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中國古代工商業經濟最發達的朝代是哪個呢
經商，是從奴隸社會開始的。在沒有發明錢幣之前，是以物換物。後來發明了錢幣，錢幣便成了物與物之間溝通的橋梁。最初的錢幣，並不是金屬，更不是紙幣，而是骨貝、海貝、石貝、玉貝等，所謂「城市」，城是統治者居住的地方，政治中心；而市便是商人交易的地方，經濟中心。「市」的高峰，在一幅叫「清明上河圖」的古畫中得到了完美的體現。
到了東周時期，歷史進入春秋戰國時代，通過各諸侯國的互相兼並，形成了春秋五霸、戰國七雄等主要諸侯國，其他小國要麼依附，要麼滅亡。自楚莊王「問鼎」，諸侯國們再不把周王看在眼裡，表面上周王還是共主，事實上中國已分裂成若干個國家，這些個國家除了互相爭戰，也互相通商。
比如齊國的管仲就是最著名的經濟學家，靠與各國通商使齊國國富民強，成為春秋第一霸。從孔子周遊列國，孟子周遊列國，墨子可以到各國止戰，商鞅、李斯、吳起等都為客卿來看，當時的人才流動很頻繁，出國也相當容易。各國的君主也樂於接受「外國人」為其服務。蘇秦可以佩六國相印，對於現代的國家來說簡直就是個奇葩。
B. 中中國哪個朝代建國之初一牛車尾代步工具國哪個朝代
歷史老師回答您
最有名的，並且見諸正史的是西漢開國之初。由於經歷長年戰亂（戰國紛爭、秦國統一戰爭、秦末農民戰爭、楚漢戰爭），民生凋敝，就連皇帝劉邦和大臣出行都以牛車代步。
C. 中國哪個朝代之初,也以牛車為代步工具,原因何在
首先牛車這個東西是夏朝時期商丘人王亥(公元前1854年―公元前1803年)一開始用來運東西的，慢慢的就有人坐了。著名的是西漢初相都是坐牛車。
D. 什麼朝代開始出現大量車馬
中國是最早造車的國家之一，相傳距今約5000年前的黃帝時代就已出現了車。關於中國古代是從何時確切開始使用車子的，至今還是個謎。《左傳》、《墨子》等先秦時期的文獻中，有「奚仲作車」、奚仲曾為夏朝的車正的說法。但是目前尚未發現夏代已使用車子的考古證據。最初的車以圓形木板作為車輪，稱為「輇(quán)」，後來對車輛作出重大改進，從此開始使用帶輻條的空心車輪。
在河南偃師商代早期都城中的道路路面上曾發現車轍，表明當時已經使用了車子。但是，該車轍兩輪之間的距離僅1.2米左右，遠遠窄於商代晚期馬車的2.2-2.4米的輪距。因此，估計它可能不是馬車留下的車轍。古代文獻曾記載商人的祖先王亥「作服牛」，因此，商代早期商人有可能已經使用了牛車，不排除偃師商城發現的車轍是牛車或人力車留下的。迄今為止，在我國境內發現的年代最早的車子實物是河南安陽殷墟出土的商代晚期（距今約3300-3050年前）的馬車，目前已發現數十輛。當時貴族下葬時，通常都有成套車馬及駕人陪葬。這些馬車多被埋葬於貴族的墓葬旁邊，一般一座車馬坑中埋放12輛車。多數馬車上有青銅製作的車馬器，有的車箱內還有兵器和駕馭馬車所用的器具。有的馬車邊還埋有駕車的馭夫。可以看出，商代晚期的馬車主要是用於車戰和貴族的代步工具。商代的車基本都為單轅兩軛，這可以從甲骨文中象形文字「車」的字型得到證實。
西周時期是中國古代禮制發展的重要時期。中國古代的許多制度出現於西周時期。車馬制度也不例外。當時，馬車除了繼續被用於作戰之外，還被作為等級身份的體現物。據周代的禮書記載，從周王到諸侯、卿大夫，依據其身份的不同而在車子的結構、駕馬的數量、車馬器的形制、車子的裝飾等方面有嚴格的區別。在周代的貴族墓葬旁邊，常可發現附葬的車馬，坑內埋放車馬的數量和旁邊貴族墓葬的規模和隨葬品相匹配。迄今所見西周時期的車馬坑埋放車最多的可達十餘輛，去年發掘的湖北棗陽九連墩一號東周墓旁邊的車馬坑中的車子達33輛之多。周代時，已採用油脂作為車軸的潤滑材料。
另外，在春秋戰國時期，諸侯之間戰爭頻繁，而且盛行車戰，動輒就使用數百乘甚至數千乘戰車進行作戰，擁有戰車的數量也成為衡量列國軍事實力的標志之一，因此就有了「百乘之國」、「千乘之國」甚至「萬乘之國」的說法。這一時期，造車技術已非常成熟，《考工記》中就對車輪製造的平正均衡、穩定耐磨提出了具體的要求。戰國晚期，騎兵逐漸取代戰車成為東周列國主要的作戰手段。
秦代時，戰車仍是主要的作戰工具，秦兵馬俑坑就出土駟馬戰車100多輛。同時，車作為日常乘行工具也有了很大的發展。秦統一後，實行「車同軌」制度，車輛製造進入標准化階段。早期的車車廂很小，只能站立乘行，後來車廂逐漸擴大，出現了可坐乘的安車。秦陵出土的二件銅車馬均仿自真實車馬，比例為真車的二分之一。一號車為立乘之前導車，長2.25米，高1.52米。單轅雙軛(è)，套駕四馬。二號車為坐乘之安車，全長3.28米，高1.04米。車廂分前後兩室，前室為駕駛室，後室為乘主坐席。車廂上有橢圓形車蓋。車為單轅雙輪，前駕四匹銅馬。
漢代機動部隊多以騎兵充任，戰車從此消失。同時，普遍乘行車輛結構也有很大變化，單轅車逐漸被兩轅車取代。三國時期，還出現了計里鼓車和指南車這兩種帶有精巧機械裝置的車輛，前者用於記錄行駛里程，後者用於指示行駛方向。在漢代諸侯王的墓葬中，可以看到有車子隨葬。
魏晉時期(220—316)出現了獨輪車這種便捷的車式裝載工具，一直沿用至今。有人甚至認為，史書中記載的諸葛亮(181—234)發明的木牛流馬其實就是一種獨輪車。早期車輛多以馬拉，魏晉南北朝(220—581)時開始流行牛車。牛車速度雖不及馬車，但行駛顛簸小，乘坐相對舒適。
宋代開始，轎子逐漸流行，客觀上抑制了載人車輛的發展。乘轎時，雖前呼後擁，極為風光，但從機械科學角度看，以人力的非輪式機械代替畜力的輪式機械，無疑是技術上的一大退步。中國古代造車技術也因此長期停滯不前，直至近代馬車的結構和用途未再發生大的變化，最終被來自西方的四輪機械動力驅動車輛取代。
E. 中國古代的交通工具有哪些
看什麼朝代。
主要有馬、馬車、牛車、人力轎子、槳船、帆船、木筏等等。
F. 春秋時期的牛車是單轅還是雙轅有倆牛拉一輛車的么
馬車，有單轅雙轅和四轅的。雙轅和四轅馬車是戰場所用，或名官爵者出外乘用的。牛車，只有單轅。
G. 牛拉車是什麼朝代的
牛拉車
此藏品為北魏文物。通體施彩繪，牛頭上帶有籠套，牛車上用黑線勾勒出鳳鳥、網格紋等裝飾圖案，整體造型生動形象，為研究北魏人類生活習性、交通工具提供了有力的參考。現收藏於洛陽龍門博物館。
H. 簡述中國古代車發明史
試論中國牛車、馬車的本土起源
王星光
車是古代重要的交通工具，也曾作為古代戰爭的主要裝備，在人類文明史上產生有很大的影響。車的發明及其牽引動力的利用經過了一個漫長的發展過程，中國在這方面同樣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一、中國的車源自本土
車是最早出現的帶有輪子的陸上交通工具。就目前的考古資料看，在西亞的兩河流域、中東歐地區較早出現了車子。發現於美索不達米亞地區的烏魯克文化泥板上的象形文字——車，距今約有5500年的歷史。在這一地區還發現了描繪在彩陶缽上的雙輪車圖形及粘土製車模型，距今都在5000年左右。而經科學發掘的最早的車的實物遺存，也出現在幼發拉底河的下游地區，在基什王墓等古墓中出土的四輪車，所在的年代都被推定在距今4600年~4500年之間[1]。
與西亞的兩河流域相比，中國發現的古車遺存的年代相對較晚，見於報道的沒有早過夏代時期。因此，早有西方學者主張中國的古車來源於西亞。我國也有學者贊同這種觀點[2]。但這種觀點也遭到了不少中國學者的質疑，他們從中國馬車和西方馬車的形制、系駕方法和馬具組合及形式等方面的區別，論證了中國商代的馬車與西亞的馬車差異之處頗大，應出自不同的車制系統。在兩河流域的邊緣地帶及更外圍的地區，車的出現明顯地晚於兩河流域，而且中國瀕臨的南西伯利亞、蒙古地區車的出現也比我國殷商時期的車要晚。由此作為反駁中國古車「西來說」的理由[3]。但是關於中國牛車、馬車的本土起源的觀點還缺乏較具體深人的論證。
筆者是贊同中國的車源於本土的。為此，還可以從以下方面作進一步地論證。
首先，我國雖然還未發現夏代以前車的遺物，但歷史上卻流傳有許多黃帝時期發明車的傳說，其時代在距今5000多年的仰韶文化末期，這一年代數據恰與西亞出現車的時代大致相當。有關造車的傳說連綿不斷，除了黃帝外，還有伏羲氏、少昊、堯、奚仲、吉光、相土、王亥等，單在車這一個器物上，就集中出現了這么多有名可考的人物，這在世界車的發明史上，都是極為罕見的。這一方面反映了車系我國的獨立發明，古人對此是確信不疑的；另一方面，也恰好反映了車的不斷改進的變化過程。
見於古文獻中有關黃帝造車的記載主要有：
《周易·系辭》：「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這里把用牛和馬牽引的車，歸之於黃帝及堯、舜。《周易·系辭》為孔子所作，這說明孔子也是主張車是由黃帝或在黃帝時代發明的。
《漢書·地理志》：「昔在黃帝作舟車，以濟不通，旁行天下。」史學家班固也是主張黃帝造車的。
《古史考》：「黃帝作車，至少昊始駕牛。」東漢的譙周也贊同黃帝造車。
《藝文類聚》：「黃帝作車，引重致遠，少昊時略加牛，禹時奚仲加馬。」《太平御覽》：「黃帝造車，故號軒轅氏。」這說明唐宋時的文獻中承襲了黃帝造車的觀點。
《宋史·輿服志》：「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蚩尤起大霧，軍士不知所向，帝遂作指南車。」
清代的《古今圖書集成·考工典》則稱：「黃帝有熊氏始見轉篷而制車。」
從以上的古代文獻可知，自先秦到清代，關於黃帝造車的記載不絕於史書。盡管其中也夾雜有奚仲等人造車的記載。如《左傳·定公元年》：「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對此，清代考據家畢沅解釋道：「《左傳》奚仲為車正之官，爾非造車也，《堯典》雲『車服以庸』，則車由來久矣，蓋實始於黃帝。」[4]這說明前人對黃帝造車的傳說是篤信不移的。不過，合理的解釋也許是，黃帝是車的發明者，當時牽引的動力可能是人力。奚仲等人是車的改進者或管理者。從技術演進的角度看，車的發明，應以輪轉器具的製作發展到一定程度為先決條件。我國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中大量出土的石紡輪、陶紡輪，特別是琢制而成的輪型器具，應是車的直接或間接的先驅。黃帝時代大約和仰韶文化時期相當。結合古文獻中有關黃帝造車的記述，在距今大約5000年的黃帝時代出現車，是合乎情理的。這與西亞出現早期車的年代也是接近的。
其次，與車的「西來說」相反，無論是早期車的文獻記載還是考古發現的車的實物遺存，都出現在我國中東部的黃河中下游地區，而不在西部地區，也不在「有可能」傳人中國的北部地區。這與從傳播學的角度論證中國馬車「西來說」的傳播路線形成了截然的對比。
如上所述，古代文獻中記載有黃帝、奚仲造車。當然，也有奚仲之子吉光造車及商的先祖相土、王亥「乘馬服牛」的記載。據文獻記載和歷史傳說，黃帝活動的主要地域在今河南、陝西、山西、河北、山東等地。其中在河南活動的記載和傳說中留下的遺跡更豐富些。《史記·五帝本紀》載：「黃帝為有熊。」西晉司馬彪《續漢書·郡國志》：「河南尹新鄭縣，古有熊國，黃帝之所都。」宋代羅泌《路史》道：「黃帝開國於有熊，今鄭之新鄭。」可見其活動的中心地區在今河南的中部一帶。奚仲，相傳為與夏禹同時的人，居於薛，即今山東省滕州東南；遷於邳，為今山東省微山西北。而商的先公相土及王亥是居於今商丘一帶的。今本《竹書紀年》載，「世子相出居商丘」，「帝相元年戊戌，帝即位，居商」。相土被排在契、昭明之後，為商人的第三代先公。而王亥是商人的第7世先公，也應在商丘一帶活動。這顯然是在遠離西部、北部的中、東部地區的。
由於受到保存條件等方面的限制，目前還未發現夏代以前的車的遺存。在代表夏文化的偃師二里頭遺址發現有車馬器遺物。在二里頭遺址發現的銅鈴，考古學者推斷為馬鈴；而圓形器、圓泡形器、牌飾、海貝等則可能是車馬飾物[5]。最近，考古學者在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宮殿區南側大路的早期路土之間，發現了兩道大體平行的車轍痕，車轍長5米多，向東西延伸，轍溝呈凹槽狀，其內可見下凹而呈現出層狀堆積的路土和灰土，兩轍間的距離約為1米[6]。這是目前我國發現的最早的車的遺跡，它與在偃師二里頭遺址發現的馬鈴、圓形器、圓泡形器、牌飾、海貝等車馬飾物正可相互印證，說明夏代確已開始使用雙輪車。車的遺跡也在偃師商城遺址的東北隅被發現。在該處商文化二期晚段的底層路面靠近城牆的部位，發現兩道東西向順城牆並行的車轍遺跡，已發現車轍長14米，車轍軌距約1. 2米。考古學家由此斷定，這是商代早期的雙輪車子的車轍印痕，是商代早期車在我國使用的見證[7]。這與以前在偃師商城發現的青銅軎可相互驗證。在鄭州商城也發現有用來鑄造車軎的陶范[8]，說明當時車上配件的生產已經批量化。參與偃師商城發掘的考古學者將偃師商城車轍遺跡的年代確定在早商文化的鄭州二里崗時期，如果此說不謬，偃師商城車轍的年代距今約有3500年。而二里頭文化的年代則在距今3900年~3500年之間。將二里頭文化的車轍及車馬器遺物與古代文獻中有關夏代「奚仲為車正」的記載相聯系，可證夏代早已使用了車。夏代車子的考古文獻資料盡管不算很早，但卻與我國臨近國家出土的車的遺存年代相當。在俄羅斯烏拉爾山南部的辛達雪塔發現有5座車馬坑墓，其年代在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600年之間。在前蘇聯謝萬湖墓葬中出土的雙輪馬車的年代為公元前1900年。又在前蘇聯的亞美尼亞的拉夏辛發現15輛車子，年代在公元前1300年左右。有學者主要根據以上材料認為中亞草原的游牧民族在接受了兩河流域與歐洲的「西式馬車」後，將其逐步改進為雙輪馬車，並沿著歐亞草原向東傳播，最後到達中原地區，並由此認為「中國的馬車應當是從西鄰的中亞直接發展過來的」[9]。實際上，若單從年代對比的角度來看，中亞地區車出現的年代與中國夏代車的年代（公元前2046年~公元前1600年）大致相當。也就是說，在中亞地區出現馬車的同時，我國的中原地區也出現和使用了車。這就很難將中亞車傳入中國的過程講清楚。
在安陽殷墟出土的卜辭甲骨和殷代車馬坑，為研究我國早期的車提供了直接的證據。
在甲骨文中，有多種形體的車字。從中可知，殷車已由軸、輪、單轅、衡及雙軛構成。有關兵車作戰、商王乘車狩獵、用車祭祀和馴服駕車之馬的卜辭均較豐富。在屬於武丁時期的殷墟文化一期的甲骨卜辭中，即已發現使用馬車的記錄。如：
「甲午，王往逐兕，小臣載車，馬硪馭王車，子央亦墜。」(《菁》一·一)
「丁卯，王狩敝，（永兄）車馬……在車，畢馬亦……」(《佚》九八O)
自殷墟發掘以來，共發現車馬坑18座，內出殷代車子20輛。經過考古人員的精心清理，使我們對商代晚期車的結構有了較清楚的了解：這些車子可分為用於代步的乘車和作戰用的戰車。車子主要由兩輪、一軸、一轅、一衡構成，在軸和轅之間安置有長方形車輿，車輿後面有可供上下的車門。衡上有的裝飾以銅獸面飾，其兩側各置有軛，用於服馬。駕車的馬多為兩匹，也有的為四匹。在車馬坑中，常發現有數量繁多的青銅車飾和馬飾，十分精美華麗[10]。這些車子的結構已十分復雜，顯示出高超的製造技術。這正說明我國車的歷史悠久，已經走過了一個較長時期的發展階段，到殷代已經達到了較為成熟的程度。
總之，從我國古代文獻和流傳至今的黃帝時代發明車的傳說中，可知我國已有5000多年利用車的歷史。這和兩河流域出現車的時代相差不遠。並且，這些傳說豐富生動，可資稽考，代代相傳。在我國發現早期車的地域又多集中在中原及黃河中下游地區。這些地區與「西來說」者認為的車子可能先傳人我國西北、北方等邊境地區的推測相距甚遠，存在著諸多難以解釋的矛盾和缺環。因此，中國的車應是源於本土的。
二、商人是我國最早掌握牛車、馬車駕御技術的先民
車是引重致遠的交通工具。為了達到引重致遠的目的，就要解決車的動力問題，不然，就很難使車的使用得以推廣。商族是一個善於遷徙的民族。《尚書·盤庚》記載：「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於今五邦。」張衡《西京賦》道：「殷人屢遷，前八後五。」這是說商人常常遷徙不定，在立國之前的先商時期，已遷移了8次，立國之後，又遷都5次。商人又是一個善於經商的民族，經商也要不斷到遠離故土的地方貿易。總之，不管舉族的大規模遷徙，還是到各處經商，都離不開交通工具。不然，整個部族的遷徙，男女老幼，浩浩盪盪，各種物資和生活物品，堆積如山，如果沒有數量可觀的車輛，這樣大規模的遷移，單靠肩扛手提是很難進行的。到遠處去進行商品交換的貿易活動同樣也離不開車輛。而古文獻中有關商人先祖在「乘馬」、「服牛」方面的記載，正與車的製作和改進以及用牲畜挽拉車輛技術的應用有關。
車輛是滿足這些需要的重要條件和工具。為此，商人很早就注意馴服並選擇用來駕車的牲畜。不難想像，剛一開始，駕車的動物應是種類繁多的，因為商人有極高的馴服動物的本領。《呂氏春秋·古樂》：「商人服象，為虐於東夷。」就連龐大的大象也能馴服，可見商人馴養動物技能的高超。實際上，大象也有拖曳重物的能力。萬震《象贊》：「象之為獸，形體特詭。身倍數牛，目不逾稀，鼻為口役，望頭若尾。馴言則跪，素牙玉潔，載籍所美。服重致遠，形如丘徒。」[11]詩中已認識到大象的「服重致遠」功用。除了牛和馬之外，後世記載駕車的動物還有鹿、狗、羊等，這說明選擇適於駕車的動物經過了一個漫長的實踐過程。馴服了牛、馬，並最終將這兩種牲畜確定為最適宜牽引車輛、「負重致遠」的動物，這和車輛的發明一樣，在人類的文明史及交通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古代傳說和文獻記載中多把利用馬和牛駕車的技術歸功於商人的先公相土和王亥。
《世本·作篇》：「相土作乘馬。」
今本《竹書紀年》載：「商侯相土作乘馬，遂遷於商丘。」
《荀子·解蔽》：「乘杜作乘馬，而造父精於御。」唐代楊倞釋道：「《世本》雲：『相土作乘馬。』杜與土同。乘馬，四馬也。四馬駕車，趙(肇)於相土，故日『作乘馬』。以其作乘馬之法，故謂之乘杜。」可見，楊倞認為相土又可稱為乘杜。現在看來，將杜釋為土是很有道理的，但對「乘」字的解釋有些牽強。清代學者王先謙指出：「相、桑，古同聲，故借『桑』為『相』。」而隸書「桑」字和「乘」字「二形相似」，下文又緊接「乘馬」，故楊倞誤桑為乘[12]。由此看來，乘杜並非相土的別名，而是前人訛化造成的，《荀子》提到的發明用馬駕車技術的乘杜應為「桑土」，實際上就是相土。
古人把服牛駕車技術的發明歸之於商族先公王亥。
《世本·作篇》：「胲作服牛。」胲即為亥。
古本《竹書紀年》載：「王亥托於有易、河伯仆牛。」是說王亥將其馴養的牛托寄給有易氏和河國之君。這也說明王亥是馴養牛的高手，並且規模是相當大的，不然不會將馴養、飼養的牛托給兩個部族首領來代管。
《呂氏春秋·勿躬》：「王氷作服牛。」氷字應因與亥形相近而誤，王氷即是王亥。[13]
《山海經·大荒東經》亦說：「王亥托於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殺王亥，取仆牛。」《易經·大壯》和《楚辭·天問》等文獻中都重復記載了這個故事，說明先秦時期王亥牧牛及馴牛駕車的故事仍在廣為流傳。
在商人的心目中，王亥是有著極高地位的先祖，祭祀王亥的牲牛一次竟多達50頭。王國維先生指出，卜辭中對於王亥，「乃祭禮之最隆者」。並且認為，「然則王亥祭典之隆，亦以其為製作之聖人，非徒以其為先祖」[14]。這是說，因為王亥是畜牧業及牛車的創始人，所以受到格外的尊重。
實際上，在王亥之前，還有一位商人的先公曹圉，也與畜牧有關。曹圉是商人始祖契的五世孫，曹即為飼喂牲畜的槽。圉的本義為養馬的圈牢。《左傳》昭公七年：「馬有圉，牛有牧。」杜預注道：「養馬曰圉。」《說文解字》釋圉道：「一曰：圉人，掌馬者。」養馬人稱圉，應與用牢圈養馬有關，曹圉的得名也應當與他從事過養馬的經歷有關，或者說與他以槽牢從事養牲畜的活動有關[15]。曹圉也應該是在畜牧業上作出相當成就的人。
在商族的先祖中，從相土、曹圉到王亥，就有三位與畜牧及「服牛乘馬」有關，這既反映了先商時期畜牧業的興盛和悠久的傳統，也正說明商族的幾代先公在牛車和馬車的駕御利用方面的貢獻決非空穴來風，而是有著史實根據的。對此，《管子·輕重戊》總括道：「殷人之王，立皂牢，服牛馬，以為民利而天下化。」這里的「殷人之王」，應為商湯建國之前的殷先王，指的應是相土、曹圉和王亥。而實際上，他們只是商族的代表，正說明商人應是我國最早掌握和利用駕駛牛車和馬車技術的先民。
上述文獻記載還可以從以下方面加以進一步的論證。
首先，從考古發現的實物遺存看，先商時期出現較發達的畜牧業是可信的。畜牧業是在原始狩獵活動的基礎上形成的。當人們在狩獵時，將捕獲到的健康的、或未受到較大傷害的動物圈養起來，漸漸的使其適應家養的環境，大致經過拘禁馴化、野外放養，最後進人定居放牧三個階段。這樣就逐步形成了早期的畜牧業[16]。在黃河中游的陝西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遺址發現兩座長方形畜圈，長6米~10米，寬1. 8米~2. 6米。周圍有密集的柱洞，說明圍有柵欄以圈養牲畜[17]。在臨潼姜寨新石器時代遺址也發現兩座略呈圓形、直徑約4米的圈欄，圈中還存有20米~30米厚的畜糞堆積，足證屬畜圈無疑[18]。在河南鄭州的大河村仰韶文化遺址中也發現有一處專門飼養牲畜的圈欄，而且，在新石器時代的遺址中也發現有馬和牛的遺骨。如在上面提到的半坡遺址中出土有兩顆馬齒和一節趾骨。在山東歷城城子崖、河南湯陰白營、甘肅永靖馬家灣等相當於龍山文化的遺址中都出土有馬的遺骨。這可以證明，至遲到距今4500年左右的龍山文化時期，在我國北方馬已被普遍馴養[19]。新石器時代遺址中牛的遺骨則發現的更多。在河南新鄭裴李崗、河北武安磁山、山東滕縣北辛等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遺址中發現有不少牛的遺骨，盡管還不能確定是否是家養的牛，但也不能排除家養的可能性。而進人到新石器時代中期的仰韶文化之後，出土的牛的遺骨大量增加，如在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遺址中就出土有牛的牙齒。在山西夏縣東下馮遺址出土有黃牛骨骼，在山東歷城龍山鎮出土了牛骨，在河北邯鄲澗溝也有牛骨出土。另在河南的鄭州大河村、安陽後崗、浙川下王崗等新石器時代遺址中都發現有大量的牛的遺骨[20]。將這些牛骨遺存與上述半坡等地的畜圈遺址結合起來考察，可見牛的馴養已有6000多年的歷史了。商人的先祖契曾協助大禹治水，應是相當於龍山文化晚期的人物。依此而推，相土、王亥活動的年代，應該進入夏代的紀年了。因此，考古發現的新石器時代中晚期的畜牧遺存，進一步說明了先商時期畜牧業興盛的真實可信。
其次，文獻和傳說中商人先祖活動的豫東地區適宜畜牧活動。在人類最早飼養的六種家畜中，牛和馬都屬於大型的以食草為主的牲畜。盡管在新石器時代已經出現了飼養牛馬的牢廄，但飼養牛馬的主要方式應該是放牧。而放牧活動需要開闊的田野或緩坡地帶，以及與之伴生的豐富茂盛的野草。文獻和傳說中商族先人活動的中心地區在今商丘地區。《左傳》襄公九年稱：「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於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這是較早的有關商族先公居商丘的可信材料。《竹書紀年》也載：「商侯相土作乘馬，遂遷於商丘。」美籍華人考古學家張光直教授等學者秉承近代學者王國維、董作賓等人早年的學術推測，將先商時代商人的活動區域界定在商丘一帶，並在此進行了卓有成效的考古工作[21]。可見先商之居商丘說的久遠影響。若將這一見解和商丘地區的生態環境結合起來加以考察，是很有道理的。商丘地區位於黃河和淮河沖積平原，這里地勢平坦，一望無際，河流縱橫，水源充沛，屬暖溫帶大陸性季風氣候，草木豐茂，動物繁多，適宜大規模的放牧牛馬。尤其在先商時期，從事農業的墾殖活動還相對緩慢，當有大量的閑置土地，這里應是發展畜牧業的天然牧場，而且，平坦開闊的土地也是馴服牛馬、練習駕車的好地方。因此，商族的先祖相土、曹圉和王亥才把這里作為發展畜牧業、製造車輛、教人駕御車馬的理想之地。在發展畜牧業的同時，先商的農業也得到迅速的發展。正是由於農業、畜牧業的堅實基礎和長期積累，製造車輛和服牛乘馬技術的發達，商族才得以逐步強大起來，進而「肇牽牛車遠服賈」[22]，促進了商業貿易的興起和發達。
第三，商丘地區史前考古的成果使先商時期的歷史逐漸清晰起來，為商人先祖在商丘的活動提供了證據。在商丘地區進行商代文明來源的探索是從上世紀30年代開始的。民國二十五年 ( 1936年)，當時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李景聃先生到商丘進行考古調查，在永城縣發現了造律台、黑堌堆等遺址，出土有陶器、石器、骨蚌器等遺物，認為遺址的性質屬於龍山文化[23]。之後的重要考古工作是從建國後的七十年代開始的。1976年~1977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商丘地區文物管理委員會先後3次在商丘地區各縣進行考古調查，發現龍山文化遺址17處，殷商文化和周代文化遺址各15處，其他時代遺跡14處。其中以永城王油坊、拓城孟庄、睢縣周龍崗等遺址較為重要。發掘者在永城王油坊遺址報告中指出：「統觀整個文化面貌，可以說豫東商丘地區仍然是河南龍山文化的分布區域。」[24]這種將商丘地區新石器文化認定為龍山文化的看法，是和李景聃先生的意見一致的。龍山文化直接銜接著代表夏文化的二里頭文化，夏族原是和商族同時存在的部族，先商文化也應從龍山文化找到來源。到了1981年考古學者們發表豫東考古綜合報告時，從睢縣周龍崗等遺址文化層的疊壓關系中認識到在龍山文化的上層堆積著殷商文化，並發現商丘的龍山文化與豫西的龍山文化有顯著的區別，應稱為「王油坊類型」。另外，根據僅見於商丘縣塢牆遺址的二里頭文化遺存，推斷商丘地區應是二里頭文化向東分布的邊緣地帶[25]。而孟庄遺址則是商丘地區發現的面積較大的早商文化遺存，碳十四測定的絕對年代為公元前1555±130年、公元前1790±130年、公元前1795±135年，與鄭州二里崗商代遺址下層遺存年代相當[26]。這些發現都為探尋先商文明奠定了基礎。
從1990年開始，以張光直先生和中方領隊率領的中美聯合考古隊開始對商丘地區進行先商和早商文化的考古調查發掘，他們採用先進的手段和方法，開展了對商丘地區全新世時期生態環境的考察和研究。更為重要的是，自1994年以來發掘了商丘縣潘廟、虞城縣馬庄和柘城縣山台寺遺址，出土了從仰韶文化、龍山文化、岳石文化、殷商文化、東周文化直到漢代文化的豐富遺存。其中山台寺的龍山文化遺址對探尋先商文明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在這里發現有五間東西相連的房子。在這排房子南邊約30米處，有一個略呈圓形的祭祀坑，其中埋有9頭整牛和一個鹿頭。對此，張長壽和張光直先生認為：「這個牛坑使山台寺的龍山文化與殷商文明搭上了密切的聯系。《世本·作篇》，『核(亥)作服牛』……殷代先祖與家牛這種密切的關系，是別的朝代的祖先所沒有的。殷商考古的遺址里常有祭牛的遺跡，牛是大牢，一個祭祀坑裡有九條牛，表現祭祀重要與祭祀者的地位非同一般。龍山文化遺址裡面這個發現是沒有先例的，它或許說明龍山文化的一支，與其他地方的龍山文化向岳石文化的發展平行，在豫東發展出來由山台寺可能代表的一支特殊的晚期龍山或岳石文化，它就是殷商文明的前身。」他們還指出：「商丘地區的龍山文化和岳石文化要廣泛深人的研究，它們可能就是早商和先商，也可能是早商和先商的近祖。」[27]他們從整牛祭祀坑，聯想到發明服牛駕車技術的商祖王亥，進而推斷出商丘地區與先商文明的密切聯系。盡管目前的考古材料還有一定的缺環，並且有些學者對商丘地區的史前考古學文化性質還存有疑義。但是，如果把文獻記載和商丘地區的考古成果結合起來考察，兩位張先生的推論應是很有道理的。
三、結語
車是古代主要的交通工具和軍事裝備，也是古代文明的重要標志之一。中國古代有關車的發明的記載源遠流長、豐富多彩。考古學上也提供有較為有力的證據支持。因此，中國的車是起源於本土的。
商人具有善於遷徙和樂於經商的文化傳統。商族的祖先相土、曹圉和王亥都在車的製作及用牛、馬駕車上有重要貢獻。這也同時說明商族是最早掌握牛車、馬車駕御技術並加以推廣的部族。
商丘地區是商族的重要起源地之一，也是探尋先商文明的理想區域。商丘所處的廣袤無垠的黃淮大平原，為牛、馬等牲畜的放牧馴養和人們的駕車訓練提供了得天獨厚的廣闊空間。這里也應是我國馬車和牛車的起源地之一。「服牛」、「乘馬」技術的發達，為商族的迅速崛起及商文明的廣泛傳播創造了重要的條件。
當然，關於中國車是源於本土還是由域外傳入的問題，目前還遠沒有得到解決。即使在以往的持中國牛車和馬車本土起源說的論著中，由於沒有將車的發明及應用與具體的早期人類的社會活動聯系起來，又缺乏對馬(牛)車使用和推廣地域的專門論證，也影響了人們對這一論點可靠性的認識。本文試圖在這些方面有所補闕，指出先商時期商人在牛車及馬車的利用和推廣上做出了突出的貢獻，而商族人活動的遼闊的豫東平原則有可能是最早利用和推廣牛車及馬車的中心區域。當然，這只是為開展這一問題的研究提供了一點新的思路，而問題的最終解決，還有待於考古學上發現更早和更豐富的有關車的遺存。
載《中國農史與環境史研究》
I. 先秦時期，貴族的代步工具是牛車還是其他什麼最好是有史料依據，能標注出處更好。不要僅憑個人主觀臆斷
先秦時期，我國古代交通初具規模。早在3000多年前的商朝，我國古代交通已有所發展。根據甲骨文、金文、出土實物及古籍記載，商朝不僅有了「車馬」、「步輦」和「舟船」等交通工具，而且開始建立「馹〔ri日〕傳」制度。
先秦時期，特別是戰國以前，陸行的最主要的交通工具是車。車是藉助牲畜的力量，利用輪軸的一種代步的交通工具。從車的分類來看，因駕車的牲畜不同，有牛車，又稱"大車"，有馬車，又稱小車；因用途不同，有坐人的乘車，作戰的戰車，有運輸的大車。傳說中，車在中國出現的很早，即黃帝造車，學者多認為不可信。文獻中有"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的記載，①夏代即有管理和製造車的官員，則其時車已出現是無疑的。但目前考古發掘尚無出土實物證實。
商代，甲骨文和彝器銘文中有不少車的象形字。甲骨文中"車"字有多種的寫法，最早的"車"字基本上是依照車的實物臨摹下來的象形文字，有兩輪，中間畫有一個車廂。
以下為史料：
《爾雅。釋宮》雲："路，道也。"即道與路之意相同。
《孟子。盡心下》："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問介然用之而成路；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
《史記·五帝本紀》中記載黃帝時就曾"披山通道，未嘗寧居"。大禹也曾"開九州，通九道。
掌道方誌以詔觀事。掌道方慝以詔辟忌，以知地俗。王巡守，則夾王車。
《易經·系辭》"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來看，則是指牽引重物的車輛。即以牛或馬來拉車。
《尚書·酒誥》中的"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則證明商族人以牛拉車四處經商是很普遍的，即車已是商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
中國，考古發掘中發現最早的馬車見於安陽殷墟、西安老牛坡、滕州前掌大遺址，都屬於商代晚期。在屬於殷墟二期的婦好墓中曾出土兩件銅鑣，鑣是馬具，學者認為這證明當時可能已經使用馬車。1996年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在河南偃師商城城內東北隅發現了商代早期路面泥土上留下的雙輪車轍，軌距約為1．2米，還有牲畜踩踏的蹄印，將中國使用畜力雙輪車的時間提早到商代早期。商代車的形制，從出土實物及復原資料來看，是獨輔(即轅)，車輪的輻條有十八根。車廂的平面是長方形，角部近圓，面積較小，一般寬為1．3米，深為0．8米，可乘二至三人。車廂前窄後寬，從後部上下。這已是一種十分完備的車了。結合車馬坑中大多是一車兩馬，可以認為商代的車是由兩馬駕轅的，四馬駕車的出現是在商代末年。獨轉車是我國古代長期使用的車的基本形制，後世雖有改進，但其基本形制是在商代奠定的。
J. 各個朝代人們出行用的車子的名字
先秦時期用車等級區分嚴格
周王擁有五種豪華專用車
車的原始功能就是一種運輸和代步工具，但在今天卻幾乎成了身份和地位的象徵。其實，在古代更是這樣，「有車族」代表的是貴族。
在先秦時期，最能顯示身份的是「路車」。
騾馬車屬於大型車輛，多用來運輸物資，日常載人用得最多的還是兩輪車和獨輪車。
專門用來載人的兩輪車，叫轎車。這種轎車與現代的燃油轎車是兩回事，輪子比較大，一般用馬、騾、牛來牽引。車身上安置木製或竹製車廂，有的前後開門，有的兩側開門。廂側有窗，用布帷遮擋，上面有蓋，以避風雨。車有兩人座或多人座，因車廂像轎子故名。這種轎車當時是供官員、商旅使用的；在農村，一般在辦紅白事時用其接送賓客。
清代中前期的車與明朝沒有多大的區別，到晚清，變化就大了。隨著火車、汽車、電車等西方現代交通工具的引入，中國普通人出行可選擇的交通工具變得越來越多。