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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年被遺忘的學人——讀書——鳳凰網
看大師：影響後人的文化脊樑
大師，不僅是自己專長上給世人帶來深遠的影響。而且，他們也是精神上的標桿。他們屹立在那裡，激勵後人。巴金，陳寅恪，卻在自己的年歲的終點處，仍有著非同尋常的創造力。
大師的魅力在於不斷反省：巴金——中國二十世紀的良心
晚年的巴金在《隨想錄》一書中，以罕見的勇氣「說真話」，為中國知識分子樹立了一座豐碑。他對過去的反思，他追求真理的精神也贏得了文化界的尊敬。巴金的痛苦就是巴金的魅力，他喚醒了因為各種緣故陷入同樣感情困境的中國知識青年枯寂的心靈，遂而成為青年的偶像。
「我的上帝只有一個，就是人類。為了他，我准備獻出我的一切。」「1927年春天我住在巴黎拉丁區一家小小公寓的五層樓上,一間充滿煤氣和洋蔥味的小屋子裡，我寂寞，我痛苦，在陽光難照到的房間里，我想念祖國，想念親人。」
大師的魅力在於學無止境：錢鍾書——難以望其項背的文化昆侖
他說，我一輩子乾的，就是要使小說、詩歌、戲劇與哲學、歷史、社會學成為一家。錢先生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以小說家觀點解讀古今中外的文史著作。他以一種文化批判精神看待中國與世界，以一種現代意識統領文學創作以一種高尚的形象為中國知識分子樹立了人格上的榜樣。作為知識分子，他被迫接受思想改造，受過不少罪。但是,智者是不可征服的。他曾說:「大名氣和大影響都是90%的誤會和曲解攙和成的東西。」
「事實上，一個人的缺點正像猴子的尾巴，猴子蹲在地上的時候，尾巴是看不見的，直到他向樹上爬，就把後部供大眾瞻仰，可是這紅臀長尾巴本來就有，並非地位爬高了的新標志。」
大師的魅力在於無媚骨：陳寅恪——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這是陳寅恪為沉湖而死的王國維撰寫的紀念碑文，也是自己一生為人為學的生動寫照。「考自古世局之轉移，往往起於前人一時學術趨向之細微。迨至後來，遂若驚雷破柱，怒濤振海之不可御遏。」「但開風氣不為師」的名言，不僅是龔自珍的自白，也是陳寅恪的志趣和自道，他沒有在任何場合自命為大師，更未在任何時候端過大師的架子。
寅恪先生最動人一節是一九五三年拒絕接受中古史研究所所長的一番話。當時中共科學學院成立中古史研究所，聘寅恪先生為所長，特派先生的弟子汪錢帶聘書南下廣州接先生北上。時先生雙目已盲，乃口述覆信，由汪錢筆錄，他說: 「我的思想，完全見於我所寫的「王國維紀念碑」中。我認為研究學術最主要的是有自由意志和獨立精神。所以我說: 獨立之精神、自由的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正如碑文所示: 「思想而不自由，無寧死耳，斯古今仁聖所同殉之精義，豈庸鄙之敢望」……我認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見解再研究所學……因此我提出以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你要把我的意見不多也不少地帶到科學院。」
進入生命的晚年，在肉體與精神陷入無限痛楚之中時，明末清初寧死不屈的一代奇女子柳如是便成為他生命中幻象和唯一的光亮。陳寅恪以驚人的毅力口述完成了洋洋80餘萬言的《柳如是別傳》。這一「 鴻篇巨制」的萌生問世，發軔於少年，志成於人生暮年，是陳寅恪所構建的托其心志，明其理想的又一心靈豐碑。此一巨大成就，正如日本東京大學教授池田溫所言:「若非有無比堅毅之心力，焉能完成此大業？人類文化史數千載，失明史家之能撰大著，其類殆罕；陳先生之業績，稱為20世紀中國史學界這一大奇跡無不可也！」
「自昔大師巨子，其關系於民族盛衰學術興廢者，不僅在能續先哲將墜之業，為其託命之人，而尤在能開拓學術之區宇，補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者以規則也。」
大師的魅力在於一針見血：熊十力：「中國文化亡了！」
他常常穿著一件褪了色的友布長衫，扣子全無，腰間胡亂地扎一根麻繩，獨自一人到街上去或公園里，跌跌撞撞，雙淚長流，口中念念有詞「中國文化亡了！」「中國文化亡了！」然而，街市熙攘，人皆自危，沒有人來理會他，也沒有人對他口中所念有絲毫的驚異。
1946年6月7日，熊十氏致函徐復觀說：「知識之敗，慕浮名而不務潛修也；品節之敗，慕虛榮而不甘枯淡也。舉世趨此，而其族有不奴者乎?」「平等者，非謂無尊卑上下也。然則平等之義安在耶?曰:以法治言之，在法律上一切平等。國家不得以非法侵犯其人民之思想，言論等自由，而況其他乎? 」
熊十力自幼即與眾不同，獨具才思而又非常自尊、自信。他曾口出「狂言」道：「舉頭天外望，無我這般人。」令其父兄詫異不已。十六七歲時，他即四處游學，當他最先讀到陳白沙的「禽獸說」時，忽起神解，「頓悟血氣之軀非我也，只此心此理，方是真我。」並從中領悟到人生之意義與價值。絕非是趨利避害、去苦就樂等外在滿足，而在領悟人生之意義與價值，體識至大至剛之「真我」，以合於天地萬物之理。這一覺悟基本上奠定了他以後的治學方向。
品學術：懂書齋里的人間情懷
也許，有類人躲在書齋為人所不知；也許我們也不知道他們的皇皇巨著；我們更不清楚，他們如同西西弗斯一樣在自己的思考道路上推著石頭上山，而每次又從山頂滑下來。可當他們之中有人說：我對生命的看法很豁達，我不怕死，只希望再多給我些時間完成《伊里亞特》，人們又會想起什麼呢？
學術生活中的良苦寄託——費孝通：學術虔誠者
93歲高齡時，他還去了甘肅定西考察。「他的腦子里其實一直沒有離開學術。他又對我們說，有人建議他寫自傳，可是他認為，他這一生寫下的文章就是『自傳』，不必再寫了。他打算花時間寫些總結性的、在學術上有點分量的東西。因此，他除了開會、看書，就是下去調查研究，回到家裡，也是進了書房就看書，一看就是四五個鍾頭。他有這樣一個本領，看書或寫文章的時候，不管身邊有什麼人走動、說話甚至吵鬧，他都會旁若無人，不受影響。
學術生活里的皇皇巨著，書齋里的低調人生——羅念生：為學術獻身
羅念生一直與晦澀、枯燥，像甲骨文那樣難懂的古希臘文學打交道，終生不倦，孜孜矻矻，即使在最艱苦的條件下，在災難和厄運時時臨頭的日子裡，他也不肯放下手中的工作，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特別是粉碎四人幫之後，他除了吃飯和睡眠的時間外，幾乎全是在他那用床板加寬的書桌前度過的。在他的住所，人們從窗外總看到秉燭夜耕的他坐在書桌前，從黃昏到深夜，那盞黃紅的燈光總是最晚熄滅。在嚴熱的夏天，晚上乘涼的大人、小孩聚了一院子，而燈前像偶像般的他，專注地坐在那裡。這種情景引起小孩們的好奇，他們多次登窗沿向內窺望、逗鬧，竟都引不開老人的視線。有一次他們聯合起來，向老人大聲齊呼:「書獃子，書獃子……」這次他聽見了，他離開書桌走向窗口，笑著向孩子們招手……。事後，他把這段故事講給家人聽，並引以為樂。他心甘情願，矢志不渝，不追求熱門，不圖名於一時，毫無保留地把畢生精力獻給了古希臘文學的翻譯和研究，成為領域里的先驅者。
羅念生不僅有著的文德，在人品上也堪稱是楷模。他善良、忠厚，待人熱忱，雖不善言表，但內心卻是個火熱奔放的世界。他不計名，不為利，對青年學者和學生，有求必應。他經常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為他們查詢資料，解答學術上的問題，每月都要寄出解答的復信、復函。他的老伴沒有工作，又體弱多病，經濟拮據。有人勸他翻譯些通俗，出書量的暢銷書，他說:「這些書有的是人翻，而我所搞的，是別人做不來的。」他囑咐兒女，生活上過得去，有吃有穿就行了。物質上的享受都是轉瞬即失的東西，只有學問和奉獻才是永存的。在文匯報發表的一篇悼念文章中，曾把羅念生先生比喻為「中世紀的和尚」這恰給了他的人生哲理以形象的描述。他從不願給別人增添麻煩，善於理解人、體諒人，就連家中的保姆他也盡力關照她們，減輕她們的勞動負擔。親朋遇到困難，他總是解囊相助，以至往往稿費尚未到手，就已經預支出去了。他的一生說是「吃的是草，而擠出的是奶。」在他重病住院期間，他以極大的毅力忍受著病痛的折磨，盡力與醫生配合。醫護人員都喜歡他，誇他是最聽話的病人。他向醫生再給他點時間，不多，只需半年！他要完成「荷馬史詩」的譯著。他不求生命中的任何享受，只求完成夙願留給後人。然而他帶著遺憾走了，留給兒女的是一個僅有10元人民幣存款的存摺，留給中華民族子孫萬代的，卻是豐厚的、永存的紀念――他的譯作和遺著。
「一個人活著若不工作，就毫無意義了。我對生命的看法很豁達，我不怕死，只希望再多給我些時間完成《伊里亞特》。」
慕人格：看大師那塊硬骨頭
常說，百無一用是書生。似乎，書生從來都只是弱弱的代表。可當我們看到有那麼些人，在特別的年代用自己獨特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看法時，不僅他們深邃的目光讓人折服，而且，我們也覺得他們的骨頭也似乎非常硬。有傲骨，無傲氣就是說的這樣的人。
賈植芳：「把人字寫端正」
師道的光芒，那是在長久的點滴的尋常中，而無聲地流露和浸潤。著書立說、傳道授業，更是自己人生一世的傳奇與瑣碎。正如有的學生所說:「我特別喜歡植芳先生在一杯茶、一支煙中，侃侃而談，風骨畢現，從中不僅傳授了讀書的心得，更是傳染了一種難得的為人風格。」師者脫俗，於是教育脫俗。「我這個教授是假的，不是人人都叫我「假（賈）教授」嗎？不，我教書卻是真的，從來不賣假貨。」他教書不拘一格，家門為學生大大敞開著，於潛移默化中「植」種桃李芬「芳」。
歷經戰火、牢獄和各種磨難，卻不改其剛強樂觀。他努力「把人字寫端正」。 師者風骨，是由傳奇人生鋪墊的。賈植芳曾這樣總結自己:從一個監獄到另一個監獄。歷經戰火、牢獄和各種精神磨難，卻不改其剛強樂觀，一生堅持知識良知和社會批判精神，努力「把人字寫端正」。是為賈氏「風骨」。 在苦難面前，賈植芳始終心懷坦盪，不憂不懼。剛毅的精神，支撐他的艱苦歲月。「平時我捨不得吃肉，都是買青菜，但是一批鬥我，回家我就買排骨，自己安慰自己。一個人不要自我侮辱，是很重要的。」在歷經坎坷的他看來，各種經歷都是人生的財富。而自己此生最大的財富，就是「沒有做對不起國家、民族、朋友的事，做人還像個人，書沒有白念。」……坎坷中彼此攙扶的堅強人生，他們活出的是一番氣象，活出的是一種風骨。
顧准：黑夜裡的持燈人
當城頭變換了五星旗開始，三十年間，中國知識界幾乎只有兩副大腦在掘進:張中曉和顧准。一個因思想而罹難，一個因罹難而思想；一個傾全力於批判，一個在批判中建設；一個如電光石火般來不及引燃便熄滅了，一個長期在釜底下自我煎熬。他們中誰也不認識誰，卻一前一後在摸索民族的出口:一個朝東，一個朝西。方向完全不同，由於思想的深度，終至於在黑暗中匯通。
前進是那麼艱難:貧困，飢餓，疾病，孤獨，各種羈限，逼拶和毀損……唯靠良知給個人以支持。對於他們，夜與晝是沒有區別的；綿延中照例地吞咽書本，反芻苦難，舔滴血的傷口。他們用筆，默默記錄精神潛行的歷程，此即所謂道路。然而，這道路並非為世人准備的，——他們深知，他們是遠離了權力，而且為權力所嫉恨的人。
顧准遭到革命的遺棄以後，在這個世界上，再也得不到人類的庇護，包括母親。在同來的道路上，妻子早已自殺。於無助中，他只好伸手乞求兒女們的寬恕，直到死神降臨；可悲的是，革命的新一代並沒有最後跨出站定的門檻。他需要溫情，那麼渴待。
可是，當轉身面對眾神時，竟只有劍和火焰了！顧准：「不許一個政治集團在其執政期間變成皇帝及其宮廷。」「我憎恨所有的神。」顧准重復說，恍如千年空谷的一個回聲！
思想者唯以孤獨顯示強大。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從詩到散文，顧准燃盡了自己的一生。對於他，人們到處頌揚那最後的奪目的輝光，此時，我寧願贊美初燃的純凈的藍焰。
總述
徐志摩曾評價羅曼羅蘭、托爾斯泰時說：「單從他們面上的光彩，單從他們曾經生活過的事實里，我們應得感悟到生命最偉大，最生產--甚至最快樂--的時候是在受苦痛的時候。」也許，看著漸行漸遠的學者知識者的背影，內心也正是如是之想，他們曾如此精彩地活在這世界上，不管這世界有多少苦痛。紀念他們，是為了更好地繼承他們的精神。
《我們是否需要大師》（《中華讀書報》）
季羨林和任繼愈兩位文化大師同日辭世之後，人們感佩他們巨大的文化貢獻，崇高的精神信念和高潔的人生風范，但更惋惜他們的離去，感嘆這個時代文化大師的稀缺，思考和憂慮他們的文化和精神的影響會否淹沒於當今這個商業物慾和流行文化的浮躁、喧囂之中……
學者朱大可向大眾和媒體准確而深刻地剖析了這種人們對大師的精神焦慮和時代心理情結：「在這個消費主義時代，對季羨林的緬懷，就是對中國文化的隆重哀悼。『大師』一旦絕跡，就會引發全社會的文化焦慮。巴金去世時，曾經有過一次恐慌性浪潮，現在好像是當年的情境再現。」
這幾年來，在文化學術界，我們也見多了所謂的「偽大師」，有些人以廉價的「大師」帽子隨便奉送，更有披著假「大師」炫目外衣者干下了道德低下、靈魂齷齪的事情……「大師」的價值，逐漸處於貶值的過程中。
那麼，今天這個時代我們還需要不需要「大師」？
英國哲學家卡萊爾曾經總結過人類歷史上不同時代的大師，比如但丁、莎士比亞、盧梭、彭斯等人，並盛贊他們是人類的領袖，是傳奇式的人物，是芸芸眾生踵武前賢、竭力仿效的典範和楷模，他們是有益的夥伴，是自身有生命力的光源，他們令人敬仰，挨近他們便是幸福和快樂……這種對人類大師的論述，至少概括了大師所從事的事業是偉大的，對人們的生命和精神有重要的影響作用，他們具有引領人們前行的領袖和權威的力量，他們既是令人敬畏、景仰的，又是和藹可親的。所以，現在人們對季羨林和任繼愈兩位文化大師的敬佩、尊重，正是人們這種熱愛大師、頌揚大師的心理需求的投射和反映。而對照這樣的人類大師的標准，這實際上也使得當今我們這個社會里那些混跡於文化界、藝術界和學術界的假大師剝去偽裝……
我們的時代需要的是真正的文化的大師，精神的大師和思想的大師，而不是當今在文化界、學術界、娛樂圈中那些滿身商業化氣息、熱衷炒作的、娛樂明星式的所謂「文化大師」。「大師」是像季羨林、任繼愈那樣以道德文章、人格特質、人生境界、思想和文化的影響力體現的風采和風范；「大師」是一位豐富了人類精神的人，他確實增加了人類的寶藏，使人類又向前跨進了一步，他追求精神道德上的毫不含糊的真理，他那似乎無不周知、無不探究的心靈里顯示了某種永恆的熱情；「大師」，或像美國著名作家愛默生所說，他是世界的眼睛，是世界的心臟，他要靠保存和傳播道德情操、高貴的經歷、優美的詩歌和歷史的結論來抵制那庸俗文化的流行、繁榮……這就是我們所認為是大師級人物的榮譽的標幟。
說我們患上了「大師飢渴症」也好，對偽大師的泛濫感到焦慮和困惑也好，都不是實質問題，實質問題是這反映了我們的精神的渴念、心靈的皈依，靈魂的需求。總之，我們討論需要不需要「大師」，是要激勵我們的人生想像，獲得文化智慧，防止我們的精神生活陷入貧瘠、蒼白，要使我們對真理的追求(或者對正義的追求，對自我實現的追求)持之以恆。
「大師」與「大豬」一字之差境界高低立判
季羨林、任繼愈去世之後，伴隨他們的名字鋪天蓋地而來的「大師」二字多到令人厭煩，凡稱季羨林、任繼愈，必在其名之後綴以「大師」二字，季羨林先生若天上有知，也必定煩悶不已，要知道，季羨林曾公開表示，如果包括「國學大師」在內的三頂帽子（另外兩頂為「學界泰斗」和「國寶」）有朝一日能被摘掉，將會是件「皆大歡喜」的事情，他不願意戴這么沉重的桂冠在身上，他不止一次地說，「我就是個土包子」。
無獨有偶，和「我就是個土包子」相映成趣的是，文化老人饒宗頤在香港接受媒體采訪時，打趣地對記者說，「我不是大師，我是大豬」。有必要重復一下饒宗頤這句語錄的產生背景：季、任兩位老人去世後一片「大師」稱謂聒噪不已，有心急的媒體以「究竟誰將成為新一代的國學大師」為題展開調查，饒宗頤名列第一，緊隨其後的是張其成、馮其庸、傅佩榮。
眼看著季老至死都沒摘掉的三大帽子就要戴到自己頭上，饒宗頤的一句「我不是大師，我是大豬」，有四兩撥千斤的功效，輕輕巧巧將「三座大山」化解於無形之中。
將大師與大豬對應起來，充分體現了饒宗頤老人的智慧，他比任何人都能明辨出大師這個稱謂在這個時代所蘊涵的危機和壓力，當大師成為一件廉價的帽子，被學術混子們掙來搶去的時候，它其實已經成為一個貶義詞。真正的文化老人，應該對這種虛名抱有藐視的心理，他們的價值所在，在於為文化傳承做了多少貢獻，而不是體現在一個虛名上。
饒宗頤還有一句話說得好，他說「『大師』是佛家說法，我又不是和尚，所以我不是大師。」這句簡單易懂的話，十分樸素地向公眾解釋了「大師」的來源以及不願意當大師的緣由。
和某些文化人「堅辭」大師之後又「退讓一步」默認大師不同，饒宗頤以孩童似的天真語言，將一個本來很簡單的道理說得明明白白，這該讓那些哭著喊著有大師情結的人羞慚不已。「大師」與「大豬」雖只有一字之差，但對比之下境界高低立判。饒宗頤的「大豬說」也當是對持續高燒數年的「大師熱」一次含蓄幽默的批評。
針對季、任兩位老人去世後引發的一片「從此無大師」哀悼聲，有評論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文化患上了「大師飢渴症」。「大師飢渴症」的形成，有著多方面的原因，媒體的炒作有著不可推卸的作用，文化老人的去世，很大程度上也沾染上了「消費名人」的娛樂色彩，季羨林追悼會上發生的「烏龜事件」鬧劇，讀來令人心生悲哀。
那麼多人痛悼「大師」，那麼多人操起鍵盤廉價地跟帖一句「大師，一路走好」，但究竟有幾個人讀過「大師」哪怕一本完整的著作？浮躁的「大師飢渴症」隨著文化老人的去世而變得更加焦慮，願饒宗頤的一句話能帶來當頭棒喝的效果，該醒醒了，那些沉迷於虛幻的大師景象中不能自拔的人，讓「大師」這個詞從哪裡來歸到哪裡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