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进化论到底是什么
达尔文的进化论已经创立140余年了，在其诞生之初，是作为一种假说被提出来的。除达尔文本人从对一些植物，动物形态的观察得出的推论外，并没有什么化石证据。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书中论及化石时，标题为“不完美的地质记录”。他承认在当时的化石研究中并未有证据显示有物种间过渡类型的存在，并指出这可能是最易于检验而又具有杀伤力的反进化论的理由。他看到了进化论的先天缺陷，并希望后人能予以验证。但是时至今日，进化论已成为一个公理；一个信仰；甚至一个宗教。不能讨论，更不能批判，只能无条件接受，否则就将招致无情的围剿，甚至被贴上“伪科学”，“反科学”的标签而断送自己的研究前程。在当今任何一本生物学杂志上，已经找不到任何质疑进化论的论文了。SCOTT和COLE在八十年代初，检索了当时的4000多种学术刊物，未发现任何一篇反进化论的论文，在68种与生物起源有关的学术期刊中，也未发现任何一篇是质疑进化论的。GEORGE W. GILCHRIST在1997年调查了世界上最大的五种期刊数据索引，也未发现反进化论或非进化论的论文。进化论者自豪地宣称，进化论对神创论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似乎进化论的合理性及不言自明性又得到了一次证明。
事实真的如此吗？进化论已是绝对的真理了吗？其实不然，SCOTT和COLE的工作还发现，在1985年提交的135000篇论文中，确有18篇论文是反进化论的和非进化论的。而这18篇论文无一例外地遭到拒绝发表。进化论并非无懈可击，而是它的维护者不允许任何针对它的挑战。这更加给人一种印象：进化论并非确立于自身学说的科学性和完美程度，而是确立于众多崇拜者的信仰。进化论并非KARL POPPER意义上的“经验科学”(EMPIRICAL SCIENCE)，而是一个假说，信仰和并不完美的证据的杂合体。
事实上，我们今天科学研究所发现的东西，已经足以让人们重新考虑进化论的正确性了。但这些事实要么被回避，要么被抹杀，人们在思维定式的驱使下，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盛行理论的卫道士，而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这是不符合理性的科学精神的。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应正视旧理论的缺陷及其面临的挑战，并勇于摆脱束缚。只有这样，科学才能向前发展，人类才能向前推动。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曾这样说明进化论的先驱、法国杰出的博物学家拉马克〔拉马克（1744—1829）〕法国生物学家，现代进化论的奠基人之一。主要着作有《法国植物志》《动物哲学》。对进化论的贡献，“他的功绩是伟大的，他第一个使人认识到这样一个假定的可能性：有机界和无机界的一切变异是根据自然界的规律而不是由于神的干涉而发生的”。我们又看到，列宁在总结达尔文进化论的意义时说：“达尔文的着作最后把上帝从自然界赶走了，生物科学便站立起来了。”这些论述首先表明了进化论在打击神学中的作用。
西方社会，从文艺复兴开始，自然科学受到哥白尼“日心说”的鼓舞，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到18世纪，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力学已经从神学统治中解放出来，但是生物学仍然禁锢在神学之中。神学世界观在生物学中具体表现为物种特创论和物种不变论。这两种观点主张：上帝是创造主，一切生物均为上帝所创造，地球上的各种生物从造物主那里获得永恒不变的构造与功能，包括生活习性。显然，所谓物种特创论与物种不变论实质上就是搬到自然科学中的基督圣经。当时的生物科学只能是对圣经的注释，是“神学的婢女”。在这样一种不容置疑的社会思潮当中，进化思想是怎样占据了拉马克和达尔文等一批科学家头脑的呢？我们知道，从18世纪末开始，不仅有拉马克和达尔文，而且有一批自然科学家树立了进化论的思想。他们当中的杰出代表有：法国科学家布封，法国动物学家圣提雷尔〔圣提雷尔（1772—1844）〕法国动物解剖学家、胚胎学家，现代进化论的先驱者之一。曾任巴黎历史博物馆脊椎动物学教授。主要着作有《解剖学的哲学》。，英国博物学家兼诗人伊拉兹马斯·达尔文（达尔文的祖父），英国自然科学家华莱士，德国植物学家卡尔·尼古拉·弗腊斯（18101875），俄国动物学家路里耶（18141858）等。推动这么多自然科学家挣断神学束缚的力量来自何处？
看一下进化思想在他们头脑中萌发的经过，我们便可以清楚了。例如，达尔文的祖父，伊拉兹马斯·达尔文曾这样谈道：“动物的变形，如由蝌蚪到蛙的变化，……人工造成的变化，如人工培育的马、狗、羊的新品种，……气候与季节条件造成的改变，……一切温血动物结构的基本一致，……使我们不能不断定它们都是从一种同样的生命纤维产生出来的”。这表明，物种在人工培育条件下和在不同外界环境作用下所发生的改变这些自然界的事实启发他产生了物种变化的思想。再拿德国的卡尔·弗腊斯来说，马克思誉他为“达尔文以前的达尔文主义者”，他于1847年发表了《各个时代的气候和植物界二者的历史》一书。书中他利用古希腊作家对植物的形态、生态的描述，与他30年代在波斯、埃及等地的实地考察情况对比，得出结论说：“对植物物种不变的信念，也已为我们所动摇，我们甚至指出，这是自然造成的”。不难理解，正是与自然事实的直接接触导致他摒弃物种不变和物种特创的神学观点。
我们知道，在进化论的先驱者中，拉马克和达尔文曾直接受过神学教育，并可能以神职为终身职业。拉马克的双亲希望他成为一个牧师，因此让他在中学时代入教会学校受了几年神学熏陶。达尔文在剑桥大学神学院毕业，并获得了学位和当牧师的资格。然而，又恰恰是他们两人给物种神创论与不变论以沉重的打击。神学观念的灌输并没有挡住进化论思想在他们头脑中的萌芽，其根本原因也正是由于观察大自然得来的事实。拉马克曾用一句话概括了这一问题，他说：“观察的材料已经明显地证明了种的不变理论的荒谬。”至于达尔文，大自然对他的启示作用就更加明显了，我们不妨多说几句。1935年，厄瓜多爾尔尔政府在距其海岸1000公里的加拉帕戈斯群岛上设立了达尔文纪念碑，纪念达尔文考察这一群岛一百周年，碑文写着：“查理士·达尔文于1835年在加拉帕戈斯群岛登陆。他在研究当地动植物分布时，初次考虑到生物进化问题，从此开始了这个悬而未决的论题的思想革命。”达尔文在他当时的考察日记中是这样写的：该群岛“四周都是新的鸟类、新的爬行类、新的软体动物、新的昆虫、新的植物……。为什么这些岛屿上的土着生物，无论在种类上或者在数目上都和大陆上的生物有不同的比例的联系，并且互相以不同的方式起作用呢？为什么它们也按照美洲的生物组织形式被创造出来呢？”“在地质史的近代时期里面，这里还是一片空虚无物的茫茫大洋。因此，无论从空间上或者从时间上看来，我们好像都会得出一个略为接近于那个巨大的事实的见解来，这就是一切秘密当中的秘密：地球上的新的生物第一次出现的问题”。达尔文认为，他的全部思想起源于加拉帕戈斯群岛。对整个贝格尔号舰上的考察生活，他是这样回忆的，“贝格尔旅行是我平生最重要的一件事，它决定了我今后的整个事业”。这里有一段插曲很能说明自然事实对达尔文的启迪。在贝格尔号旅行前，达尔文十分钦佩的剑桥大学植物学教授汉斯罗建议达尔文把地质学家赖尔〔赖尔（1797—1875）〕又译为“莱伊尔”，英国地质学家，地质学的奠基人。主张地质渐变论，其主要着作《地质学原理》标志着经典地质学的成熟。的《地质学原理》一书带在身边，说：“你这次旅行必须将赖尔的新着作带在身边，随时翻阅它，因为它十分有趣，但是你除了它所记载的事实以外，千万不可注意它，因为它的理论都是荒唐到极点的。”原来，赖尔在书中阐述了地球地层是缓慢变化的，而地表环境的变化使生物也逐渐发生变化。赖尔的理论是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灾变说”的批判，而汉斯罗是相信“灾变说”的。达尔文在途中仔细阅读了这部着作。在旅途开始时，他相信“生物是根据上帝的计划而创造出来的”——在旅途中，他曾这样回答军官们向他提出的这类问题。但是，当他刚刚考察了第一个地点——佛得角群岛的圣特雅哥岛，发现地层越深，生物化石的结构越简单；地层越浅，生物化石越复杂，生物的演变不是记录在地层的发展史中吗？在事实面前，达尔文不能不为赖尔的理论所征服。因此，他写道：“这次调查使我相信赖尔的观点远远胜过了我所知道的其他任何着作中提倡的观点。”
综上可见，观察、搜集、分析大自然的事实，这是进化论思想萌芽的一个首要的因素。同时，我们知道，也正是这些客观事实，给一代又一代的自然科学家以坚定的信念，使他们不顾宗教势力的迫害和社会愚昧势力的歧视、打击，承先启后、不断地提出生物进化的观点。同样，正是依靠了大量的事实，进化论才赢得了成功。正如大家今天都清楚看到的，不管人们对进化原因如何解释，不管进化论可能怎样改变自身的形式，自然界中生物进化的事实总是抹杀不了的。
理论的升华
人类的理智从来不满足于“知其然”，总要弄明白“其所以然”，所以任何科学理论不可能停留在对经验事实的描述，必须对事实何以如此发生给予合理的解释。实际上，早于达尔文很多年，人们发现生物演变的事实，就提出了生物进化的思想，恩格斯指出：“卡弗·沃尔弗〔卡弗·沃尔弗（1733—1794）〕德国胚胎学家。他详细观察鸡的胚胎发育，证明鸡的血管是逐渐形成的，为生物体各种器官的“渐成论”提供了有利的证据。主要着作是1759年发表的《发生论》。在1759年对物种不变进行了第一次攻击，并且宣布了种源说。但在他那里不过是天才的预见的东西，到了奥肯〔奥肯（1779—1851）〕德国自然哲学家。认为人是整个宇宙的缩影，是自然界发展的顶峰，精神规律与自然规律有相同之处。、拉马克、贝尔〔贝尔（1792—1876）〕又译为冯·贝尔，德裔俄国生物学家、人类学家和地理学家，比较胚胎学的创始人。最大贡献是1827年发现了哺乳动物的卵。主要着作《动物发生史——观察与思考》，指出所有脊椎动物的胚胎都有一定程度的相似，关系越近，相似程度越大。在发育过程中，门的特征最先出现，然后是纲、目、科、属、种的特征。这一点后来在胚胎学上被称为“贝尔法则”。那里才具有了确定的形式，而在整整一百年之后，即1859年，才被达尔文胜利地完成了。”那么，为什么进化论到达尔文手里才初告大成？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提供了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从理论上正确地阐明了生物进化的机理。
物种是演变的，这是事实，可演变的原因是什么？物种为什么会变异？为什么物种竟然呈现出一种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进化呢？在达尔文之前，已有一些进化论者试图解答这个问题，但他们的解答或偏离事实，或过于牵强附会。达尔文总结、扬弃了前人的学说，并注意从其他学科的学术思想中吸取养料，经过多年辛勤的探索和紧张的思考，提出了自然选择学说，以此来解释生物进化的事实。自然选择说主要包括以下三个和谐统一的内容：
（1）生存斗争的理论。生殖过剩与生存条件的有限这一矛盾是地球上的物种被淘汰的外在原因之一。
（2）遗传性发生变异的理论。虽然变异的机制并不清楚，但普遍发生变异的事实不容否认，达尔文以此说明物种演变的内在原因。
（3）适者生存的理论。生存条件一直在变化，如果物种的变异适合于变化的环境，那么就在生存斗争中取得胜利而发展；如果物种的变异不适宜于它当时生存的条件，那么就趋于衰减或灭亡。
这样，达尔文基于自然界本身的事实和矛盾，为我们大致描绘了生物进化的机制，各种关键的问题在他这里都有了比较合理的、有事实佐证的回答。新的物种怎么出现的呢？因为旧的物种会变异。很多物种为什么灭绝了？因为它们承受不住生存斗争的压力。为什么现存生物与环境的关系是那么和谐呢？因为无数变异之中的某些变异恰好符合环境的选择。至于为什么低等类型的生物到处存在，达尔文写道：“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自然选择即最适者生存，不一定包含进步性的发展——自然选择只利用有利于处在复杂生活关系中的生物的那些变异。”
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达尔文在论证观点时，巧妙运用事实的能力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的。他没有像拉马克那样，把自己的学说大量建立在猜测之上。这样说是否意味着达尔文用事实解答了一切问题？不是。他巧妙运用事实的能力在于：一方面，当他并不能提供事实何以如此发生的机制时，他便声明，目前的科学尚不能解开事实之谜；同时，他动用各方面的大量材料来证明这是事实。这样，虽没有解释“所以然”，但使大家还是容易相信他所说的是符合事实的。例如，关于变异的机制和遗传的机理，达尔文都无法给予合理的解释，他承认：“我们对于变异规律深深地无知。我们能提出这部分或那部分为什么发生变异的任何原因的，在一百个例子中还不到一个。”关于遗传，他说：“遗传的法则是不可思议的，这是未来科学的事情。”自己无法回答的，就不轻易猜测和下结论，以避免让无把握的猜测降低理论的可靠性。但变异和遗传的事实是客观存在、抹杀不了的，于是达尔文就将丰富的材料摆在读者面前，这就使人读来不能不信，而把对原因的探讨寄希望于未来的科学。另一方面，当他解释事实发生的原因，说明自己的理论时，尽量搜集各方面、各种学科的研究成果来佐证自己的观点，这样做无疑增加了新理论的可信性。看一下他1859年发表的《物种起源》一书，其材料的丰富和翔实充满字里行间，不难想见达尔文驾驭事实的功力深厚和用心良苦。
达尔文的科学气质
达尔文回顾一生的道路时，曾谈到两种气质对他的帮助。
首先是“保持思想自由”。1881年，他告诉人们，自己遵循这样一条治学原则：“我曾坚定地努力保持我的思想的自由，以便一旦事实证明这些假说不符合事实时，就丢掉我无论多么爱好的假设（而我不能反对每一问题成立一种假设），除此之外，我并没有别的办法。”考虑到当时宗教的社会习惯势力和神学的影响，考虑到研究进化论这一问题本身的难度，我们可以体会“保持思想自由”对达尔文是特别有意义的。
“保持思想自由”在达尔文身上具体表现为富有怀疑精神和不自满、不保守。
无须说，他的进化论是对当时宗教神学观的叛逆，是大胆怀疑的产物。
他一生最感谢和尊重两位导师，一个是汉斯罗，一个是赖尔。他恳切地接受导师的指导，但这并不妨碍他保持自己的风格，具有自己的思考。例如，汉斯罗认为缠绕植物的运动是由于它们本身具有一种盘旋生长的自然倾向，可是达尔文根据自己对花房中栽培的攀缘植物的观察，提出：“卷须植物或攀缘植物的运动是一种对生活环境的适应，以获取较大的阳光面和较多的空气，利于生存和生长，不这样的话，它们很难生活下去。”又例如，赖尔关于珊瑚礁的形成，曾提出一个火山口理论。人们相信赖尔，谁也不去怀疑。可是达尔文根据自己的观察提出了疑问：“新的事实似乎不像赖尔所说的那样。”他认为珊瑚礁的形成与火山没有必然的联系，它是珊瑚虫长年累月筑成的。
后来他自己成了权威，但这并没有使他变得保守和谨小慎微起来，而是仍然富有怀疑和进取心。有一次，他读着刚出版不久的《血族婚姻》一书，作者引用比利时一位学者发表在权威杂志《比利时皇家学会会报》上的一段实验资料：用近亲的兔子交配许多代，丝毫没有发生有害的后果。人们对权威报刊上的文章，习惯于不去怀疑。但达尔文认为，这一实验报告是站不住脚的，于是写信给那家杂志，提出自己的见解，询问实验是否真实。果然，不久他得到回复，那个实验报告是伪造的。
达尔文从来不以伟人自居，他知道虚怀若谷对科学的价值。因此，他不能接受任何吹捧自己、贬低旁人的做法，面对别人的这种行为，他会直言相告：“反对您加在我们那些伟人身上的巨大重要性；我惯常认为：第二、三、四流人物都极为重要，至少在科学家方面是这样的。”
对自己的理论，他决不抱守一隅，而是不厌深思，反复琢磨。关于遗传的机制，他曾提出“泛生论”的假说，认为从身体各部输出一种名为“pangen”的粒子聚向生殖细胞，以此解释身体的变化即获得性状向子代的遗传。这一假说发表后，有些学者提出异议，达尔文很注意这些批评。例如对意大利植物学家菲得利克·德尔宾诺（18331905）的批评，他表示：“他反对这个假说，但批评得公正；我发现他的批评很有用处。”此后，他们经常通信，讨论植物学问题。也正是在认真考虑批评意见的基础上，达尔文在《物种起源》第六版中，删去了有关泛生论假说的论述。从这个事实，我们可以略见他虚心、严谨的治学之风。当然，从他1842年整理出“物种起源草稿”，直到1859年才发表《物种起源》一书的事实，我们更能体会到他的“不厌深思”之“深”。
达尔文的第二个重要素质是他的观察能力。这似乎是他惟一那么自信的。他说：“我既没有突出的理解能力，也没有过人的机智，只是在觉察那稍纵即逝的事物并对其进行精细观察的能力上，我可能在众人之上。”这是没有疑问的。从他发表的许多着作中对动植物生态习性的描写，从他对物种与变种在形态与结构上微细差异的比较，我们不禁为他的观察能力叹服。当然，这一素质对达尔文的重要性也是不难理解的。对每一个博物学家和当时的进化论者来说，精细观察是进入研究的一个首要的、也是起码的条件。在达尔文，这真是个人能力与工作需要的巧妙适应。
达尔文还谈到，一个科学家应有的另一重要素质，那就是兴趣，一种探究自然奥秘的兴趣。正是这种兴趣，使童年与少年时代的达尔文热衷于与哥哥去采集标本、旅行、打猎和研究化学。他对功课不感兴趣，因而成绩不好。他在自传里说：“学校对于我的教育来说，是一个空洞的场所。”正是这种兴趣，致使他在爱丁堡大学学医时心不在焉，以后转入剑桥神学系，一边学神学，一边却跟着汉斯罗等生物学教授、地质学教授学习了许多地质学、植物学、动物学知识，并参加植物与地质考察队进行学术探险。正是这种兴趣，使他虽然在神学系毕业，但不愿当神甫，而情愿去参加艰苦的环球考察。也正是这种兴趣，使他后半生虽疾病缠身，还是不懈地研究。兴趣，给了科学巨匠源源不断的动力，激发出忘我工作的热情。
在自传中，达尔文这样总结自己为创立进化论奋斗的一生，“最重要的是，爱好科学——不厌深思——勤勉观察和收集资料——相当的发明能力和常识”。达尔文的经验之谈，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1858年7月1日，达尔文和华莱士在伦敦林耐学会上分别宣读了他们的关于物种起源的论文，科学的进化论由此诞生。1859年达尔文发表了《物种起源》一书，成为进化论的创立者。进化论从根本上否定了“神创论”“物种不变论”的传统观念，在哲学、社会学、伦理学、经济等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
本文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达尔文进化论萌芽、产生、发展、确立的思想历程，并从达尔文自身的科学气质上揭示了他成功的奥秘，高度评价了达尔文及其《物种起源》一书在人类历史上的杰出贡献。阅读时，可以将本文与《〈物种起源〉导言》相参照，加深对进化论思想的认识，对导言内容的理解。
Ⅱ 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是真理，人类或起源于哪里
关于人类的起源其实有很多种说法，传说中有着女娲造人，而科学的观察其实是由猿猴所进化而来的，这其中最着名的也就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了，一开始认为人类的原始祖宗时猴子，其实并不是，是猿猴。
最后发现其实人类的祖宗并非猴子，而是与猴子很相似的猿猴，在当时的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使得猿猴的基因为了适应新的环境而产生了进化，而这进化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还要将进化的基因在种族中保留下来，这也正符合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最重要的观点，生物的进化并非自身所决定而是由环境所决定；简单地来理解呢，就是任何生物想要在新环境中生存下去就必须适应和这个新的环境，会改变他们原本的生活方式基因等，最终进化。
Ⅲ 进化论是谁创立的
进化论是达尔文创立的。自从十九世纪法国生物学家拉马克最初提出“用进废退论”（Theory
of
Use
and
Disuse）以后，英国的达尔文和美国的华来士，都相继在此基础上，同时提出“物种进化理论”。由于达尔文的设想要多得多，后人都称进化论为“达尔文主义”。当时达尔文从表面上观察，认为整体生物界都在进行“弱肉强食的生存竞争”。而斗争的结果是“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所以“优胜劣败”，“物竞天择”。于是达尔文竟进一步设想出一种理论︰他提出由于生存竞争之需要，适者生存的结果，物种能进化而成更优胜的其他的物种；认为生命之起源是来自不断的进化。自然选择是指生物把优良的变异保存下来，而把不良的变异剔除。那些拥有优良变异的生物可以存活下来（即适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fittest），并且繁殖后代，这就是达尔文解释进化论的理据。
Ⅳ 西方进化论是在哪一时期产生并发展起来的
“进化论”鼻祖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09年2月12日出生于英国施鲁斯伯里镇，富裕的医生家庭。1882年4月19日达温宅逝世，死后安葬于牛顿与约翰•赫歇尔的墓旁，英国伦敦的西敏寺，威斯敏斯特大教堂。
1831年达尔文刚刚从剑桥大学神学院毕业的一位虔诚基督徒，正好费茨罗伊船长需要一名男子做伴。在导师J.S.亨斯罗（J.S.Henslow）推荐下，26岁的达尔文绅士以“伴随”身份参加同年12月份英国海军南美航行的帆船 “小猎犬号”在船长的餐桌旁历时5年的环球航行。有机会得着收集生物标本为目的，开始了他梦寐以求的、无报酬的业余博物爱好者航海探险，后来还荣幸地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条件使达尔文十分清楚，成名成家就在眼前。加上如赫胥黎等一帮同样想标新立异、一举成名的朋友们的大力支持。当时又处于欧洲宗教界呼声四起的黑暗教皇时期；《圣经》但以理书12章7节：……“要到一载、二载、半载，打破圣民权力的时候，这一切事就都应验了。”这3年半即1260日，指中世纪公元538年到1798年的1260年黑暗的教皇权统治时期的预言；腐败、专制的天主教集权制度下；法国南部开始运作审判所，仅在1823年到1846年之间,教皇各州的200,000人就被判处了死刑、终身监禁、流放或者刑苦役，还有另外150万人受到监视审查。在这一班披着宗教外衣的政治皇权野心家的执掌下，上帝《圣经》中真正的“爱”、“善”在人们的眼中完全被抹黑了。1520年12月初，德国基督徒马丁·路德等宗教改革领袖经历千辛万苦终于将纯正的基督信仰刚从腐败、专制的天主教集权里拯救出来、基督声誉尚在恢复、“根基”尚在摇动的时代里。已知当时是非多多的世界多个国家人们的忧患心态，许多国家出现了多神论、特别一直敬拜一神论“孔孟之道”的道德辖制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已经到了门有门神、灶有灶神、水有水神、火有火神的迷信高峰。人们厌恶陈旧落后的封建迷信、道德的约束，正在寻找一种改变陈旧现状的新理论、新道德。达尔文的学说正好迎合了当时这种政治需要，也可以说，这位以“生物学家”表像的政治家达尔文当时是做了一件很好的事。
又碰上当时大英帝国又正是经过产业革命之后的宪政“母国”，正处于膨胀阶段。海盗活动随着“合法化”私掠许可证的出现，作为国家工具来加强海军，海上霸主英国，就是靠着一群海盗起家的。提到古代海盗，立即会想起当过英国皇家海军总司令的“御用海盗”德雷克。有人曾露骨地说：全英国就是一大群海盗，伊丽莎白就是最大的海盗头子。1588年消灭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接着又打败了“海上马车夫”荷兰，最终在18世纪后期的7年战争中打败法国，而成为世界霸主，“日不落帝国”的臣民惯以“优胜者”的资态睥睨全球。在达尔文出版其《物种起源》之前，英国早就有人公然发表和达尔文的理论显然同出一辙的“生存竞争，胜者统治”一类言论。许多渴求已久的“生存竞争，胜者统治”的斗争哲学等待和引诱着达尔文“适者生存”的政治理论去迎合它。
更巧的是；从公元15世纪起英国的社会却提倡民众公开发表自己的言论，自然给达尔文为自己制造“英雄”创造了条件。因当时困惑于人的能力和上帝的权威之间的许多人，尽至神学人士、科学家、 哲学家，特别是政治家们,以极大的心理支持和理论左证。
卡尔•马克思就亲笔题字在他的第二版《资本论》上, 赠送给达尔文, 称自己是达尔文的忠实仰慕者。
世界特出的政治家恩格斯就对达尔文的“进化论”推崇备至，尤为欣赏“人类起源于古猿”的假说，并对其作了几点重要的补充。恩格斯说：“劳动创造了人”，还说“火的使用，使人最终脱离了动物界”。
已经50岁的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将近20多年的查找，就在当时已发现的化石标本中找不到一具可视为过渡型的化石、无法证明自己的论文真实性的情况下。一个很讲究证据的达尔文把《物种起源》压缩成三分之一左右发表了。
真道基本被人抹黑的年代，人们无从得到生物的真起源。一个知道真起源的虔诚基督徒、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的皇冠随手可得的达尔文，根据当时斗争的需要，才会把人带到离真知还有一半路的无动力的大沙漠、生物自己生出自己的──“自然选择”不可知论来。因为是沙漠，只有看见脚印就是路，所以到今天自然选择“进化论”还只是叫“科学”。
当时在影响力极大的恩格斯等政治家们推动下，“人类起源于古猿”的假说就成了定论，使人们以为我们的祖先千真万确的是猿猴火速传遍全球，当时谁曾理会它猴变狗变。
《达尔文进化论》76页文章中，达尔文主义自己也承认：是“时代的必需”；随着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时代到来，“进化论”成为必需。对于信仰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资本家来说，“自然淘汰”、“适者生存”、“生存竞争”无疑是新的武器，用来对抗主张弱者立场的社会主义者和不喜变化的保守主义者。达尔文“进化论”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和列强对殖民地的支配提供了正当化的理论支持。
一个包着政治斗争哲学的“生物学”，就这样迎合了许多渴求已久的人们走到了一起, 把达尔文推上了非常受人尊敬的“英雄”宝座。“进化论” 则不再需要逻辑上、生物学上、考古学上或任何其它学说的更令人信服的证据，成为不可质疑的公理了。这是历史的事实，即使现今的达尔文主义领袖圈里，真正的科学家们也是公认的。
2010年5月20日《参考消息》第7版转载美国国立费米加速器实俭室的物理学家报告说：……同时还将预示着人类可能会对自身存在作出解释。
真正的科学家谁曾理会过人类自身存在就是“猿猴”变的呢? 稍有头脑的人，谁会说达尔文“进化论”就是“科学”呢?
《参考消息》2009年2月18日12版转载【西班牙《世界报》2月10日】马尔科姆•霍内斯的文章明白告诉人们：“达尔文很少写科学论文，但《物种起源》却值得当作文学作品来阅读。”文章明确指出达尔文和林肯一样都是划时代的政治家，文章说：“达尔文阅读了经济学家托玛斯•马修斯关于人类为生存而抢夺资源的着作，两年后便创立了‘自然选择’理论。”
显然对真正的生物科学无疑是个巨大的打击，对道德观念、和平意识的神学思想自然就是个死对头。因为它根本不是科学，完全地改变了生物科学的规范和方向，是当时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时期斗争形势的需要。
可悲的是，因为当年被斗争需要的政治界普遍普及的缘故，至今难免就有那么多不知内务的达尔文捍卫们当“科学”与人力争。
《达尔文进化论》文章明白地写着：马尔萨斯的理论给了达尔文他所需要的思路。真正的科学家是事实求是的，并已经公开明白地附有二人斗打的“适者生存”图解说明。尤如一个已剪平头的小伙子，连裤衩都拉下让你看了，你还要硬着嘴称他是“小姑娘”，那么还有什么办法能让你才会明白呢? 难道这人真的分不清什么叫“科学” 什么叫“斗争哲学”吗? 现今的文学真的连“魔术”“科学”都不会分类吗?
达尔文自传中也直言不讳，1838年10月偶尔翻阅托玛斯·罗伯特·马尔萨斯残忍的《人口论》着作（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理论的影响和启迪了他的进化观点……；
马尔萨斯理论对“现代进化论”创始人达尔文和阿尔佛雷德•华莱士产生关键影响。达尔文在他的《物种起源》一书中说：“他的理论是马尔萨斯理论在没有人类智力干预的一个领域里的应用。达尔文终生都是马尔萨斯的崇拜者。”称他为“伟大的哲学家”。华莱士称马尔萨斯的着作是“……我所阅读过的最重要的书”，并把他和达尔文通过学习马尔萨斯理论，各自独立地发展出“进化论”，称做“最有趣的巧合”。
马尔萨斯估计，人口在不受控制的情况下将快速增长。在他看来，控制人口的主要因素是战争、饥荒和疾病等灾难。简言之，根据这个残暴的主张，为了一些人的生存，其它人就必须死亡。生存意味着“永远的战争”。“进化论”学家们普遍认可马尔萨斯无意中对“进化论”做出了许多贡献。马尔萨斯对于人口问题的思考是现代进化理论的基础。马尔萨斯强化了对为“有限增长”条件下“生存挣扎”的观察。由于马尔萨斯理论，达尔文认识到了生存竞争不仅发生在物种之间，而且也在同一物种内部进行。
达尔文受这些思想的影响，并提出强者与适者将在生存斗争中获胜。
《进化论》弱肉强食的故事，后封面露骨地提词：《进化论：弱肉强食的故事》巧妙地将生物的斗争法则与人类社会联系了起来，它突破了进化科学的局限，将历史学、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以及管理学等融入了其中。
《物种起源》封面明目张胆地宣称：在社会竞争中思考“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生存法则。
达尔文创立了“生存竞争”的理论并成为他的“自然选择”学说的前提和基础，世界公认达尔文“进化论”明显的错误在于他只看到生物的斗争，没有看到生物之间的互助，确不像科学论理的构架和布局。
可悲的是，世界上竟有如此无知的瞎眼文化，把这样一个完整的《斗争哲学》当成“生物学”混进“科学”一直到今天。
图片、信息来自《达尔文进化论》43页
Ⅳ 在达尔文去世140年后，人类是如何证明进化论的
○ 陆地栖息地比非陆地栖息地更能影响两个分类级的多样性动态。陆生和非陆生物种都以两个亚种（a）开始，亚种之间的渗透边界用虚线表示。物种的范围不断扩张（b），跨越了物理屏障（实心条状），陆生物种包含4个亚种；亚种的形成与景观的局部变化有更紧密的联系。相比之下，非陆地物种现在只包含三个亚种，因为它可以更容易地在物理屏障上保持遗传一致性。在足够长的时间（c）后，陆生物种中四个亚种之间的屏障阻碍了基因的流动，并产生了两个新物种。在非陆地物种中，一样的物理屏障并没有成为基因流动的屏障，亚种之间的内在边界成为新物种形成的进化断层线。| 图片来源：van Holstein & Foley
在非陆地和陆地栖息地中，亚种以不同的方式形成、变得多样并增加，这反过来会影响亚种最终发展为物种的方式。例如，如果像山脉这样的自然屏障挡住了路，它就可以把动物群分开，让它们走上各自的进化之路。而对飞行的哺乳动物和海洋哺乳动物来说（比如蝙蝠和海豚），它们生存环境中的物理屏障就比较少。
这项研究同样探讨了亚种是否可以被认为是一个物种形成的早期阶段。van Holstein认为：“答案是肯定的。但进化在所有群体中并不是由相同的因素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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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结果也给了人们一个警告，它说明人类对动物栖息地的影响不仅会影响到动物的现在，还会影响到它们未来的进化。这些信息可以帮助自然保护工作者来决定他们应该集中更多精力对哪些物种进行保护，阻止它们走向濒危或灭绝。
van Holstein想进一步研究，如何利用她的发现预测濒危物种和非濒危物种的形成速率。她解释道：“进化模型现在可以利用这些发现，来预测人类活动对物种栖息地的破坏将如何影响物种未来的进化。人类对动物的影响取决于动物的活动能力或活动范围所受到的影响。动物亚种往往被忽视，但它们其实发挥着关键作用。”
Ⅵ 进化论是谁提出的
达尔文
英国博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1809—1882年,他以博物学家的身份,参加了英国派遣的环球航行,做了五年的科学考察.在动植物和地质方面进行了大量的观察和采集,经过综合探讨,形成了生物进化的概念.1859年出版了震动当时学术界的《物种起源》.书中用大量资料证明了形形色色的生物都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是在遗传、变异、生存斗争中和自然选择中,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等到高等,不断发展变化的,提出了生物进化论学说,从而摧毁了各种唯心的神造论和物种不变论.恩格斯将“进化论”列为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其他两个是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
他所提出的天择与性择,在目前的生命科学中是一致通用的理论.除了生物学之外,他的理论对人类学、心理学以及哲学来说也相当重要.
【生平】
一、达尔文之前
生物进化论,甚至可以说整个生物科学,开始于1859年11月24日.在那一天,在经过二十年小心谨慎的准备之后,达尔文出版了《物种起源》.第一版印了一千二百五十本,在一天之内销售一空.一门崭新的学科从此诞生了.
但是,一门新的学科不会从天而降.在1859年,科学界已经有了大量的进化证据,做好了准备迎接进化论的诞生.这时候的进化证据归纳起来有动植物培养、化石记录、解剖比较、退化器官、胚胎发育和生物地理分布这几类.
动物家养和植物栽培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历史,人们由此已经知道同一物种往往有着差别极大的形态.这些形态是可以被改变的,通过精心的选择,可以得到新的品种.这种经由达尔文所谓的“人工选择”而获得的品种,其彼此之间的差别,有时比野外物种之间的差别还要大.如果我们在野外见到狼狗和哈巴狗的话,完全可能把它们当成象狼和狐狸那样两个截然不同的物种.动植物培养提供了“生物是可变的”感性而直观的材料.
那时候,科学界早已知道化石乃是生物体的遗迹,而且,许多从前的物种现在已经不存在、灭绝了,也就是说,生物界的组成并不是从古到今一成不变的.许多种类在化石记录中显示了随着地理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发生变化的趋势,有时在两个类群之间还可以发现处于过渡形态的化石.各个主要生物类群在化石记录中并不是同时出现的,而是有先有后,很有顺序,而且这个顺序与从现存生物的比较得到的顺序相符.比如,从形态结构（例如心脏结构）和生理特点（例如呼吸系统）的比较,我们可以推测脊椎动物从“低级”到“高级”的顺序是鱼类、两栖类、爬行类和哺乳类,而在化石记录中,我们也发现鱼类化石的确先在较早的地层开始出现,其次是两栖类、爬行类,而以哺乳类化石出现得最晚.化石记录所展示的从“低级”到“高级”的顺序,是生物进化的一个有力证据.
早在十六世纪,就有科学家发现人和鸟虽然外表很不相同,骨骼组成和排列却非常相似.到了十九世纪,研究不同生物种类的形态结构的比较解剖学已相当发达,各生物种类在内部结构的同源性也越来越明显.正如达尔文所指出的：用于抓握的人手,用于挖掘的鼹鼠前肢,用于奔跑的马腿,用于游泳的海豚鳍状肢和用于飞翔的蝙蝠的翼手,它们的外形是如此的迥异,功能是如此的不同,但是剔除皮毛、肌肉之后,呈现在我们眼前的骨架却又是如此相似!对此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它们都是从同一祖先进化而来的,因为适应环境具有了不同的功能和不同的外形,但是骨子里却没能变多少.如果它们是被分别创造出来的,根本没必要让有不同功能和不同外形的器官有着相似的构造,因为这样的构造设计,就其功能和外形而言,有时显得不是那么合理.如果让一个工程师来设计这些前肢,他完全可以去除一些对其它物种必需,对这个物种却是个累赘、退化得只剩一点痕迹的骨头．
而且,比较解剖学使我们认识到许多生物体都有一些退化了的器官,它们是生物进化的令人信服的证据.比如鲸,它的后肢已经消失了,但它的后肢骨并没有消失,我们还可以在它的尾部找到已不起作用的盆骨和股骨.甚至在一些蛇类中,我们也可以找到盆骨和股骨的残余.这使我们相信,鲸是由陆地四足动物进化来的,蛇是由蜥蜴进化来的.我们人类,已完全退化了的器官也不少,尾骨、转耳肌、阑尾、瞬膜（第三眼睑）等等都是完全退化、不起作用的器官,它们除了让我们记住我们的祖先曾经象猴一样有尾巴,象兔子一样转动耳朵,象草食动物一样有发达的盲肠,象青蛙一样眨眼睛,还能有别的什么合理解释吗?
早在十八世纪,动物学家就已经发现,在动物胚胎发育的过程中,会经过一系列与较低等的动物很相似的时期.比如说人,在胚胎发育的早期出现了鳃裂,不仅外形象鱼,而且内脏也象鱼：有动脉弓,心脏只有两腔等等.对这个现象的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人是由鱼进化来的,祖先的特征在胚胎发育过程中重演了.事实上,爬行类、鸟类和哺乳类在胚胎发育的早期都跟鱼类相似,而且有些时期几乎不可能区别开来,这是所有的脊椎动物都有共同祖先的一个证据.
自从十六世纪以来,随着西方航海业的发达,特别是美洲和澳洲的发现,博物学家们见识到无数新奇的物种.许多的物种,甚至整个属、科、目,只在某个地理区域被发现.当博物学家在澳洲和南美见到袋鼠、袋狼、袋熊、袋鼬、袋貂、袋獾等等闻所未闻的动物,就不免奇怪为什么上帝只在这里创造出有袋类哺乳动物.这并非那里的环境是为有袋类而设的,因为当移民们给这些地方带去高等哺乳动物后,许多有袋类因为竞争不过高等哺乳类而数量锐减甚至灭绝了.显然更合理的解释是,由于这些地区与别的大陆隔绝,而有了独特的进化途径.即使是一个群岛,也往往有在别的地方找不到的特有物种.做为神学院的毕业生的达尔文最初对神创论产生了怀疑,就是因为在加拉帕格斯群岛见到了那些岛与岛之间都不同种的巨龟,见到了在别的地方都找不到的多达十三种的“达尔文雀”,而不由得发生疑问：为什么上帝要在这个小小的角落炫耀他的创造才能,专门为这里创造出如此多的“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特有物种?合理的解释是,这些物种的祖先都是从别的地方来的,几万年几十万年后发生了变化,从而产生了形形色色的特有物种.
总之,在达尔文之前,生物进化已是铁证如山了,一些敢于冲破宗教信仰的束缚的科学家也开始正视这个事实.早在十八世纪中叶,法国博物学家布封就已认为生物物种是可变的,并大胆地推测所有的动物都来自同一种祖先.他并且认为地球的年龄要比《圣经》所记载的几千年要古老得多,并把生物物种的变化和地球环境的变化联系起来.但是在社会的压力下,布封被迫宣布放弃这些离经叛道的观点,因此未能产生什么影响.
比布封稍后的另一位法国博物学家拉马克则要固执得多,影响也要大得多.他是第一个系统地研究生物进化的人.他对生物进化的理解,跟现在并不相同.在他看来,生物界是一个从最简单、最原始的微生物按次序上升到最复杂、最高等的人类的阶梯,而所谓生物进化,就是从非生物自然产生微生物,微生物进化成低等生物,低等生物进化成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