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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論唯美圖片

發布時間: 2022-06-13 22:31:28

Ⅰ 湖北浠水歷史名人

名人名家龐安時(1042-1099),字安常,本縣麻橋人,出生於中醫世家,為北宋名醫。安時幼時,其父授以脈訣,他不以為足,後讀黃帝扁鵲的脈書,漸通曉醫理,悟出新意。年近弱冠病聾,刻苦鑽研《靈樞》、《素問》等秘籍,融會貫通"經傳百家"所涉及的醫術。他曾說:"世傳所謂醫書,予皆見之。惟扁鵲之方深矣。蓋所謂《難經》者,扁鵲寓術於其書,而方之不詳,意者後人自求之歟?予之求蓋出於此。"
安時為人治病,愈者十有八九。登門求治者,則設坊(醫療室)留診,親視湯葯,悉心護理,治癒後始允其回家,據《宋史·龐安時傳》記載:"有民家孕婦將產,七日而子不下,百求無所救,安時之弟子李百全適在傍舍,邀安時往視之,才見,即連呼不死(不會死),令其家人以湯溫其腰腹,自為上下撫摩,孕者覺腸胃微痛,呻吟間生一男子。其家驚喜而不知所以然"。
宋人黃庭堅,多稱道安時醫術,蘇軾的《東坡雜記》、《仇池雜記》,袁文之的《瓮牖閑評》,均記有安時的醫跡。蘇軾評安時"精於傷寒,妙得長沙(指漢代名醫張仲景,曾任長沙太守)遺旨,"張耒《柯山集》中記載:"淮南人謂龐安常能與傷寒說話。"後世醫家論龐安時"醫能啟扁鵲之所秘,元化(即華佗)之可法,使天假其年,其所就不在古人下"。
安時58歲時發病,門人請他視自脈,他笑著說:"今予胃氣已絕,死矣。"拒飲湯葯,數日後,與客坐語而卒。後人為了紀念他,於浠水縣城內建有葯王廟(亦名洞天福地)、妙華庵(廟內設龐安時泥塑像),均毀。龐著有《難經辨》萬言、《主對集》(一卷)、《本草補遺》、《傷寒病總論》(九卷),在葯理、醫理、醫療諸方面,為祖國中醫學留下了寶貴的財富。《傷寒總病論》)(九卷)於1957年由商務印書館特予印行,推為中醫學經典著作。
楊思義(生卒不詳),本縣人。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朱元璋稱吳王,啟用楊思義,命掌起居注,後調任司農卿。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朱元璋即皇帝位,設六部,司農為戶部,楊思義任戶部尚書。在任期間,他對土地丈量、戶口清查、財糧收支等辦理得井井有條。明初經歷戰亂,百姓流亡,土地荒蕪,他奏請朝廷下詔,招撫流亡,開墾荒地,廣種麻桑,免稅四年,以利民生。當時朝野上下,無不稱贊其理政才能。後調任陝西參政,不久病逝。歸葬於本縣黃草湖。
王聰(1362-1409),巴河鎮人,明代將軍。王聰出身農民,臂力過人。他習武投軍,隸屬燕王棣部下,智勇兼備,能謀善戰。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他隨燕王巡視邊境,以軍功升任都指揮使,"靖難"之役,燕王奪取帝位,聰被封為武城侯。永樂七年(1409年),隨征虜大將軍邱福出征。福與本雅失里(韃靼人)交戰,本雅失里佯敗,福追擊,聰知其計,勸諫福止,福不聽從,終中埋伏。聰戰死,時年58歲。其屍毀於戰場,未能收骨,後追封為漳國公,立碑敕葬。衣冠冢在縣西司家畈。
文質 (生卒不詳),本縣人,字東進。善騎射,有異材,明嘉靖年間會試第一。清光緒十年版《黃州府志》及其墓誌均記載為武狀元,任錦衣衛都督。其子應詔,由進士任錦衣衛都指揮僉事。父子二人,一封為昭義將軍,一封為昭勇將軍。其墓在縣北。
姚明恭(1583-1644),字昆斗,人稱"姚閣老",本縣巴河人。明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進士,授庶吉士,初任詹事,禮部右待郎。崇禎十二年(1639年)入閣,加太子少保,文淵閣大學士,任戶部尚書參與機要。相位一年,回歸故里。光緒《黃州府志》載:"黃之九屬,數百年來,居相位者,惟明恭一人而已"。明恭宅心仁厚,曾致信告誡其弟居恭(任劍州牧)"潔已愛民,虛心聽獄,嚴胥役,禁家奴。"
明恭回居鄉里時,蘄水漕米在蘄州"兌軍"(作為年糧繳納,由軍隊驗收)。路遠,又無押運者,軍旅任意科旅。他為此向有關方面建議,改"兌軍"為"兌會城"(漕米直接交專收糧的機構),百姓得免其苦。
陳沆(1785-1826),亦名學濂,字太初,號秋舫,本縣巴河人。10歲隨父讀書,以詩賦見長。15歲應試科舉,縣試,鄉試、會試,皆名列第一名。學使鮑星讀其試卷,擊節嘆賞。清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保和殿對策,陳中第一甲第一名(狀元)。其策論文章,氣勢雄渾,論述精闢,筆力奇健(原卷手抄本藏於縣博物館)。授翰林院修撰。出任四川道監察御史。清道光二年(1822年),任廣東省主考(學政)。次年,任清禮部會試同考官。道光六年,病逝於北京,歸葬於本縣調軍山南麓。
在文學史上,陳沆被列為清代古賦七大家之一。其組詩《河南道上·樂府四章》中的《賣兒女》、《狗食人》、《吃草根》、《逃飢荒》等詩,用極其辛酸的筆調,活靈活現地寫出了當時河南道上的悲慘景象。陳的友人魏源,稱其詩是"香山樂府之遺。"陳的賦文,鋪敘多用白描,代表作有《簡學齋賦存》。陳著作《簡學齋詩存》、《課館試律存》、《詩比興箋》、《白石山房詩鈔》、《簡學齋賦續存》為後人整理出版。學術著作《近思錄補注》14卷,補宋代朱熹、呂祖謙及清代江永之缺,受到學術界的重視。
瞿瀛(1857-1949),亦名炅,號干琴。本縣人。幼就讀私塾,勤敏篤實,縣試名列前茅,府試名列第二,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鄉試中亞元。回縣創辦學堂。廣西提學使李翰芬慕其人品,於1907年函召赴桂襄辦學務。辛亥武昌首義時返鄂,被推為浠水縣議會議長。年底應黎元洪之約入軍政府任機要主任。因辦事干練,深得信任,幾次提名擔任國稅廳長、民政司長,瞿堅辭不就,僅任副秘書長。1912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1周年之際,北京及各省代表來鄂集會,追悼先烈。瞿奉命撰寫演講詞,言武漢所居的地位,謀人民之福祉,以慰先烈於九泉。洋洋7萬余言,時傳誦甚廣。
1913年12月,袁世凱將副總統黎元洪幽處瀛台,瞿隨侍,持正不移。 1914年袁要黎為參政院長,並結為兒女親家,瞿憤而歸隱。1914年勸黎辭去參政院長。1916年袁世凱密稱帝,封黎為"武義親王",瞿勸黎拒絕受封。同年8月,黎元洪擔任大總統,擬選瞿為秘書長,瞿辭之,乃改任副職仍掌機要。1917年張勛復辟,黎授命段祺瑞戡平叛逆,瞿多方參贊。事定,隨黎隱居天津。1922年黎元洪復任總統,瞿復原職。1928年黎元洪逝世,國府明令國葬於武昌卓刀泉,瞿赴武漢,主持喪事。後又將黎從政軼事,編輯成書,躬任校勘,數載始成。
瞿返鄉後,杜門謝客,家居20年,足不入公門。1930年川軍駐浠水,紀律極壞,邑人吳劍安激於義憤,投訴當局。川軍旅長竟捕吳擬置之死地。瞿聞訊,星夜賓士十里,趕至師部,請以身代吳。吳獲釋至瞿府長揖拜謝。瞿一一還拜曰:"足下為民請命,是仆應懷慚以叩謝者。"1947年11月,瞿光照、王細伢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活動於浠(水)、黃(岡)、羅(田)邊境,被國民黨縣政府逮捕,瞿力保釋放。
瞿一生儉朴,在京作官,不穿皮襖,不坐車轎,熱心公益事業,為本村人修水井、建祠堂、辦學校。1935年大旱,四處募捐,買麵粉救活700餘人。博覽群書,尤對考古、音韻訓詁之學造詣較深。著有《瞿典》、《文字考證》、《歷代政治家言行考》、《清末明初政史紀實》(其中有辛亥革命始末)、《文物考古》、《從政篆文日記》、《浠水縣志》(均未刊印)。1949年病逝。
孔庚(1873-1950),又名照煥,字文軒,號雯掀。本縣王祠人。清末秀才。1898年,因帶頭毆打學官和劣紳之子,被捕下武昌府獄,後釋放。1903年與吳祿貞等暗組革命機關。後赴日本,入陸軍士官學校第六期騎兵科。1905年加入同盟會及"鐵血丈夫團"。1907年畢業回國,任廣西新軍督練公所參事官兼經理科、教育科科長,辦陸軍小學堂,訓練新軍後,任職於軍咨府。留學生考試賜兵科舉人。
湯化龍(1874-1918),字濟武,本縣南涼人。縣稟膳生,肄業於黃州經古書院。清光緒壬寅(1902年)中舉於鄉,甲辰(1904年)試禮部,中進士,授刑部主事。旋應山西學政寶熙之聘,任山西大學國文教習。後二年自請赴日留學,攻讀法政。在此與鄂籍同學自辦留學生教育會及《教育雜志》。歷時二年回國。時鄂督陳夔龍奏請地方自治,湯化龍返鄂籌草自治事宜,旋任咨議局籌備處參事。次年當選為副議長,不久任議長。後赴京參加全國咨議聯合會議,被推舉為會議主席。
1918年,湯懷著失意的心情出國考察,由日本及美國,歷時半年,同年9月初,在加拿大維多利亞市候船回國,被中華革命黨人--華僑理發師王昌刺死,時年45歲。
聞一多(1899-1946),又名亦多,輩名家驊,字友三,本縣巴河人。偉大的愛國主義者,民主革命戰士和傑出的詩人、學者,中國民盟早期領導人之一。清光緒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1899年11月24日)生於湖北省蘄水縣(今浠水縣)下巴河鎮的一個書香門第。
1912年考入北京清華學校,喜讀中國古代詩集、詩話、史書、筆記等。1916年開始在《清華周刊》上發表系列讀書筆記,總稱《二月廬漫記》。同時創作舊體詩。1919年五四運動時積極參加學生運動,曾代表學校出席全國學聯會議(上海)。
1920年4月,發表第一篇白話文《旅客式的學生》。同年9月,發表第一首新詩《西岸》。
1921年11月與梁實秋等人發起成立清華文學社,次年3月,寫成《律詩底研究》,開始系統地研究新詩格律化理論。
1922年7月赴美國芝加哥美術學院學習。年底出版與梁實秋合著的《冬夜草兒評論》,代表了聞一多早期對新詩的看法。1923年出版第一部詩集《紅燭》,把反帝愛國的主題和唯美主義的形式典範地結合在一起。
1925年5月回國後,歷任國立第四中山大學(1928年更名為中央大學,1949年更名為南京大學)、武漢大學(任文學院首任院長並設計校徽)、青島大學、北京藝術專科學校、政治大學、清華大學、西南聯合大學教授,曾任北京藝術專科學校教務長、南京第四中山大學外文系主任、武漢大學文學院長、青島大學文學院長。
1928年出版第二部詩集《死水》,在頹廢中表現出深沉的愛國主義激情。此後致力於古典文學的研究。對《周易》、《詩經》、《莊子》、《楚辭》四大古籍的整理研究,後匯集成為《古典新義》,被郭沫若稱為"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1937年抗戰開始,他在昆明西南聯大任教。抗戰八年中,他留了一把鬍子,發誓不取得抗戰的勝利不剃去,表示了抗戰到底的決心。
在西南聯大時期,特別是1943年以後,聞一多在中國共產黨的影響和領導下,積極投身於反對國民黨政權的獨裁統治、爭取人民民主的斗爭的洪流。 1944年,參加西南文化研究會,隨後加入中國民主同盟。從此,他以民主教授和民盟雲南省支部領導人的身份,積極參與社會政治活動,成為廣大革命青年衷心 愛戴和無比尊敬的良師益友。
在「一二.一」學生愛國運動中,聞一多始終站在廣大愛國學生一邊,指導和鼓舞他們敢於斗爭、善於斗爭,為「一二.一」運動的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
聞一多1945年為中國民主同盟會委員兼雲南省負責人、昆明《民主周刊》社長。1946年7月15日在悼念李公朴先生大會上,發表了著名的《最後一次的講演》,當天下午即被國民黨特務殺害。
徐復觀(1903-1982),亦名秉常、佛觀,其師熊十力為之改"佛"為復。晚年居香港時,用名"天行"。浠水縣團陂人。是"現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其一生中就儒家思想與中國傳統、文化問題,中國知識分子的性格及歷史、命運問題發表大量論著。如他與唐家毅、牟宗三、張君勵聯名發表的《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系統闡述他們的中西文化觀,《中國人的恥辱,東方人的恥辱》駁斥胡適等人的"全盤西化"論。又出版《中國人性論史》、《中國藝術精神》、《公孫龍子講疏》等書,探討中國古代思想、文化,撰《西漢思想史》(上、中、下)對西漢思想史進行縝密研究。他對研究、傳播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作出重要貢獻,成為名揚海內外的"現代大儒"。
湯佩松(1903-2001),本縣南涼人。小時在父親湯化龍身邊就讀。1917年入清華留學預備學校。1925年秋,赴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學習。1928年夏,考入當時以植物生理研究而頗負盛名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兩年後畢業。1930年9月,受聘於哈佛大學普通生理學研究室。
1933年秋回國,在武漢大學任教。1938年9月,應聘西南聯合大學植物生理研究室主任。抗戰勝利後,任清華大學農學院院長。1948年,被當時的國立中央研究院選聘為首批院士。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北京農業大學教授,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員,所長、名譽所長。主要從事植物生理學的教學與研究工作,提出完整的植物呼吸代謝的控制理論。1955年被當選為中國科學院生物學部委員(院士)。1998年6月,又被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首批資深院士。
聞允志(1904-1940),字永之,浠水縣巴河人。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並在家鄉領導工農運動,曾任國民黨蘄水縣黨部執行委員、青年部長。1928年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經濟系,與中共黨員溫健公等組織留日學生會及社會科學研究會。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回國。由中共黨組織派往河南偃師中學任教,從事地下工作。1935年春調北平,任《世界日報》社編輯,秘密進行抗日活動。同年到天津法商學院任輔導課主任,利用合法身份開展黨的工作。
同年,天津爆發"一二·八"學生救亡運動,文化界以法商學院為中心組織文化勞動者協會天津分會(後改稱文化職業者協會),聞任執委,幫助成立天津學生聯合會。1936年秋,參與領導天津各學校和各機關反對強迫填寫"反共自願書"的斗爭。1937年春,受中共組織委派,到河北省地方實力派張蔭梧部做統戰工作。同年赴豫北林縣、安陽、湯陰一帶開展抗日活動,組織抗日力量,又爭取團結河北民軍副總指揮王長江和國民黨駐軍黃宇宙及其他地方武裝。1938年10 月,民軍第十一團團長朱程在山西陵川成立河北民軍晉察豫邊區辦事處,聞任該部十一團部政治部主任,聞積極爭取朱程,並在部隊建立中共黨組織。
1938年春調晉東南抗日軍政大學一分校任訓練教育科科長。同年,朱程因張蔭梧公開反共反人民,遂率部反張。八路軍總部改編朱部為華北抗日民軍,聞任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並以抗大一分校帶去的部分軍政骨幹,在部隊重建黨組織。1940年任冀魯豫軍區第一軍分區政治委員兼華北抗日民軍政委,並任冀魯豫軍區黨委委員,領導軍民粉碎日寇多次掃盪,建立沙區抗日根據地。同年8月調八路軍總部,由冀中南下。8月21日拂曉搶渡衛河時,遭日軍汽艇襲擊,不幸犧牲。
徐楚光(1909-1948),又名建豫、祖芳、楚狂、席正,浠水縣華桂人。1926年入黃埔軍校第五期步科班,次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9年任鄂豫皖邊區直屬團連長;秋,受邊區黨組織派遣潛入國民黨軍內部,任蘄水縣自衛隊中隊長。1930年,任羅田縣自衛隊大隊副。1932年打入武漢第四集團軍十八軍和江漢師管區任連長、營長等職。1934年隨李濟深、宣俠父赴廣西南寧爭取桂系反蔣,後任豫西師管區兵役局局長。1937年兼任河南伊川縣第三科科長。 1938年春,打入冀察游擊司令孫殿英部任教育大隊中校教育主任。秋,冀察游擊隊改編為國民黨第五軍,孫殿英軍長委其為該軍後方司令部作戰參謀兼官佐子弟學校校長。1940年初,調至中共北方局黨校學習。不久,通過同鄉九十七軍參謀主任楊自繩的關系潛入該軍,順利完成對朱懷冰部的偵察和反正任務。後調任抗大總校任教官。1942年受八路軍總部秘書處(情報處)派遣,入汪偽首都南京。他通過舊時的朋友、汪偽自衛軍總司令金龍章介紹,拜南京"洪門大亞山"首領朱亞雄為大哥。復以黃埔軍校學生身份廣交軍政朋友,在汪偽中央軍官學校任上校戰術教官。1943年,任偽陸軍部第六科上校科長,掛名為偽軍參贊,兼偽中央政治感化院上校教官。秘密發展偽中將參贊武官洪俠和朱亞雄參加地下情報工作。得以會見軍統南京站少將站長、偽軍委會少將科長周鎬。遂秘密建立蘇北抗日根據地的地下交通運輸線。12月潛入汪偽軍委會政治部情報局,任上校秘書。為取得京滬(今寧滬)鐵路線的行動方便,徐任秘書主任兼督察長,不斷獲得蔣汪內情,並截取蔣汪聯合"剿匪"軍事計劃及江浙日偽聯合"清剿"行動計劃等重要情報。
1944年1月,汪偽創建警衛第三師,他利用偽中央政治訓練班總隊副趙鴻學潛入該師任政訓主任,爭取師長鍾健魂起義。旋在人民地方武裝六合支隊政委魏然策應下,鍾、徐、趙親率三師官兵3000餘人至淮南解放區鍾家集宣布起義,改編為人民解放軍獨立第一軍。鍾任軍長,徐任副政委兼參謀長和第二師政委。
1946年,徐楚光調華中局聯絡部籌組第三工作委員會任主任。後由於三工委遭保密局偵破,徐於1947年4月在長沙組建湘鄂民主聯軍,任政委。9月,他從長沙抵武漢,不久即被捕,交保密局審訊。 1948年3月,敵人以"保密局特種政治問題研究組"第二組少將副組長的頭銜,誘他投降,遭拒絕。1948年10月9日,被保密局秘密殺害於南京,時年 39歲。
蘇哲文(1915-2006),原名蘇有威,1915年8月出生,浠水縣人。1935年考入清華大學電機系。積極參加"一二·九"、"、一二·一六"抗日救亡運動。1936年參加革命工作,1938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46年由中共重慶辦事處派往東北解放區工作。自1950年起,歷任中央燃料工業部計劃司副處長、處長、副司長。 1955年任中央電力工業部計劃司副司長。1958年任水利電力部計劃司副司長、司長。1975年先後任水利電力部規劃設計院副院長、院長。1979年先後任電力工業部黨組成員、副部長,水利電力部總工程師。1985年離休後,擔任國務院技術經濟研究中心顧問,國務院上海經濟區規劃辦公室領導成員,三峽工程論證領導小組成員、三峽工程綜合經濟評價專題論證主持人,長江三峽工程建設委員會專家組副組長。
饒興禮(1925-2000),浠水縣清泉鎮十月村人。1949年6月投身革命,1951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曾被當選為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九、十、十一、十二屆中共中央委員。1966年被華中農業學院聘為客座教授。1993年被評為高級農藝師。
徐復觀(1903-1982)原名秉常,字佛觀,後由熊十力更名為復觀。湖北浠水人。徐復觀在抗戰時期曾師事熊十力,接受熊十力「欲救中國,必須先救學術」的思想,從此下決心去政從學。其為學不喜形而上學的哲學,以為探討中國文化不能離開具體平實的現實世界,著重於歷史時空中展現的具體世界。徐復觀在先秦兩漢思想史研究方面頗有建樹。主張要在中國文化中找出可以和民主銜接的內容,力圖揭示歷史上個人主義與專制政體、道德與政治的對立和沖突。強調對中國封建專制主義與傳統思想文化應加以區分,認為儒家思想在長期專制壓迫下必然會歪曲和變形,說明專制政體壓歪和阻隔了儒家思想的正常發展,卻不能說儒學就是專制的「護符」。認為中國傳統思想始於殷周之際,以人性論為其主幹,而孔、孟、老、庄及宋明理學家的人性論就是中國人性思想的主流。提出一種不同於宗教恐怖絕望意識的「憂患意識」概念,認為正是在這種憂患意識的激發下產生了中國的道德使命感和文化精神,它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
徐復觀對中國傳統作了深入分析,他有一個基本認識,即中國歷朝歷代一直貫穿著體現人文精神的聖人之道,或曰理,與表現為無限制的君主專制的勢的矛盾和沖突,這是「中國歷史的死結」。雖然士大夫始終堅持道尊於勢,但是中國數千年政治社會的嚴酷事實卻是勢遠遠強於道,知識分子在這種道與勢的緊張沖突中,形成了精神上的重負和奴才性格,變成君主專制的工具。他的剖析的最終目的是要論證只有引進民主與科學,才能解開中國歷史的死結。此外,他還特別重視從傳統深處發掘其內在的精神生命力,把中國固有的人文精神轉化為民主和科學。
主要著作有:《中國人性論史》、《兩漢思想史》、《中國思想史論集》、《公孫龍子講疏》、《儒家政治思想與民主自由人權》、《周官成立之時代及其思想性格》、《中國經學史基礎》、《中國藝術精神》、《石濤研究》、《中國文學論集》等。

Ⅱ 「內心湛然,則無往而不樂」是什麼意思

意思就是說一個人內心平靜,無欲無求,自然就會知足常樂

出處:散文集《人生不過如此》

作者:梁實秋先生

《人生不過如此》裡面的一篇文章,內心湛然,則無往而不樂,文中提到西班牙國王拉曼三世,說他在勝利與和平之中統治全國約50年,財富與榮譽,權力與享受,呼之即來,人世間的福祉,從來就不缺乏。在這種境況下,他自己計算,他一生中純粹的真正幸福快樂的日子總共僅有14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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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不過如此》一書,是梁實秋人生經歷和人生感悟的作品集。梁實秋先生從童年、少年、青年、壯年,到晚年,他從北京到西南,再到台灣,輾轉;去過歐洲和美國,跋涉。體驗過酸甜苦辣百味人生,耳聞目睹身經世態萬象。

這是梁實秋先生人生中或大或小或深或淺的履跡,也是這有常無常、有涯無涯人生際遇變遷。 看梁實秋的人生,體會「享受人生而不沉湎,看透人生而不消極」的人生美學,願我們大家也能夠不計較真與偽,得與失,貴與賤,富與貧,好好地快樂度日,並從中發現生活的詩意。

梁實秋散文是現代文學公認的典範,智慧、風趣、有學問和見解,卻不板起面孔,真正做到深入淺出,是文學愛好者不可不讀的經典。《梁實秋作品(珍藏版)》是《雅舍散文》的精選,平凡的題目如《日記》、《胡須》、《信用卡》等。

亦能寫出平凡中的真誠,閃現智慧的語花,親切易讀、既博又雅,一派雍容,樂趣橫生。讀者可在最短的瞬間,如佛家頓悟一般體會到人生處處是學問。《梁實秋作品(珍藏版)》的這些文章跨越了新舊時代,已成為文壇恆星,任何年齡層的讀者讀來都不會格格不入。

Ⅲ 什麼叫新月社

新月社介紹:

新月社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影響較大的一個文學社團,它於1923年成立於北京,是五四以來最大的以探索新詩理論與新詩創作為主的文學社團。該社活動在1927年春遷往上海,1933年結束,主要成員有胡適、徐志摩、聞一多、梁實秋等。

前期他們把《晨報副刊》作為陣地,後期創辦《新月》月刊(1928.3.10),《詩刊》周刊(1931年)。新月社是一個涉及政治、思想、學術、文藝各領域的派別,在思想上和組織上都表現了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特點。

新月社名字的意義:

新月社是徐志摩依據泰戈爾詩集《新月集》而起的,意在以「它那纖弱的一彎分明暗示著,懷抱著未來的圓滿」(徐志摩《新月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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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月派介紹:

新月派是現代新詩史上一個重要的詩歌流派,受泰戈爾《新月集》影響。該詩派大體上以1927年為界分為前後兩個時期。

1、前期自1926年春始,以北京的《晨報副刊·詩鐫》為陣地,主要成員有聞一多、徐志摩、朱湘、饒孟侃、孫大雨等。

2、1927年春,胡適、徐志摩、聞一多、梁實秋等人創辦新月書店,次年又創辦《新月》月刊,"新月派"的主要活動轉移到上海,這是後期新月派。它以《新月》月刊和1930年創刊的《詩刊》季刊為主要陣地,新加入成員有陳夢家、方瑋德、卞之琳等。

Ⅳ 新月社的發展

新月社俱樂部時期,成員復雜,思想殊異,有時候能表現一定的反對封建軍閥的進步傾向,如《晨報·詩鐫》就出過「紀念三·一八專號」;但它從一開始就表現了右翼資產階級的思想政治傾向。他們反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運動,反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社會主義的蘇聯,在《晨報副刊》上曾進行「蘇俄仇友」問題和「黨化教育問題」的討論,發表了反對共產主義革命思想的政治論文。《新月》月刊創辦以後,他們發表文章否定共產主義學說,反對黨領導的工農革命運動,甚至表示「希望國民黨剿共及早成功」,把共產黨和國民黨視為「一丘之貉」(羅隆基《論中國的共產》)。同時,在《新月》雜志上開展關於「人權與約法問題」的討論,批評國民黨的「一黨獨裁,要求取消對言論自由的壓迫。
新月社雖然不是純文藝的團體,其主要活動和影響卻在文藝方面。在文藝思想和文藝運動中,新月社有一個逐漸右轉直至與進步文藝運動相對抗的過程。北京新月社俱樂部的一些成員,如徐志摩開始還表現愛國主義感情和反對封建的民主思想;在五卅運動、女師大風潮、「三·一八」慘案中,徐志摩、陳西瀅等現代評論社成員態度比較復雜,一面有詩作譴責軍閥的罪行,一面發表雜文指責革命群眾運動及其「領袖」,因而引起了以魯迅為代表的進步文藝陣營的批評。1928至1929年,新月社文藝理論家梁實秋,又以資產階級人性論反對文學的階級性,否定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使新月社成為與進步的革命文學陣營相對抗的資產階級文藝的主要代表,因此而受到魯迅、馮乃超等人的批判。
狀況比較復雜。前期,在《晨報·詩鐫》上,聞一多發表了《文藝與愛國──紀念三·一八》、《死水》等文章和詩作,表現了反對封建軍閥的愛國民主精神。《新月》月刊又發表了聞一多的傳記文學《杜甫》、陳楚淮的獨幕劇《葯》等,具有憂國憂民和同情人民疾苦的情懷。然多數文學作品則缺少深厚的社會內容,而更注意藝術技巧和風格的追求。如沈從文、凌叔華的小說,饒孟侃、方令孺、卞之琳等人的詩歌。徐志摩在《新月》月刊發表的《我不知道風是在那一個方向吹》、《秋蟲》、《西窗》,流露出資產階級幻想破滅之後的迷惘心境和恐懼革命風暴的心理。新月社的詩人們努力推行新詩格律化運動,相信「完美的形體是完美的精神唯一的表現」,努力追求詩歌「新格式與新音節的發見」(徐志摩《詩刊弁言》),對於新詩格律化和藝術美的探求有一定積極意義,同時也帶來了唯美主義和形式主義的弊病。新月社於1926年推行「國劇運動」,創辦了北京藝術專科學校戲劇系,並在《晨報副刊》上開辟《劇刊》周刊,匯編了《國劇運動》一書,主張在新文學戲劇運動中借鑒傳統的中國戲劇藝術。

Ⅳ 辯論賽:當代是否需要英雄主義

我認為是需要的。

英雄主義是指人所具有的不甘落後,不願平庸無聞地生活和工作,希望對全世界做出矚目貢獻的一種精神風貌和意志品質。有革命英雄主義和個人英雄主義之分。

按照《辭海》的解釋,就是「主動為完成具有重大意義的任務而表現出來的英勇、頑強和自我犧牲氣概和行為」。英雄主義固然要通過具體的事件和人物來體現,但其價值內核顯然又是具有跨越歷史、穿越時空的永恆魅力。既然我們承認「狼牙山五壯士」在民族危亡時刻表現出來的凜凜大義、不屈鬥志正是英雄主義的典範,那麼其內蘊的精神價值何以又會在我們這個時代突然「脫節」、過時呢?———如果這種邏輯成立,那麼岳飛、文天祥等歷史更為久遠的人物以及他們身上寄寓的英雄主義精神,是否也應該因為「脫節」而遭「刪除」呢?

其實,英雄主義彰顯的崇高價值,除了一般的具體社會意義外,在生命人格的塑造上更值得重視。古羅馬文論家朗吉弩斯在其名著《論崇高》中曾將這種人格培育喻為「偉大心靈的回響」,並認為,如果人一旦失去了這種對偉大心靈的感應、體悟,麻木、冷漠、猥瑣就會接踵而至,人生必然因此陰暗卑下,與「自由」無緣。所以,我們完全可以說,真正的英雄主義精神,永遠都不只是一種過去式的歷史陳跡,不只是少數英豪的個人行為,而是與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命涵養、人格提升息息相關。一句話,只要我們還對自由、尊嚴、高貴的人生價值心存嚮往,英雄的心靈回響就不會斷絕。

Ⅵ 什麼是人性人性的概念

人性的本質就日常用語上有狹義和廣義兩方面:

1、狹義上是指人的本質心理屬性,也就是人之所以為人的那一部分屬性,是人與其它動物相區別的屬性;

2、廣義上是指人普遍所具有的心理屬性,其中包括人與其它動物所共有的那部分心理屬性。

無論是人的本質心理屬性,還是人與動物所共有的屬性,由於它們都是人所共有的心理屬性,那麼這種屬性也就不可能是後天的結果,只能是人類天性,屬於無條件反射。

人性善惡的爭論

所謂人性善惡爭論是人類在行為心理上是以利他為本還是以利已為本的爭論。人本性是利他還是利己這不僅決定了個體個人的處世待人的態度,還決定了領導者特別是國家統治階層在制訂管理方針政策時是以強行管制為主還是以教育引導為主的趨向。正是由於有「人性本惡」的見解,才有戰國時期秦國「商鞅變法」的「法治」;正是由於「人性本善」的見解,才有儒家在西漢後推崇的以道德感化為主的「德治」。

Ⅶ 唯美圖片唯美頭像唯美句子

禱告,一如虔誠的教徒,匍匐在聖殿的燈光里
千萬里牽念,漣漪般跌宕,在歲月的罅隙里沉澱
落葉如織,花香若夢,三秋的歌,一唱到老
有些誓言垂垂老去,有些青春在文字里風雨飄搖,
不變的是記憶里一抹童笑

深夜的雨露,輕盈地撒過,心靈中的每一個角落
悠揚的音符,隨雪花飄渡,怕被冰封住了感悟
沿著那條路,一個人寂寞得想哭
我還在原處,孤單漫步……

當風停住腳步時候,已經輪回了幾個春秋

將心磨成一座石碑 含淚讀風月刻下的符號

唯美又清靜的語句,就是什麼也不留。我因為寫了這句話,
所以,既不唯美,也不清靜。

請你輕輕地仰起頭,迎合太陽的光和熱,讓它凝固你的淚光,迎接新的快樂。

夢在哭泣~其實夢一直在我的心底 沒有隱藏,只是我錯誤的選擇
讓它失去高傲的光環 飛翔的翅膀 而現在的我只能看著我的心
獨自徒勞的說著:對不起......

Ⅷ 納爾齊斯與歌爾德蒙的點評鑒賞

《納爾齊斯與歌爾德蒙》人物塑造上的特點在於作者塑造的不是一個獨立的主人公,而是一對互相不可缺少的截然相反的人。這一雙互相傾慕的朋友大半生不得不各走各的路,直至垂暮之年才在對方身上互相發現了自己、找到了自己多缺乏的東西。歌爾德蒙使納爾齊斯的心受到愛和美的滋潤而不趨於乾涸;納爾齊斯則用神恩的啟示讓歌爾德蒙獲得了精神力量。
納爾齊斯和歌爾德蒙分別代表了人的兩種天性——理性和感性。納爾齊斯的人生是象徵理性的人生,而歌爾德蒙的人生則是象徵感性的人生。對於兩種人生,對於他們兩人的區別,納爾齊斯啟發歌爾德蒙的時候有一段精彩的論述。納爾齊斯對歌爾德蒙說:「象你這一類的人,天生有強烈而敏銳的感官,天生該成為靈感充沛的人,成為幻想家、詩人和愛慕者。比起我們另外的人來,比起我們崇尚靈性的人來,幾乎總要優越一些。你們的出身是母系的。你們生活在充實之中,富於愛和感受的能力。我們這些崇尚靈性的人,看來盡管常常在指導和支配你們其他的人,但生活卻不充實,而是很貧乏的。充實的生活,甜蜜的果汁,愛情的樂園,藝術的美麗國土,統統都屬於你們。你們的故鄉是大地,我們的故鄉是思維。你們的危險是沉溺在感官世界中,我們的危險是窒息在沒有空氣的太空里。你是藝術家,我是思想家。你酣眠在母親的懷抱中,我清醒在沙漠里。照耀著我的是太陽,照耀著你的是月亮和星斗,你的夢中人是少女,我的夢中人是少年男子」。
理性人生和感性人生既是沖突的,也是互補的。完美和諧的人生應該是理性和感性的完美結合。這樣的沖突和互補也體現在納爾齊斯和歌爾德蒙這兩個人物身上。他們時刻感受到對方和自己性情上的迥異和格格不入,但又偏偏是對方的知己,在情感上互相需要,保持了終生的奇特而深厚的感情和友誼。兩人之間奇特復雜的關系,也正是理性人生和感性人生復雜奇特關系的縮影和象徵。一方面,感性的人生需要理性的指導和幫助。正是在納爾齊斯的啟發下,少年時代的歌爾德蒙擺脫了父親強加的籠罩在自己心裡的宗教狂熱迷霧,堅定地走向自己的獵情冒險的浪盪人生;在他走向人生絕境——勾引伯爵夫人而被判絞刑的時候,又是納爾齊斯利用自己的人格和影響挽救了他的性命,把他領回修道院,最終在修道院里完成了不朽的作品,實現了自己的藝術人生,真正找到了自己。另一方面,理性的人生需要感性的滋潤和安慰才不至於乾涸和枯竭。歌爾德蒙對納爾齊斯的意義正是如此。他從歌爾德蒙身上感受到了自己所缺乏的激情,明白了什麼是藝術。
更重要的是,歌爾德蒙讓他經常反省自己的生活,使自己枯燥的經院生活時時受到猛烈的震撼而不致於僵化乾涸。歌爾德蒙的浪盪生涯使他經常自問:「無疑地,從修道院的觀點來看,從理性與道德的觀點來看,他自己的生活是要好一些,正確一些,穩定一些,規矩一些,典範一些;這是一種有條不紊的、兢兢業業的生活比起一個藝術家的生活,一個流浪漢和好色之徒的生活,它要純潔和正當得多。可是,從上面看,從上帝的觀點看,這種獃獃板板的枯燥生活,這種棄絕人世和感官的幸福,這種遠遠地迴避污穢和鮮血,這種向哲學與信仰的逃遁,難道就真比歌爾德蒙的生活來得好么?」。正是這樣的疑問和反省,使他明白:「一個負有崇高使命的人,即使在生活狂熱的混沌中沉溺得很深,渾身糊滿血污塵垢,也不會變得渺小和卑劣,泯滅心中的神性;他即使無數次迷途在深沉的黑暗中,靈魂的聖殿里的神火仍然不會熄滅,他仍然不會喪失創造力。」從歌爾德蒙沾有污點的手裡,他睿智地看到了「在這顆藝術家和誘惑者的心中有十分光明燦爛的東西,並且充滿著神的恩惠。」他對歌爾德蒙說:「你的夢中人是少女,我的夢中人是少年男子 」與夢中人相遇,是他唯一的感官上的快樂。而這夢中人當然就是美少年歌爾德蒙。他不是美少年,他代表的是他失去的另一半天性,另一個無法實現的自己。當歌爾德蒙不再年少,帶著滿身風塵回到他身邊時,他又意味著整個外面的世界,整個人類的完整生活,整個世界繽紛的色彩和芬芳的味道,它們活生生地出現在他的面前,使他停滯多年的血液開始震盪和流淌。
對理性的和感性的兩種人生,哪種更好一些?黑塞並沒有得出結論,並且他也不能得出結論。納爾齊斯與歌爾德蒙,他們的人生各有其歡樂和痛苦,各有其優越和缺陷。「造孽並承擔其可怕的後果」是歌爾德蒙的生活方式,也是最令納爾齊斯嚮往的。歌爾德蒙的快樂在於他一生順從了肉體和心靈的呼喚,納爾齊斯的痛苦則在於他從初始就扼殺了它們,並對這種扼殺懷抱著惋惜之情。納爾齊斯的快樂在於他對世界和自身有一雙智慧的火眼金睛,他的存在方式是 「冷靜旁觀」的,對事物有一種深邃的洞察和預見與分析的能力;歌爾德蒙的痛苦則在於不具備這種預見能力,無法自覺地為生命找到方向,所以他在感到身心分裂的痛苦後,要歷盡艱辛才能找到自己的藝術實現之路。
誠然,在小說的結尾的,納爾齊斯與歌爾德蒙也沒有合二為一。納爾齊斯雖然理解了藝術的真諦,對歌爾德蒙的愛和歌爾德蒙臨終的遺言也在他心裡激起了對於自然母親的熊熊的感情的火焰,但他卻依然不可能成為歌爾德蒙,更不可能走歌爾德蒙走過的人生之路。而歌爾德蒙最終也沒有皈依上帝,臨死的時候都「不相信存在什麼彼岸」,不稀罕 「那種與他同在的和平」。也就是說,他們兩人最後都還是迷惘的,並沒有徹底找到生命的和諧和平安。這也是黑塞當時的迷惘。寫作《納爾齊斯與歌爾德蒙》的時候,正是他的人生和創作從中期到晚期的過度時刻,對自然、社會、人生,他都存在不少思索和迷惘。但對和諧自然的理想人性、理想人生的追求卻是貫穿他的一生的持久不懈的努力。黑塞從很小的時候起就嚮往著遙遠的東方的神秘國度,在文壇上奠定了地位之後,他有了條件和朋友在 1911年赴東方游歷。他游歷了印度、錫蘭、新加坡和蘇門答臘等地,當時中國正值辛亥革命的混亂時期,他未能入境。但他並不遺憾,因為他見到了許多中國人,給他留下了比印度人還深刻的印象。這次亞洲之行促使他進一步努力研究 《道德經》和一系列中國古代著作,為他以後提出 「通向內在之路」奠定了思想基礎。他的 「內在之路」開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大戰期間,他由於反戰而被視為「叛徒」,家庭也因而破裂,他的精神也幾乎瀕於崩潰。經歷了這場社會動盪和家庭不幸之後,他逐漸放棄了一度十分欣賞的尼采超人哲學而徹底轉向於中國古代思想家從事的內心修煉之路,追求人與社會、與自然宇宙的和諧與完美。從那時起,他就在自己的一長串作品中塑造了一個又一個人物,描寫了一條又一條人生的道路,但貫穿始終的思想線索只有一個)) ) 如何尋求理想精神境界,如何成為和諧完美的人。我們可以說,這條線索在《納爾齊斯與歌爾德蒙》里也是始終不變的,依舊在探索人性內在的自然和諧。
老子的人生哲學是以其自然人性論為基礎的,以自然之性作為人的存在的終極依據和價值歸依。人性自然,道本自然的人性本體論,自然無為的人生價值論,這些都是人合目的與人合規律的生存狀態。納爾齊斯愛好學習,是一個理性主義者,善於利用所學到的知識來教化他人;歌爾德蒙是一個感性主義者,內心對於世俗的嚮往使他義無反顧地離開了修道院,到世俗的社會中體驗人世的酸甜苦辣,這些都是他們的自然本性使然。在作品最後,歌爾德蒙又回到修道院中像納爾齊斯一樣潛心學道,這也是由他的自然的性格所決定的。
老子《道德經》具有十分豐富的辯證法思想,全書關於相反相成、對立統一的雙極概念有近八十對之多,老子用此揭示事物存在的普遍規律,也進一步指出事物發展的辯證途徑,即「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通過強調否定來把握事物向相反方面轉化而回歸根本是老子哲學的大智慧之一。這種雙極性也是黑塞思維方法的一個基本特徵,在他的創作中非常明顯,這一點已得到中國黑塞研究者的極大關注。
納爾齊斯與歌爾德蒙代表了人的精神的兩種類型:一個沉溺在強烈的愛欲之中,以固執的官能貼近凡世,即感性主義;另一個則強要脫離塵世,飛向崇高的先人靈境,即理性主義。兩人性情不同,卻成為了好朋友,連歌爾德蒙也感到奇怪。對此,納爾齊斯向歌爾德蒙作過一番詳細的解釋,大意是說:納爾齊斯和歌爾德蒙兩個人的性格同時體現了人的兩種天性—理性與感性;也是人的兩種生活方式:禁慾的和張揚的;還是人的兩種矛盾的極限:那以智性與永恆做伴的人感到生命的乾枯,那經歷豐富多彩的人卻悵惘於生命的速朽。這矛盾的兩極是相互吸引、相輔相成的。原本可以說,人的兩種慾望—擁有至高的永恆和擁有豐饒的生命—永遠都不可能同時達到。然而,黑塞則以象徵的手法寫出了精神與感覺,描繪了藝術家和哲學家如何相互啟發、相互補充。這正如物有兩極,天有日月,人有陰陽一般,雖然二人性格不同,但實際上是一個整體。在他們經歷了大半輩子的分道揚鑣之後,最後卻在各自的對方身上發現了自己,找到了自己的本身的「虛」,即所缺少的東西:歌爾德蒙使納爾齊斯的心受到美的滋潤而不趨於乾涸,納爾齊斯則用神恩的啟示讓歌爾德蒙獲得精神力量。兩種不同的精神和生活通過相互融合和轉化而形成和諧統一的理想形象,從而達到永恆藝術的完美。這也正是作者一直所期盼的「積極」和「沉思」的真正統一。
總之,《納爾齊斯與歌爾德蒙》是一部意蘊豐富深邃的小說,可以從多種角度進行解讀。但意蘊的豐富、主題的多元卻並不會掩蓋一條最基本的線索——從總體上可看,這是一部從哲學層次上探討永恆的人生意義的小說。納爾齊斯與歌爾德蒙的人生、哲學與藝術的人生、反抗與皈依的人生,究竟哪一條是正道?哪一條是歧途?哪一條更有意義?哪一條更具價值?這是沒有答案的,黑塞在小說中也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他雖然更偏重於調和兩種人生,追求和諧和完美,但怎麼調和?怎麼追求?怎麼處理人性兩種矛盾?怎麼處理人在世界面前艱難的道路選擇?這些,黑塞都沒有給出答案。也許就像劉小楓在《拯救與逍遙》中說的那樣:「黑塞筆下的納爾齊斯與歌爾德蒙的爭辯表明,黑塞累了,所以要求進入東方的世界。 黑塞用以解決不可避免的惡的造作的設想是:讓狼心與良心、神與魔、父親的血與母親的血、享樂與受苦這些敵對而混亂地在人身上相互共存的因素統統回到自然母體中去。」即使黑塞真的累了,但他的精神探索、人生意義探索的腳步卻沒有停止。和眾多的探索者一樣,和納爾齊斯與歌爾德蒙一樣,他們可能永遠都不能給出一個明確的人生意義的答案。但他們的追求和探索卻一直沒有停止,他們都在路上,都在不同的朝聖的路上,並且也永遠只能在路上。也許,這正是人類一切精神探索者們的宿命。 黑塞藉助人物之口表達了許多自己的藝術見解。黑塞以象徵手法寫出精神和感覺、藝術家與哲學家如何相互啟發、互相補充。這一對相輔相成的人物融合為一體,完成了黑塞的理想形象,以致後來有些評論家稱賞這部小說為融合了知識和愛情的魅力的浮士德變奏曲」。歌爾德蒙是一位唯美主義者,認為神秘是夢與最高藝術品的共同特色,要把這種神秘變成話語,需要調和生與死、慈善與冷酷、生存與毀滅。歌爾德蒙信奉藝術的永恆性,藝術作品是永存的,百年後還會在靜靜的聖堂里發光,因為那不是血和肉,而是精神。納爾齊斯則信奉哲學和宗教,是亞里士多德和聖托馬斯的學生,一個思想家和禁慾主義者。納爾齊斯的藝術理論基於人必須首先教育自己成為和諧完善的人,才能創造出不朽的作品,因為納爾齊斯眼中的世界並非「由表象所形成」,而是「有概念所構成」的。這兩種藝術觀點都為黑塞所認同,也表現在他的其他作品中,在《納爾齊斯與歌爾德蒙》中最為集中。

Ⅸ 梁實秋的個人生活

1、美滿的婚姻
原配夫人程季淑(1901年——1974年4月30日),祖籍安徽績溪,1927年2月與梁實秋結婚。育有三女一子,長女梁文茜;次女(夭折);長子梁文騏;四女梁文薔。
程季淑出身名門,她的祖父曾官至直隸省大名府知府,父親是家中長子,在北京經營筆墨店。1921年冬,梁實秋與程季淑初次約會。在不長的時間里,他們已深深為對方吸引,北平的一些優雅場所幾乎都印下了兩人的足跡。1923年,梁實秋結束了8年的清華生活,按照學校的要求打點行李准備赴美留學。
1927年2月11日,學成回國的梁實秋與程季淑在北京南河沿歐美同學會舉行了婚禮。
1937年7月28日,北平陷落,梁實秋覺得自己早先的政論很可能招致災禍,而且有朋友暗示他已經上了日軍的「黑名單」,上上之策是逃離北平。可岳母已是年老體衰,不堪奔波之苦。他和程季淑權衡幾日,決定他一人先走,待局勢稍緩,再作打算。1943年春天,程季淑的母親病故,當她和孩子們帶著大堆行李站在梁實秋面前時,程季淑時年43歲,眼角已見皺紋,耳旁已有白發。梁實秋既以一個知識分子的熱忱為國事奔走,又不忘著譯耕耘,眉宇間也露滄桑。
1974年,美國西雅圖,梁實秋和程季淑幸福地安度晚年,然而,4月30日,梁實秋和妻子到市場購物,臨街的一個梯子突然倒下落在程季淑身上。她因傷勢過重,離開人世。老伴的死,對梁實秋是個沉重打擊,他寫下了《槐園夢憶》一書,寄託對亡妻的悼念之情。最新版《槐園夢憶》由天津人民出版社於2013年出版。
2、古稀突發忘年戀
續弦韓菁清(1931-1994),生於1931年10月,父親是一位巨賈,後移居上海。7歲時,她便在上海的兒童歌唱比賽中一舉奪魁,14歲榮登「歌星皇後」寶座,成為上海灘光彩奪目的新星。1949年,韓菁清隨父去了香港。她自編、自演、自唱、自己製片的《我的愛人就是你》使她獲得了金馬獎的優秀演員獎。
71歲的梁實秋在妻子故去半年後應邀來台,於偶然中認識小他28歲的韓菁清。見面第二天,他就按她頭天提供的住址,大清早站在她的樓下向上仰望,進到家門後與她暢談了一個下午。此時她已敏感覺察到他對她的一脈真情,但她想阻止這場愛的滋長,於是當他們再次相晤時,她對他說「我想為你做紅娘。」「我愛紅娘。」
自從相識,梁實秋每天都與韓菁清在一起,或者談文學藝術,或者道國事家常,或者一起吃飯、散步……梁實秋率先向韓菁清表白心意,經歷過愛情的風風雨雨,愛情於她,是個甜蜜且又痛苦的字眼。然而,她已過了滿腦子幻想的年齡,橫亘在她面前的最大障礙,是梁實秋已71歲了。她明白愛是沒有年齡限制的,可他已到了古稀之年,戴著助聽器才能聽到聲音,又患了嚴重的糖尿病……
與她相比,梁實秋一往無前,攻勢甚猛。自相識的第六天開始,像做功課一樣,梁實秋每天一信,當面遞到她手上。面對她的猶豫,他寫道:「不要說懸崖,就是火山口,我們也只好擁抱著跳下去。」梁實秋熾熱的愛情火焰,終於化開了韓菁清所有的理智關隘。那段日子,他一下子年輕了許多,滿面紅光,精神抖擻,喪妻的抑鬱一掃而光。
因為妻子死於非命的索賠訴訟需要處理,1975年1月7日,梁實秋飛回美國。他說:「親親,我的心已經亂了,離愁已開始威脅我,上天不仁,殘酷乃爾!」而獨守閨房的韓菁清則寫道:「秋:你走了,好像全台北的人都跟著你走了,我的家是一個空虛的家,這個城市也好冷落!」
梁韓之戀在梁實秋返美之後,突然成為台灣島的「新聞風暴」。《教授與影星黃昏之戀》……類似的新聞標題在大小報紙上頻頻出現。矛頭首先指向韓菁清。韓小姐年輕美麗,為何允嫁七十多歲老翁?圖名還是圖財?多數文章都認為讓韓菁清這樣一個演藝圈中的人嫁給一個「國寶級」大師,是對梁實秋的褻瀆。而他的一大批已經有相當高社會地位的學生,竟然打著「護師團」的旗號,反對梁韓之戀。
對梁實秋來說,這是一份與生命相關的愛情。他說:「我像是一枝奄奄無生氣的樹干,插在一棵健壯的樹身上,頓時生氣蓬勃地滋生樹葉,說不定還要開花結果。小娃,你給了我新的生命。你知道么?你知道么?……我過去偏愛的色彩是憂郁的,你為我撥雲霧見青天,你使我的眼睛睜開了,看見了人世間的絢爛色彩。」
梁實秋不滿足於紙短情長的情書。他拿出一生辦報紙副刊的本事,給他「最最親愛的小娃」辦了一份《清秋副刊》,把每天讀報得來的時事趣事,抄寫下來專為他的小娃一人閱覽消遣。
1975年3月29日,梁實秋提著一箱書信,飛過太平洋,去台灣締結他們的「宿緣」。婚禮那天,梁實秋竟比新娘子還光彩照人。他的禮服是韓菁清選的,是一身玫瑰色的西裝,配著一條橘黃色的花領帶,胸前插著一束康乃馨,手上戴著韓菁清送他的戒指。梁實秋不拘俗套,自兼司儀,站在大紅喜字前宣布婚禮開始,然後又自讀結婚證書,隨後在賓客們的歡笑聲中,獻上新郎致詞。
晚年梁實秋耳聾加上又犯有糖尿病,身體狀況並不樂觀。她悉心照顧著他的起居,為了給他提供更安穩的環境,趁他飛回美國與女兒小住的空當五年間竟搬家三次。她每晚下廚為他煲湯;她攙扶著他從一條小巷穿行於另一條小巷;他們在家養貓,權當是他們的孩子,共同地愛。
偶爾有爭吵,大多因他誤食有害健康,於是她大吵大鬧,生氣時跑進洗手間,他則在門外唱起那首他們平時常唱的歌《總有一天等到你》,不一會又壓低嗓子裝出悲痛欲絕的音調唱起那首《情人的眼淚》,直到她彎身笑著走出那扇門,直至兩人一起歡快地笑出眼淚———他們愛的細節呈現著大片蔥綠,並非秋黃。 他是中國國家社會黨黨員,否認文學有階級性。早期梁實秋專注於文學批評,曾委婉的斥過冰心散文,堅持將描寫與表達抽象的永恆不變的人性作為文學藝術的文學觀,批評魯迅翻譯外國作品的「硬譯」,不同意魯迅翻譯和主張的蘇俄「文藝政策」,主張「文學無階級」,不主張把文學當作政治的工具,反對思想統一,要求思想自由。這期間和魯迅等左翼作家筆戰不斷。梁實秋曾被魯迅先生斥為「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毛澤東也曾把他定為「為資產階級文學服務的代表人物」。從1927年到1936年,論戰持續了八年之久。1936年10月19日魯迅不幸逝世,對壘式論戰也自然結束。
從文學創作的主體來說,梁實秋認為文學是天才的創造。梁實秋一再說,「一切的文明,都是極少數天才的獨創」,「文藝是少數天才的獨創」,「大多數人就沒有文藝,文藝就不是大多數的」。並且在梁實秋看來,不但創作的主體只能是極少數的天才,就是鑒賞文學也是極少數天才人物的專利,「最高的藝術只能少數人能了解……藝術自有許多的等級,所以藝術的鑒賞亦有很多的等級。」對於一般民眾的文藝要求的滿足,梁實秋給他們安排了說書、唱戲、通俗文學作品等藝術,因為他們的知識只能理解這樣的作品,他們也只對這樣的藝術感興趣,至於偉大的藝術作品,像莎士比亞的戲劇,歌德的《浮士德》,那自然只有偉大的藝術家們才能欣賞、體會。梁實秋看到了不同的藝術主體對藝術有不同的要求,這無疑是正確的。但,梁實秋的錯誤在於誇大了天才等英雄人物的作用,完全忽視了廣大人民群眾在藝術創作和接受中的作用。 梁實秋的人性論批評從人性善惡二元構成、善對惡的適度節制、天才才能洞察絕對真理三方面接受了白璧德的影響,但梁實秋拓展了絕對真理的范疇,強調普遍人性,更偏重實踐理性。
在美國哈佛大學留學時,曾選修美國新古典主義大師白璧德的《十六世紀以後之文藝批評》課程,在文藝思想上深受白璧德的影響,從以前的浪漫傾向和唯美傾向轉到傳統的、古典的傾向,究其原因是由於白璧德的思想為梁實秋反思了中國五四以來的新文學運動提供了理論資源,也由於白璧德的人文主義與中國的傳統儒家思想有相似之處,而梁實秋思想中的傳統觀念比較濃厚,這為梁實秋認同白璧德的人文主義提供了堅實基礎。
梁實秋最基本的觀點就是文學要表現普遍的、永恆的人性。人性論是他思想的核心。他在《文學的紀律》一書中說到:「偉大的文學乃是基於固定的普遍的人性,從人心深處流出來的情思才是好的文學,文學難得的是忠實,——忠於人性;至於與當時的時代潮流發生怎樣的關系,是受時代的影響,還是影響到時代,是與革命理論相合,還是為傳統思想所拘束,滿不相干,對於文學的價值不發生關系。因為人性是測量文學的唯一標准。」在這里梁實秋說明了文學價值之所在。他認為,文學的價值不在於文學是否表現了時代精神、革命理論、傳統思想而在於它是否表現普遍的固定的人性。正是他的這種文學價值觀確定了他的文學目的就是表現普遍固定之人性。正如他在《文學的紀律》一文中說:「文學的目的是在借宇宙自然人生之種種的現象來表示出普遍固定之人性。」
海德格爾認為藝術作品是超驗存在顯露自身的一種獨特方式,藝術與存在的真理原本同一。這些對現當代世界影響深遠的哲學家關於文藝的思想的一個共同點在於:文藝要顯現普遍性,要顯現無限和超越存在的真理,梁實秋所說的文學要表現普遍的人性和他們的理論盡管還存在這樣那樣的差別,但其基本思路與他們是相通的,這就是梁實秋的人性論文學觀的現代意義所在。 梁實秋認為,文學批評不是鑒賞,而是判斷。他說,「判斷有兩層步驟——判與斷,判者乃分辨選擇之功夫,斷者乃等級價值之確定,其判斷的標准乃固定的普遍的。」這個普遍的固定的標準是什麼呢,梁實秋說:「常態的人性與常態的經驗便是文學批評的最後標舉。」接下來,梁實秋分析了批評的目的:「文學批評根本不是事實的歸納,而是倫理的選擇,不是統計的研究,而是價值的否定。」換言之,批評的作用一方面在於對紛繁復雜的藝術作品作價值判斷,指出哪些作品是偉大的,哪些是低劣的;另一方面,批評家還需指出這些作品哪些是符合倫理的,他們又是如何符合的。梁實秋所說的倫理,主要是指儒家的倫理道德,梁實秋一生都是儒家倫理的信奉者,他說,「儒家的倫理,在我看來,大致是不錯的。」而要完成這樣一個艱巨的任務,當然並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做到的,只有文學批評家才能夠做到,因此,梁實秋認為,只有批評家的批評才是批評的正宗,「批評家的意見無論其與民眾的品味是相合或相反,總是那一時代的最精到的意見。」

Ⅹ 文藝復興作品中體現人文主義精神

文藝復興的實質。

一、「義大利文藝復興」一目,教材主要寫了以下兩點:

1.義大利文藝復興的背景和實質。資本主義萌芽最早出現在義大利,這是義大利成為文藝復興發源地的前提條件。14世紀,義大利境內出現手工工場,產生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萌芽,新興資產階級為維護和發展其政治、經濟利益,首先在意識形態領域展開了反封建斗爭。義大利豐厚的文化遺產和眾多人才,也是文藝復興產生的重要條件。14、15世紀的義大利處在西方貿易的中心地位,經濟上呈現出繁榮景象,這為文化的發展提供了有利的物質環境。許多統治者和富商巨賈競相延攬才智之士,使義大利匯集了眾多的博學才子。義大利境內保留許多古代羅馬的建築遺址和古代典籍。拜占廷帝國滅亡後,深通古希臘文化的學者和大量典籍流入義大利,研究和鑒賞古代希臘、羅馬文化,在義大利蔚然成風。人文主義者從古代典籍中發現了肯定現世生活和肯定人的思想,在此基礎上,他們建立了新的思想體系,即人文主義思想。人文主義是資產階級的世界觀,成為文藝復興的指導思想,支配了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學、藝術、哲學和科學的發展。文藝復興是新興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領域里的革命,是一次思想解放運動。

2.文藝復興在義大利興起。14世紀文藝復興發源於義大利,14、15世紀是早期文藝復興時期,16世紀進入它的全盛時期。早期人文主義者利用古代文學藝術中的現實主義成分與中世紀的來世觀念作斗爭。但丁是義大利文藝復興的先驅,《神曲》中雖然還保留著靈魂不滅和來世的觀念,但是作品通過對地獄、煉獄、天堂中人物的描寫,展示了當時社會、政治生活的廣闊畫面,它對教會和封建貴族的譴責,對自由、理性和求知精神的歌頌,帶有鮮明的人文主義色彩,恩格斯稱他為「新時代的最初一位詩人」。但丁的知交喬托在繪畫領域佔有重要的地位。喬托第一個改變中世紀繪畫簡單和呆板的傳統,初步運用透視、素描寫實技巧,創造出具有現實感的人物形象和生動活潑的生活畫面,使繪畫向現實主義邁進一步。喬托成為近代繪畫的奠基者。彼特拉克、薄伽丘是義大利早期文藝復興的傑出代表。彼特拉克孜孜不倦地搜集古代抄本和文獻,最早用人文主義的觀點詮釋和闡述古典著作,被稱為「人文主義之父」。

16世紀,義大利文藝復興進入全盛時期,藝術創作空前繁榮,造型藝術方面的成就尤為突出。達·芬奇、米開朗琪羅和拉斐爾並稱為文藝復興的「美術三傑」。盡管他們的作品風格各異,但都將生活里的現實人物和情景攝入畫面;完善了素描、透視解剖的基礎理論和技法。這時的藝術大師們把人文主義思想和現實主義方法結合起來,提高到空前的高度。主張「強權政治」理論的馬基雅維利的思想,反映了義大利四分五裂的現實和資產階級要求統一的主張。

二、「西歐諸國的文藝復興」一目,教材主要寫了以下幾個問題:

1.文藝復興擴展到西歐諸國。15世紀後期,新航路的發現刺激了西歐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文藝復興運動由義大利擴展到西歐廣大地區。

2.英國的文藝復興運動。新航路開辟以後,世界貿易中心轉到大西洋沿岸,英國成為歐洲資本主義發展最快的國家。這時,人文主義思想流行於英國。英國的文藝復興運動是在英國圈地運動興起的情況下產生、發展起來的。

文藝復興時期英國的戲劇成就具有典型意義。莎士比亞是英國傑出的戲劇家。在留傳下來的他的37個劇本中,包括歷史劇、喜劇和悲劇等多種體裁。在他的創作早期,寫了大量的喜劇和歷史劇。樂觀主義的生活態度、贊美友誼及愛情、主張自由平等、反對封建束縛和神權桎梏等人文主義的人生觀和道德原則是莎翁喜劇創作的主題;譴責暴君和封建貴族、歌頌賢明君主、同情人民,是他的歷史劇的主題思想。莎士比亞後期創作的四大悲劇,代表了其戲劇創作的最高成就。劇中主人公的性格被注入了人文主義的理想,他們的悲劇結局,說明惡勢力的強大和人文主義的軟弱,莎翁用生動的語言塑造了鮮明的舞台形象,廣泛深刻地描寫了當時的英國社會。他的劇作,不僅在歐洲的文壇上享有崇高聲譽,也是人類文化史上的珍品。

3.法國的文藝復興運動。15世紀,法國開始了文藝復興運動。拉伯雷是法國人文主義的傑出代表,他的長篇小說《巨人傳》充分表達了人文主義思想,以誇張的手法塑造理想君主巨人的形象,歌頌「人」的力量。他筆下的三代巨人都是充滿自豪、自信和幸福感的人。他們體格健美,性情豪爽,頭腦聰明,知識豐富,象徵著處在上升時期資產階級的蓬勃樂觀情緒和以自我為中心的階級意識。《巨人傳》通過幽默滑稽的故事大膽地嘲笑了僧侶的無知,激烈抨擊教會的罪惡,成為批判性和諷刺性極強的文學作品。

4.西班牙的文藝復興運動。西班牙專制王權與天主教會相勾結,妨礙了資本主義的發展,文藝復興運動遲至16世紀初才在西班牙蹣跚起步。塞萬提斯是文藝復興時期西班牙傑出的現實主義小說家。他的長篇小說《堂吉訶德》是一部影響深遠的文學名著。作品通過堂吉訶德的游俠史,廣泛展示了西班牙的現實生活;通過堂吉訶德的悲劇,否定了騎士制度、騎士道德以及騎士文學;還尖銳地批評貴族的殘暴專橫、荒淫無恥和虛偽狡詐,歌頌了西班牙人民渴望自由、追求真理、反抗壓迫的崇高品質。這些都體現了人文主義的精神。《堂吉訶德》是世界文學寶庫中的瑰寶。

文藝復興

文藝復興是14~16世紀歐洲新興資產階級的思想、文化運動。其主要中心,最初在義大利,16世紀擴大到西歐其他國家。「文藝復興」的概念在當時已被義大利的人文主義作家和學者所使用。這一名詞源自義大利文「Rinascita」,一般多寫為法文「Renaissance」。中國曾有人直譯為「再生」或「再生運動」,但「文藝復興」的譯法已被普遍接受。當時人們認為,文藝在希臘、羅馬古典時代曾高度繁榮,但在中世紀「黑暗時代」卻衰敗湮沒,直到14世紀以後才獲得「再生」與「復興」。這表明了文藝復興的新文化以古典為師的一面,但它不是單純的古典復興,而是反封建的新文化的創造,它表現在科學、文學和藝術的普遍高漲和創新。

人文主義

人文主義是歐洲文藝復興時期新興資產階級反封建的社會思潮,是文藝復興文化的指導思想。

人文主義這個名詞的英文是Humanism,也譯作人道主義。它起源於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學科」。那時的新興資產階級學者鄙棄以基督教神學為中心的封建文化,熱衷於發掘古希臘羅馬的文化遺產,研究古代的語言、文學、自然科學和哲學。他們認為,這些學科以人和自然為研究對象,是不同於「神學學科」的新學問,是「人文學科」。那些研究人文學科的新文化人士自稱為「人文學者」。「人文學科」一詞的出現,不僅指學術研究方向的改變,還意味著一種以世俗的人為中心,提倡人性或人道主義的新的世界觀代替了宗教神學的舊世界觀,它反映了新興資產階級反對封建制度、發展資本主義的利益和願望。16世紀,人們逐漸認識到「人文學科」一詞的廣泛含義,到了19世紀,歐洲學術界才開始用「人文主義」這個名詞來概括文藝復興時期人文學者的世界觀。

人文主義的核心是資產階級的人性論和人道主義。

人性(humanity)是指人區別於其他動物的特質、基本屬性。人類從哲學上認識自身的特性有很長的歷史,歷史唯物主義總結人類認識的成果,第一次對人性作出了科學的解釋。歷史唯物主義不否認人是自然的存在物,人的肉體組織決定人有吃、喝、性行為等機能和慾望。但是,離開人的社會活動抽象地考察這些機能和慾望,把它們看成人類活動唯一的和終極的目的,則是錯誤的。人是社會的動物,人的某些自然屬性,也不能不帶有社會色彩。歷史唯物主義認為,所謂人性,是指正常的人和其他動物的根本區別,這個區別主要在於社會性的勞動;現實的人性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而變化的。資產階級人性論沒有認識到人性和社會的關系,也不承認人性的歷史演變,只承認一種所謂全人類共有的、永恆的人性,而資本主義制度則是符合於這種人性的永恆的制度。

人道主義是關於人的本質、使命、地位、價值和個性發展等的思潮和理論。它是一個發展變化的哲學范疇。人道思想是隨著人類進入文明時期萌發的,但人道主義作為一種時代的思潮和理論,是在文藝復興時期形成的。文藝復興時期的人道主義是資產階級的人道主義,它沖破了中世紀教會統治下的以神為中心的思想束縛,主張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並支配自然,認為追求快樂是人的天然權利和社會發展的動因。它批判了封建教會視肉慾和世俗生活為罪惡的禁慾主義,肯定了人擁有享受人間一切快樂的權利,從而使征服自然、尋求人生快樂、進行自由創造、爭取個性解放和建立公正社會制度等進步思想得到了廣泛傳播。資產階級人道主義在當時所起的進步作用,使它成為資產階級反對封建教會專制的革命的思想武器。從歐洲文藝復興到18世紀啟蒙運動之前的人道主義者,大多是藝術家、作家、思想家和科學家,他們在各自不同的領域里宣傳資產階級人道主義思想,作出了貢獻。18世紀法國啟蒙思想家的人道主義理論要求現實的一切都要合乎人的理性。在法國大革命中誕生的《人權和公民權宣言》即《人權宣言》,是資產階級人道主義勝利的記錄。

但是,資產階級人道主義有它自身的矛盾,如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的矛盾、個人自由發展與公共社會制度的矛盾等。一些啟蒙思想家考慮了種種解決矛盾的方案,但是他們沒有看到資本主義制度是產生這些矛盾的根源,而他們所主張的人道主義恰恰是維護這種制度的,所以靠資產階級人道主義是不能找到解決矛盾的出路的。從理論上看,資產階級人道主義在考察人時,完全脫離了社會關系,把人只看做自然人,並以此為出發點論證人的追求和嚮往。這就使它陷入抽象的人性論,具有超階級、超時代的假象。然而,這種抽象的人性論所追求的自由、享樂權利和所謂「公正」的社會制度並不抽象,它們以私有制為基礎,以個人主義為核心,鮮明地表現了資產階級的特性。

資產階級人道主義在不同的歷史時期起過不同的作用:文藝復興時期起過十分革命的作用;直到19世紀,它始終是資產階級建立和鞏固資本主義制度的重要思想武器;隨著資本主義社會矛盾的發展和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高漲,它逐漸失去了進步的歷史作用。

根據人文主義、人道主義在不同歷史時期所起的不同作用,為區別起見,在中國,人們習慣上把文藝復興時期的這種思潮稱為人文主義,文藝復興以後的則稱為人道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