响下形成的释迦三尊像题材。但是，随着这一时期三圣圆融思想和华严三圣像的流行，释迦与卢舍那为同身异名的如来，这一题材也可能会被看作华严三圣像。
绢画华严经变中的三圣像。莫高窟藏经洞出土五代时期的绢画两幅，收藏于法国吉美美术馆。一幅绘华严七处九会图，与莫高窟洞窟中华严九会图基本相同。另一幅绘《华严经·十地品》，全图横三竖四计12个画面，除最下面左右两个场面绘骑狮文殊、骑象普贤外，其余的十个画面可能是《华严经·十地品》的表现，十地是菩萨修行52阶段中的第41至50位。每一画面中的三圣像与华严九会基本相同，只是有些菩萨一只手持有莲花。
从敦煌的华严二三圣像来看，与其他地域的造像形式基本一致，主体形式与释迦三尊像完全相同，由如来形主尊与骑狮文殊、骑象普贤组成。晚期洞窟中不骑狮、象的文殊、普贤，手持如意与梵箧，成为其造像特征及华严三圣像的标识，如榆林窟西夏第2窟。但与其他地域也有明显区别：一是华严三圣像的尊格明确，主要出现于华严经变、五台山图、卢舍那法界像等与华严信仰有关的造像、绢画中；二是莫高窟第261窟卢舍那法界像与文殊、普贤组合的三圣像，不见于其他地区：三是中唐以来的敦煌石窟中，存有大量龛内趺坐如来塑像与龛外两侧绘骑狮文殊、骑象普贤组合的三尊像。
华严三圣说进一步强化了菩萨崇拜意识，文殊和普贤的结合就是佛，即以文殊的智慧、运用普贤行来证人法界，成就佛果。并对“华严菩萨行”作为中心内容进行了论述，既为修行者阐明菩萨修行的过程和规定——五十二阶位（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妙觉），又塑造了一个修行达到最高阶位的菩萨样板——普贤，并在《人法界品》中通过善财童子树立起了一个修菩萨行现世成佛的典型例证。
因此，从犍陀罗释迦三尊到我国华严三圣的图像转变，实质上就是大乘菩萨思想的发展和变化。即南早期印度大乘上证下化的菩萨思想，向中国华严三圣一体菩萨思想的发展和变化。 流失国外百年已久的国宝级朝鲜时代佛画回到了韩国
在国外流转了100年的国宝级朝鲜时代佛画回到了韩国。这幅画被推测是1730年代的作品，是一幅长宽各3米的绸缎彩画，里面画着释迦牟尼佛祖及左右的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是一幅释迦三尊图。
这幅画中，佛祖的弟子阿难尊者和迦叶尊者出现在画的正下方，颇为显眼，在迄今为止看到的佛画中，构图非常大胆，被认为在美术史上有价值颇高。
该佛画经历了长时间的流浪辗转。日本殖民时期（1910年），这幅画从国内寺庙中被掠夺出去，流转到了美国，随后经过在美术馆等地辗转，落到了弗吉尼亚州艾米达吉博物馆的仓库中。
韩国流失国外文物财团通过YouTube视频资料确认这幅画存在的消息后，，经过长时间的沟通，说服对方。这幅画最终在2013年12月，以捐赠的形式被返还给韩国。这幅佛画的形式独一无二，经过复原处理后，足以被指定为国宝级宝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